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Peter Guzzardi
最初，我是通过《纽约时报》一本杂志的封面了解到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这篇封面文章讲了一个如今已是众所周知，但在当时却极具启示性的故事：一位剑桥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想要揭开宇宙的伟大奥秘，但他自己却因为一种不断恶化的神经组织退行性疾病而困在了轮椅上。文章作者蒂莫西·费里斯（Timothy Ferris）说，霍金教授的鞋底永远干净如初，因为他根本就不能走路。这让我印象深刻。我把没读完的杂志塞进背包。几天后，我才在去找一位出版经纪人吃午饭的路上读完了剩下的部分。
机缘巧合的是，我在和经纪人艾尔·朱克曼（Al Zuckerman）吃午饭时聊到了这篇文章，而朱克曼说他正试着与霍金教授联系，想问他是否愿意写一本大众科普书籍。几个月后，我收到了朱克曼寄给我的包裹：一份简短的手稿和一张邀请我参加《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出版权拍卖会的邀请函。
当时，我是班坦图书公司（Bantam Books）的高级编辑，而参与《时间简史》出版权争夺的有很多久负盛名的传统出版商，因此我们的胜算并不大。不过，班坦图书公司曾经卖出过畅销平装书，这意味着我们的分销渠道不止书店这么简单：药房、超市、机场商店，处处可见我们出版的书籍。我把最终报价附在信中一同寄给了霍金教授，表示班坦图书公司有能力让尽可能多的读者接触到他的著作。很少有学者在意读者群体的规模，但他却是个罕见的例外——他希望大众能关注自己深奥难懂的学术著作。最终，他选了我们。
几个月后，霍金教授到芝加哥的费米研究所（Fermi Institute）做讲座。根据安排，讲座结束后我们要在他下榻的假日酒店见面。进入酒店停车场时，另一辆车在我旁边停了下来。一个年轻人走下车，打开后备箱，展开轮椅，并将一大块电池装在轮椅下。接着，他打开车门，动作轻柔地将一名很瘦弱的乘客抱起来放到轮椅上。看到我走下车，年轻人大声说道：“您是彼得·古扎尔迪吗？这就是霍金教授。”就在这时，轮椅在原地转了一圈，然后飞速驶向酒店大堂。我和教授的助理忙不迭地追了上去。
来到霍金教授的房间后，我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礼貌地问他从伦敦飞来美国的旅程感觉如何。霍金教授发出一连串简短但难以辨别的声响，而他的助理、物理学研究所布莱恩·惠特（Brian Whitt）在一旁替我翻译：“霍金教授想知道你是否把合同带来了。”看来不必再寒暄了。我赶紧拿出法律文件，惠特接过来递到霍金教授面前，一页一页给他看。不得不说，他看合同的速度还真是快得惊人。也许霍金教授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显然，他的思维依旧超级敏锐。
霍金教授此前在英国还没有合作出版商，因此编辑英文版《时间简史》的重担就落在我的肩头。实话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的手稿虽然只有100页，但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这份并不算厚的手稿讲述了他苦苦寻求科学“圣杯”的故事——霍金教授的理论将两个相互独立且完善的领域结合起来。粒子物理学研究原子内部各种力量的作用模式，而天体物理学则解释像重力这样在星系和恒星系统层面发挥效果的宏大物理现象。霍金教授用富有诗意的文字表示，如果科学家最终能得出可以适用于所有领域的大统一理论（grand unified theory），我们就真的可以理解世间的一切——我们最终能“了解上帝的意志”。
然而在当时，我们的目标却小得多。我们只想出版一本既准确无误，又能让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可以理解的科学作品。出版过程中，我最大的贡献就是固执顽强地向霍金教授提问，不理解他想要传达的意思绝不罢休。我们用了好几个月时间互通书信。在此过程中，霍金教授经历了一次健康危机。气管切开手术把他从鬼门关救了回来，但也让他永远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在他坚定的决心和一些非凡的计算机软件的帮助下，霍金教授重新回到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1987年秋天，他完成了最后一稿的修改。
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时间简史》上市几天就卖到脱销，当时成了全球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先后被翻译成至少35种语言，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册。更重要的是，它让一代又一代读者了解到科学家们始终在苦苦探求的万物理论（Grand Unified Theory of Everything）。我很荣幸能在《时间简史》的出版过程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样，我也很荣幸能与杰出而鼓舞人心的霍金教授结识、共事，并最终成为朋友。
（翻译：Nashville Pred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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