几年前，我（杰西·格林格拉斯，英国作家）花了几个星期泡在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读书。当时我想要怀上一个孩子，也在酝酿一本新书，那时候也没觉得这两者之间能有什么联系。我当时想要写一本关于人们内心世界的书，而且对医学史很感兴趣，比如说生理学家约翰·亨特（John Hunter）、弗洛伊德，以及X光技术的早期历史——不过要把这些念头联系起来，我并没什么头绪。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形成一个想法，述说一个怀孕的女人的故事，而当这个念头最终形成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动笔。写一个关于怀孕的故事——还要让故事连贯，清晰地表达其中诉求、怀孕过程中让人不那么舒服的东西以及分娩过后的迷茫——似乎不大符合常理，尽管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个中原因。

不久后，小说还没动笔，孩子就先来到这个世界上，于是我重新捡起了这个想法。我还处在产后疲惫期，一片茫然，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更能够好好思考，我进入了一片泡沫之中，没太多精力去天马行空，于是作罢了。我只是偶尔在夜晚闲暇的时候，仔细揣摩着文学作品中有关怀孕的文字，然而最终给我的印象和怀孕八竿子打不着——并没有热水和毛巾这样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地板上踱步的男人。想想包法利夫人吧，她的分娩岂止是唐突得搞笑，还是由她丈夫宣布的，她自己仿佛缺席了这个过程：

”一个星期天，六点钟旭日东升的时候，她正在分娩。”

”是个女孩！”查理说。

虽然从根本上说怀孕是女性的行为，但文学作品中只要出现这样的情节，主角总是男人。有时事关信任，比如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中身怀六甲的埃尔米奥娜王后被打入大牢的故事；有时候则干脆没有怀孕这一情节：只有妻子，没有孩子（这时出现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则是绝佳时机）。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怀孕是一种阻碍，削减了原有的自由——在伊迪丝·华顿的《纯真年代》中，纽兰·阿切尔私奔的幻想被妻子怀孕的消息打碎了。然而在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中，怀孕却是一个礼物。凯瑟琳的怀孕让主人公亨利进入了一个和平美满的幻想中（在凯瑟琳难产死去泡沫幻灭以前）。不过我们很少走到这一步。人们总认为生育和婚姻是相伴相随的，所以文学故事往往在结婚殿堂戛然而止，之后就再没什么有趣的东西了，除非同时这也是另一个故事的结局：简·爱坚守在爱德华·罗彻斯特身边，通过他的一只眼睛复明的细节，我们知道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

确实，近年也有一些讲述怀孕的著作，比如雷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麦琪·纳尔逊（Maggie Nelson）和丽芙卡·戈臣（Rivka Galchen）的书。戈臣的《小孕妇》（Little Labours）通过一系列零散的片段，将这一脱节的时期拼凑起来，讲述了女性身份向母亲转化的过程。虽然这些故事是回忆录，但这种形式是我们个体之外超凡经历的存留。我想这就是关键所在：我们认为女性的身体是十分奇怪的，它们是神秘的他者，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运转着。我们怎么可能从这么陌生的东西里学到什么呢？

最近我读了《阿尔戈英雄》（The Argonauts），这本书记录了纳尔逊自己的怀孕经历，读完这本书时，我的小说已经印刷出版了，这时我在想，也许该说的她在这本书里已经写过了，不过已经太晚了。她这部作品非同寻常，但转念一想，纳尔逊用怀孕来检验其他的东西，难道在所有文学作品中，这就是一个怀孕的身体唯一的地位吗？在纳尔逊的书中，怀孕这件事折射了酷儿家庭的经营和爱。这就是文学带给我们的：让我们有机会将某一段特殊的经历和普世的东西连接起来。我从书中得到了几乎所有对世界和对自己的理解，而这是件有趣的事，是我热爱的事。但结果是，之前我都是从男人身上学来这些的。欲望、失望、恐惧和野心——都包裹在男性的身体中。作为一位女性个体，我感觉自己有些乏味，难以言表。

女性的身体可以有很多重意味，可能是镜子，是负担，或是奖励，但它们总是处在外界目光的注视下。女性独一无二的怀孕经历依然是反常的，无法穿透难以洞彻的，就像是没什么重要含义的水泡。怀孕只会在这个世界一半的人身上发生，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从它身上了解到何为”人”呢？这也是写一本关于怀孕的小说超乎寻常的地方：女性的身体这时候不仅要代表自己，还包含着其他的东西，怀孕不是纯粹局限于女性个体的事情。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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