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别人听说我（指本文作者Lara Feigel，伦敦国王学院学者、作家、评论家）要写一本关于多丽丝·莱辛和自由的书时，他们的反应都大同小异。“她不是那个抛下小孩不管的人吗？”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无论她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追求自由，都不值得为其付出如此之高的代价：她不再是一个具有伟大母性的女人了，她变成了一个怪物。当我说到，莱辛与我在某些方面颇有共通之处，我将以这些相同点做引子、把整本书写成回忆录的形式时，人们的反应就更激烈了。而当我替她澄清，强调她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说明她就是一个毫无母性的冷血动物时，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冷血动物”的大帽子仿佛不由自主地也扣到了我自己的头上。

这些问题实在太过令人头疼，因此我决定写下这本回忆录，在书中以我个人的视角，探索莱辛为了追求社会自由、性自由、政治自由和心理自由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书的开头写到了数年前的一个夏天，那个夏天我收到了好多封婚礼请柬，穿梭应酬于各个婚礼现场的间隙，我时而忙里偷闲，品读莱辛的代表作《金色笔记》。这本书是她1962年的作品，她在书中塑造了一个准备牺牲幸福、换取身心解放的“自由女性”形象，并探索了这个角色在经历了各种困难后所发生的心理变化。

“我只对提升自己有兴趣，”安娜·伍尔夫（《金色笔记》的主人公）在小说中宣称，“我只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越充实越好。”那个夏天，我不禁为我们这一代感到担忧，因为大家似乎已经不再拥有伍尔夫和莱辛的那种对生活的热情。在我参加的婚礼上，一对新人喜结连理，往后他们会生下几个可爱的孩子，然后幸福地白头到老，这仿佛成了人们心中早已默认之事。婚礼之后，这对新人也就跟过去的生活彻底挥手告别了。成家后，工作变成了一种赚钱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给家人提供更美好的生活，而夫妻之间的爱意也仅剩下每通电话末尾的那句“爱你”。我一向不爱参加婚礼，原因之一就是，我会在脑海中预见他们不久后变得死气沉沉的生活，这令我感到格外禁锢和压抑，我不愿过这样的生活，因此，我急需充实自己的生活，为此我不惜任何代价。

莱辛在追求全新、自由的生活的过程中固而失去了很多，但也收获颇丰。在探索她的人生的同时，我也回顾了自己在婚姻和母子关系中的经历。我认为，家庭生活与母爱延伸出的羁绊虽让人感到禁锢，却也能带来温暖和快乐，在这一点上，我与莱辛的态度不谋而合。儿子6个月后——他现在已经6岁了——我会定期让我丈夫独自照料他，好让我去别的地方进行创作。有人因此批评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但我每次远行最多也不过一周罢了。若是把这一切的时代背景置换到20世纪40年代的南罗德西亚（津巴布韦旧称，多丽丝·莱辛早年生活于此），一切就会变得大不一样。在那个时代，为人妻者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早上和傍晚为丈夫准备好咖啡饮料——之外，便再无其他寄托。莱辛的生活就是如此，年轻时的她终日忧虑重重，担心可能永远无法真正做自己，无法过上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

于是，明智的莱辛在23岁时离开了3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在离家仅有几条街的地方开启了新生活。她加入英国了共产党，并深信自己能为两个孩子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她渴望创作，但她早已发现，若是一直跟古板的丈夫一起生活，她的梦想一辈子都不可能实现。

十年后，莱辛发表了作品《良缘》（A Proper Marriage），书中有一段主人公玛莎与女儿道别的情节：她把女孩抱到腿上，她心里清楚，自己也许是最后一次这么做了，她感觉这个三岁大的小人儿似乎是全世界唯一懂得她的人。过了几秒，她把这个“精力充沛、活泼可爱的小东西”紧紧抱在怀里，轻轻在她耳畔低语：“你会得到自由的，卡若琳，我会来帮你解除束缚。”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书中玛莎的那番话看起来一点儿也说不通。但玛莎离开之前那令人心酸的片段很好地诠释了她深沉的母爱。玛莎本想在孩子出生之后就马上离家开始新生活，她厌恶那条把自己和女儿联系起来的“隐形脐带”，她担心自己“一无是处，连女人最基础的价值——做一个合格的母亲——都无法实现”。

但她后来接受了现实。“给这个小婴儿洗澡真是件幸福的事，”她说，“看她穿上小裙子多漂亮，她那粉红的小脚丫坚定地踏在地上，努力保持平衡的样子真是太可爱了。”孩子慢慢长大，二人之间的互动也多了起来，她对这小家伙的爱一天比一天多，内心却因自己无法控制的母爱而感到愈加痛苦。在一次愉快的“食物大战”后，玛莎感觉“孩子已经占据了她心底最火热、最柔软的一部分”，“自己本不该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

“我爱她吗？”玛莎问自己，她的内心时常这样充满矛盾。当她询问自己、深入分析自己的母爱时，爱意便消失了，心中只剩下作为母亲的责任。但过了一会儿，她看到卡若琳转向她，露出“暖意融融、充满信任的微笑”时，玛莎的心便又“彻底融化了”。虽然许多时候，爱容易转变成过度的保护欲，这样的保护欲可能会让卡若琳不舒服，甚至日后因此厌恶自己的妈妈，“但卡若琳和玛莎互相厌烦、互相憎恶的说法，的确是无稽之谈”。

玛莎的这种心态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母性的矛盾”。莱辛离开自己的孩子没多久，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威尼康特（Donald Winnicott）就在其1947年发表的论文《反移情中的恨》（Hate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中提到：“然而，母亲从一开始就是恨她的孩子的。”孩子对母亲为自己所作出的牺牲一无所知——“尤其是他们无法体谅她的恨意”，这让母亲很是恼火。她的恨意与她毫无保留的母爱是一体的，这种恨意仿佛是在考验母亲，看她是否足够爱她的孩子。她必须把恨意压在心底，好让自己不做出什么对孩子不利的事情来，母亲之所以能够忍受，正是出自她对孩子深深的爱。

在20世纪40年代，威尼康特对亲子关系的这一观点可谓独树一帜。虽然莱辛为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好妈妈的责任而感到无比自责，但其实早在之前，这种“母性的矛盾”已经在其他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了。在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就时常感受到这种矛盾：她在众人眼中是一位温柔的好妈妈，但她也会在孩子都上床睡觉之后感到松一口气，她也需要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这时她用不着顾忌任何人，她可以独处，可以处于自然状态。这正是现在她常常感到需要的——思考；哦，甚至连思考也不要。只要静默；独自一人”（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在D·H·劳伦斯的作品《儿子与情人》中，莫雷尔夫人是一位深爱儿子、同时也对儿子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在孩子出生前，她忧心忡忡，视这个未出生的孩子为“洪水猛兽”。孩子刚出生时，她连孩子对她的凝视都受不了——“那就像给我的心上加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这本书还有一个片段可能有意无意也对莱辛产生了影响：莫雷尔夫人有时候心烦意乱，感觉“连接自己和孩子那副小小身体的脐带好像还没断开似的”。她感觉到自己其实本能地、热切地爱着自己的孩子，她当即决定，自己以后要对孩子倾注所有的爱，以弥补当初自己对他的排斥与嫌弃。

一直到20世纪60-70年代，这种“母性的矛盾”理论才被大众所接受。“在我所经历的所有痛苦中，最难受的当数我的孩子带给我的，”美国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在《女人所生》中写道：“这是母性的矛盾所带来的痛苦：苦涩的怨恨、神经的紧绷与喜悦、满足、温情等情绪不断交替，周而复始……我爱他们，但我的爱越深，我的痛苦就越深。”

里奇在她的作品中完美诠释了这种喜悦与痛苦、满足与沮丧交织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是“父系社会”的产物，在男权社会的主导下，女性在所谓的标准下被分门别类，她们被分为好女人与坏女人、能生育的和不能生育的等等，当了母亲的女人所受到的要求和期望更是高得可怕。我认为这一点解释起来很简单——莫雷尔夫人和玛莎感受到的那条“隐形脐带”，并不仅仅是某个时代的产物。但不可否认的是，自古以来，人们对母亲和父亲的要求、标准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抛妻弃子的父亲——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英国画家）、约翰·罗德克（John Rodker，英国现代诗人及出版商）和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英国画家）——并没有被视为洪水猛兽，亦或是成为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原型，他们自己也没表现得多么自责。

在《良缘》出版发行六年后，约翰·厄普代克于1960年出版了小说《兔子，快跑》，书中描写了一个抛妻弃子的父亲，这与上文提到的诸多情节的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离家后，这位父亲却没有因为扔下小孩不管而受到那么多的指责。他偶尔会想念“孩子和他刺耳的需求”，但总的来说，他对自己现在“感受到了自由，感到四周都充满了清新的空气”这一点更加满足。他的这种行为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但由于书中对其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大灾难花费了更多笔墨，所以他在父亲责任上的缺失并不是全书的描写重点。他为了追求自我，抛弃了自己作为社会人应该扮演的角色，抛弃了自己的家庭，从而最后整个人变得支离破碎。

到了20世纪70年代，女性不必再遮遮掩掩，大可公开地谈论这种矛盾心理了。“母性当中唯一出于本能、源远流长的大概只有这种矛盾心理了，”简·拉泽尔（Jane Lazarre）在她1976年的作品《母亲结》（The Mother Knot）中写道。莱辛若是被主张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者视作榜样，那么其中肯定有一点是因为，她敢于把自己作为母亲的矛盾心理表述出来。以性别平等的角度来看，在当今社会，女性和男性都应该与自己的孩子建立起良性的亲子关系，不应再有“脐带似乎还没剪断”这样的烦恼。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由此产生的矛盾心理则必须摆上台面讨论了。

我在翻阅21世纪的材料时发现，在当今时代，人们对这种“母性矛盾”的讨论和认知度竟比40年前更低了，这让我很苦恼。2001年，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出版了《一生的工作》（A Life's Work）一书，里面描述了她本人在刚当妈妈时的心神不宁的矛盾心理。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中，读者既能看到作者对孩子的爱，也能看到这份爱背后的恐惧心理。在初为人母的探索过程中，卡斯克感觉自己“既是一个孩子，又是一个母亲”，“既变得更加善良，又变得更加可怕了”——她之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她写道，在分娩过程中，女人对生命之意义的理解，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另一个生命在她的体内生长，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会以她为主导。当她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她了；而当孩子们离开她的时候，她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她了；因此，看着孩子离去就跟迎接孩子的新生一样困难。”

卡斯克文字中所表达的情绪比莱辛和里奇的要平和得多。但在她的书出版之后，她还是受到了媒体的中伤和贬低。为什么会这样呢？一部分是因为，由于人们观念的改变，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在英国育儿交流社区论坛Mumsnet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如今都认为，孩子的需求应该摆在第一位，父母位列其次。另一个原因是当今社会男性角色的转变。当代男性在家庭中时而会肩负起换尿布、喂奶粉等照顾孩子的责任，人们由此认为女性不应再被“母性矛盾”的情绪所困扰。我们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所谓的平等分担家务的情况下，若是再抱怨自己的小情绪，的确会显得“无理取闹”。

除此之外，现如今，我们有了试管婴儿技术，许多女性即使承受身体上的痛苦、花费不菲的金钱也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这种现象的出现一般是因为，与莱辛的时代相比，现代女性的生育年龄普遍推迟了。对于这些母亲来说，从她们的立场出发，她们很难再去抱怨自己的矛盾情绪，在他人眼中，她们除了感谢生命的奇迹之外，其他什么情绪都不该有。卡斯克在回顾一本与试管婴儿有关的回忆录时，就曾控诉过，那些被诊断不孕的女性都认为“母性的矛盾已然成了一种奇异的奢侈”，这意味着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把当代社会好不容易有所提高的母亲地位又拉下去了”。

我也是这些母亲中的一员。我有一个四个月大的女儿，在怀上她之前，我曾经用了三年时间尝试受孕，最后是通过试管受精技术成功的。她出生后，我时常一边照顾她，一边写稿。她是个很爱笑很好带的宝宝，而我是个很开心很随和的妈。有了她的陪伴，我的每个早晨都变得很幸福，妈妈、宝宝、书本、电脑与床一起，构成了一幅和谐得不能再和谐的画面。但每当“母性矛盾”的情绪涌上我的心头，她甜甜的笑容却成了我写作的最大阻碍。我巴不得她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这样我就能问问保育员，看能不能现在就把她送到幼儿园去。要知道，单单是为了喂她，我的写作就已经中断好几次了。我认为，偶尔几次把母乳喂养换成喝奶粉也无伤大雅，但显然她与我意见相左。

这一切实在是太荒谬了，但又是确实存在的。现在的我正处于莱辛和卡斯克笔下所描述的“初为人母”的阶段，我为这个生命的奇迹心存感激，那种矛盾的心理实际上已经极少出现了。我知道，初为人母的阶段其实很短，转瞬即逝，因此我在半夜起来哺乳时不再抱怨。我知道，自己六个月之后就要结束产假、回去工作，因此我格外享受这段清闲的时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那种矛盾心理捧到了“奇异的奢侈”的高度。我知道这个阶段很快会结束，我也知道这几个月来的各种亲密接触给我带来的快乐，很快就会一去不复返，这个小婴儿很快会开始学走路、学说话，从早到晚没完没了，到时我也许会厌烦，会再一次萌生追求自由的想法。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几个小时里，她不在我身边，我告诉自己，所谓“母性的矛盾”不过是快乐、爱、厌烦和愤怒的结合体，而且承认自己的确有这种心态，并不代表承认自己不会爱。

当我开始阅读和写作有关莱辛和母性的文章时，我发现自己需要在离开儿子去远行的那段时间里完全享受自我，享受独处的时光。每次我都会以截稿日期快到了为由，去外面进行几天的创作，但这个理由其实禁不起推敲。许多女人都能在照料孩子的间隙完成写作任务。但我认为，这几次远行还具有存在主义上的意义，我相信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只有在那些日子里，我才能找回那个以前的自己，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己，写作的灵感才会源源不断。为了达到这种创作状态，我的孩子得离开我的视线范围，让我不要想起他而分心。

近日，杰夫·代尔（Geoff Dyer，英国作家）表示，那些宣称自己必须牺牲家庭才能实现更好的创作的作家是不对的，他说：“写作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跟其他工作没什么区别，只是为了赚钱罢了。”他的话有几分道理，但他忽略了几个重要因素：一是作家在创作时有时的确是需要“唯我独尊”的，二是存在对婚姻不忠的作家；在跟你爱的人互动交流时，你会发现自己总是从外部观察他们和自己。有的作家，比如说莱辛，她之前的人生死气沉沉，感觉自己失去了作家最基本的观察的能力。

从怀孕开始，一直到近几个月，我感受到了初为人母的喜悦，也一直在思考莱辛的所作所为，并想办法对其作出评价。她所做的一切并不容易为大众所理解，尽管她自己已经承认，虽然她有时候能短暂地抛下烦恼，但她的后半生都会在愧疚中度过，这是她付出的代价。《良缘》中的情节让我们感受到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复杂情绪，甚至比她在自传中描述得还要丰富得多。

卡斯克的回忆录出版几年之后，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在她2006年的小说《失踪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中，震撼地描写了一位母亲抛弃女儿的场景，这部作品并没有因为其抛家弃子的残忍情节而受到过多苛责，大概是因为小说中没有平白叙述“母性矛盾”的含义，而是把它通过富有张力的情节直接表现了出来。书中，勒达是一个没有感受过母爱的女人，她在自己的两个女儿还很小时就抛弃了她们。后来，她人到中年，在海滩偶遇了一位名叫妮娜的年轻母亲，她向其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时候你为了活命，只能远远逃离。”她太爱她的两个女儿了，以至于她认为“对她们的爱会让我变得不像我自己”。但她当时抛弃女儿之举其实只是一时糊涂。没过多久，她回到原地，意识到自己没了她们反而变得“更加没用和绝望了”。现在，她偷走了妮娜女儿的布娃娃，这个布娃娃代表着她心中的一个梦，在梦中，她自己、她的妈妈、她的女儿和那个布娃娃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心中百感交集：既有儿时担心自己被抛弃的情绪，又害怕自己会再次抛弃女儿。“我不是一个天生的母亲。”她说。这句话若是写在回忆录中，倒是可能拥有特殊的政治意义，而她却一无所知。

想到莱辛，我发现“自由”这个词的分量变得越来越轻，尤其是在谈论母性的时候。实际上，莱辛在相夫教子时所拥有的自由，与后来自己生活时拥有的自由一样多；她在离开他们的时候受到的约束，与后来有了第三个孩子之后受到的约束一样多。我还发现，莱辛、费兰特和卡斯克三人反抗的不只是家庭生活，还有所谓的母性。她们反抗的，是在文化中被高估的那种家庭成员间并不亲密的家庭模式，无论是在莱辛生活的20世纪中叶，还是在费兰特和卡斯克生活的21世纪，都是如此。也许她们面临的窘境，与厄普代克在《兔子，快跑》中描写的内容大同小异。当然，莱辛的第三个孩子自幼便由她独自抚养，这大概也算是她反抗中产阶级传统家庭模式的一部分吧。

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莱辛把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心理变化都详细地写了出来。在阅读上个世纪的文学作品时，我一直牢记，莱辛和我们一样，都会带有一个时代的历史片面性，每一代人都会如此。所以，至于莱辛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母亲，我们不便随意评判。重点是，她作为一名作家是成功的，她成功地描写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压抑和解放的两段亲子关系。她的作品让她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同时也让她伤痕累累。而只有在写作中，她才找到了真正的自由。

（翻译：黄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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