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一触即发。自从中国四十年前重返国际经济舞台，这样的场景虽然经常出现，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而这一次却很有可能不同。

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或者是政策官员来说，眼前的美国贸易政策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在1930年，胡佛政府曾经一次性提高了大约2000种进口商品的关税。但今天毕竟不是1930年，全球贸易在GDP总量中的比重已经比当时翻了三倍有余，贸易政策的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特朗普的贸易倒车，开进了许多全球化设计者们无法想象的“未知领域”。

比如，2017年8月，美国政府启动针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贸易调查（301调查），以调查“中国的知识产权及技术转移政策是否对美国企业构成歧视或者损害”；2018年3月，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232调查）宣布对钢铁和铝产品征收分别为25%和10%的进口税。中国虽然在美国钢铁进口来源中排在十名之外，铝也只排在第三，但很有可能因为不符合豁免条件，而成为最后为数不多受到实际冲击的国家之一。

除了明显针对中国之外，这两个“特朗普特色”的贸易行动还有如下特别之处：一方面，不同于以往的“企业告状，政府调查，总统决定”的贸易政策流程，这一轮贸易风暴中的很多案例并没有“原告”，而往往由商务部或者是贸易代表在白宫授意之下“自己投诉，自己调查，自己建议，最后再（白宫）自己决定”，基本上就是一个“打哪儿指哪儿”的闭环。

另一方面，这两个调查的主题都超出贸易的一般经济定义，进而扩展到一些概念模糊、难以量化的领域。比如知识产权301调查，由于其“自说自话”的调查程序，最后几乎一定会得出美国商业利益受损的结论。其中的悬念更多在于对于损害价值的估算，因为这会直接影响美国最后采取何种报复手段。美国知识产权委员会2017年的评估认为美国的全部知识产权损失超过2250亿美元，最高可能达到6000亿美元，美国政府在最后结论中的自由裁量空间会非常大。

与此类似，232调查中美国商务部报告列举“关键基础设施需要钢铁”以支持其结论，不难看出“国家安全”已经成为了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口袋理由（以此类推几乎所有的建筑材料都可以关乎国家安全，这无疑是荒谬的）。这一类调查因为主题定义宽泛，必然导致最后结论弹性极大。

有不少乐观的看法认为中美贸易战的风险被夸大了。当然，这不是中美第一次严重的贸易摩擦。上世纪90年代，美国朝野每年都要对是否继续给与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激烈辩论，过程往往惊心动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也不是完全顺风顺水。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非常不同。

首先，美国当前正在逐渐放弃WTO的争端解决渠道，而转而更多地采取单边行动。中美在WTO诉讼中一向互有胜负，多边组织的制度设计也起到了管控分歧的作用。但一旦美国转向单边模式，中国也必然会采取针对报复措施。这种“单挑”的模式缺少外部规则和程序的制约，升级蔓延的可能性非常大。

更重要的是，美国当前的贸易政策目标已经部分从过去的“迫使对方谈判”转为“树立惩戒榜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经公开宣称贸易行动的目的之一是要造成“心理效果”，即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会对所谓不公平的贸易采取报复。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必然成为最大打击目标。去年年底以来，虽然中国已经释放了一些善意，比如大幅调低了包括婴儿奶粉和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在内的一系列进口商品的关税，并单方面宣布了开放金融市场的措施，但可能为时已晚。今天不光是特朗普政府，即使是在美国许多主流建制派官员和学者当中，对过去十多年的中美贸易谈判表示失望并且失去耐心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因此，中国当前管控危机的努力可能不足以阻止华盛顿发动贸易战。

此外，也有论者认为特朗普前后多变的行事风格可能让他最后时刻回心转意。虽然特朗普本人的投机风格的确给这场贸易战的未来走向增添了变数，但首先不能排除他进一步升级贸易战的可能性，第二在贸易这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上，他手下团队的意见非常重要。比较典型的是现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他曾经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内参与制定贸易政策。而里根贸易政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迫使日本在包括钢铁和汽车在内的出口产品上实行“自愿出口限额”（VER）,实质上就是变相提高关税。

莱特希泽最近曾公开表示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错误”，算的上是贸易鹰派中的领军人物。3月8日特朗普在钢铁和铝关税宣布仪式上提到的不少豁免关税条件都指向“自愿出口限额”。这个设计很有可能是出自莱特希泽之手，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他在当前美国贸易政策中的影响力。和特朗普不同，莱特希泽不是政坛新手，有足够的能量推动政策实施，特别是在强烈反对当前贸易政策的前白宫经济顾问科恩(Gary Cohn)辞职之后，已经没有人能够制衡包括莱特希泽，商务部长罗斯以及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了。这些人对特朗普的决策有极大的影响。

以上三点决定了中美贸易战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而这场风暴将从贸易开始，却不一定在贸易问题上止步，极有可能蔓延到双边投资领域。中国常年贸易顺差后果之一就是中国积攒了世界第一的巨量外汇储备。过时的外汇体制已经阻碍货币政策的空间和金融体系的健全，未来需要向总量平衡的方向改革。同时，本土企业的成长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需要出海投资。这两个需求叠加，就让中国的海外投资成为焦点。

中国海外投资起步晚起点低，美国对于中国投资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相对开放和欢迎的态度。但随着2016年中国在美国投资历史性的翻番，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常常存在实际控制人不透明的问题，导致交易风险上升和舆论关注，美国政府针对中国投资，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的并购审查快速收紧。2017年7月，白宫否决了一个有中国背景的投资实体收购莱迪斯（Lattice）半导体的计划；2018年1月，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阻碍迫使蚂蚁金服主动撤回了收购MoneyGram的计划。目前美国国会还有多份旨在强化针对中国投资项目审查的法案，其中参议员考宁(John Cornyn)主导的一份草案得到两党的支持，通过可能性较高。这份法案基本上对中国量身定制，一旦通过，将会大大提高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难度和成本。

同时，虽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动作经常惹恼自己的传统盟友，但是美国对中国投资的警惕却得到了从欧洲到澳洲的广泛响应。英国和澳大利亚最近相继宣布限制外资投资基础项目，法国限制外资购买农地，德国正在考虑提高外资并购的主动申报要求。这一系列政策动向几乎都缘于中国越来越活跃的海外投资。

中国2017年货物贸易总额将近28万亿人民币，占GDP近三分之一。中央政府对2018贸易增长的预测也比较乐观，将之归结为经济稳中向好的主要支柱之一。但这场完美风暴如果最终落地，将会对宏观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当前从市场到官方，都普遍低估了贸易战的风险，这无疑是令人忧虑的。

（本文作者朱鸣岐是荣鼎咨询宏观经济研究员，联系方式vzhu@rh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