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最近对美国钢铁进口关税提高25%，以此为契机，开启了美国式的贸易保护战。实际上单从钢铁保护层面上来说，这一政策只能给十几万钢铁工人带来好处，而高达五六百万、把钢铁作为原料的下游用户却要受到价格上涨、原料供应短缺的影响。从经济学上来看这似乎是个不划算的政策，而从政治角度上来讲，这难道不是一个丢失选票的蠢策吗？难道特朗普会如此愚蠢？

其实不然。不要忘了，特朗普是商人出身，尽管其商涯路途坎坷几经沉浮，却也算得上是个成功者。而其两年前的总统选举，一开始就有如一艘颠簸的破船，孤寡出港，更有自己的政党大佬们在关键时刻弃船而去，但他独撑船帆，顶风逆势，最终还是摇摇晃晃地抵达了胜利的彼岸。可以说特朗普不是一般的、传统意义上的政客。

那么如何解释特朗普这似乎是悖论的贸易政策呢？

商人重利润，政客计选票。从经济上来说，有选择性的高关税可以为一小部分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对大部分消费者而言，所导致的成本花费分摊下来，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经济学家帕累托早有所言：贸易保护的结果是，利益集中、成本分摊。

以衣架关税为证，2008年阿拉巴马州的M&B Metal Products公司成功说服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两个出口商分别征以15.44%和94.06%的反倾销关税。这似乎是很高的关税，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每个衣架增加一两个美分，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比如，清洗一套西装，以前价格是12.95美元，现在是12.96美元或12.97美元，一个消费者对衣架价格的变化不会太在意。但在2004年，保住全国共564个衣架生产工作的任何一个工作，其代价是212756美元，而该产业的平均工资是一年28000美元。这是因为美国有3万家干洗店，每家因为增加的关税，一年要多付出4000美元，而众多消费者每年因此要多付出1.2亿美元。但因为关税成本被分摊了，作为个体的消费者会无动于衷；而少数衣架生产者得益丰厚，便会去合力游说。如此以少胜多的买卖，就是美国总统动不动就打关税牌的国内经济原因。

从政治上来说，“搭便车”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增加关税能帮助特朗普获取、而不是失去选票。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近来几个州的补选情况都表明反特朗普情绪上涨，虽然一般来说，中期选举对任何当值总统都不看好，但今年的选情对特朗普尤为不利：颇有争议的移民政策、毫无建树的医疗改革、朝三暮四的对外政策以及白宫层出不穷的内斗和政府高官车水马龙的流失等；除此之外，特朗普也尚未让2016年大选中支持他的蓝领选民尝到真正的甜头。虽然减税政策具有一定的普惠性，但因此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使得很多中下阶层的选民不断流失。特朗普为赢回蓝领选民的支持而采取钢铁贸易保护措施、有针对性地拉拢钢铁工人，不失为选举的一个高招。而对“搭便车”的钢铁消费者来说，关税所带来的分摊成本还不足以高到让他们组织起来（组织动员是有成本的），共同游说政府取消关税。消费者们都希望搭便车，让别人去游说，自己受益。其结果是得过且过，谁也没有行动。

那么美国此次的钢铁贸易保护政策会有什么效果呢？

首先，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不得不免除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关税，甚至可能还有对欧洲和日本的关税，这实际上将美国最大的几个钢铁进口国豁免于新加关税之外。这一政策因此成了名不副实、有例外有选择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其次，增加关税并不能减少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美国国民存款率历来低下，这导致第一，美国消费者已对价廉物美的进口消费品形成了依赖；第二，美国必须依靠进口外国的存款来弥补其经常账户赤字，这也是美国国家债台高筑不下的原因。长期的贸易战势必导致美国国内物价上涨、利率上涨和债务恶化。

再次，很多初级钢铁制品，美国是不生产的，需要进口来作为其深加工的原料。比如，美国并不生产商业性钢板，尤其是西部钢铁企业，需要进口初级钢板用作其钢铁制品的原料。而东部的钢铁企业则生产自己用的钢板，并不出售。提高钢铁进口关税，也势必影响到美国国内的钢铁企业。

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告诫中国，减少产能；并聚集其盟国一起来对付中国的产能过剩及贸易顺差。此时，如果要避免贸易战，软弱或不作为，是无济于事的，只能以理性的强硬来应付。特朗普的商人气质决定了，他要的是实惠，赔本买卖是不会干的。这就意味着他会把任何有利于美国的贸易问题搬上谈判桌，作为其筹码，讨价还价。比如，美国很有可能利用技术知识产权侵权问题逼迫中国在减少贸易赤字上让步。在双边贸易谈判上，纠缠于具体问题，对双方都不利，很容易造成你一拳、我一掌的报复行为，从而上升到贸易战争的爆发。双方都应在贸易互补、贸易逐渐平衡、技术出口放宽、市场准入、减少补贴、市场改革深化、资本互补、资金合作、环保贸易等领域，进行综合性、一揽子贸易谈判。这一谈判战略可以避免陷入具体贸易困境，利用关联问题，找出双赢突破口，力求找到综合性解决方案。

（作者谭青山，系美国俄亥俄克里夫兰州立大学政治系终身正教授，亚洲学主任。他还是国际政治学会亚洲分会中国会议的组织者，并在国内多所大学担任兼职或客座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