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二十三  杨丽娅

2005年8月，被狂热粉丝拥挤的湖南卫视演播大厅里，来自成都赛区的80号选手是最后一个揭票数板的人——3528308票，足足领先第二名25万票。夺得了这场持续半年之久的选秀比赛总冠军的李宇春，当年仅仅21岁。

“想唱就唱”的超级女声们自此火遍中国，甚至全球。从素人到偶像，由粉丝的真金白银来决定，这在海外看来是中国娱乐民主的体现。随后，李宇春也登上了《时代周刊》，即使仅仅是一个增刊。

自《超级女声》之后，2006年-2011年期间，涌出诸如《加油！好男儿》《梦想中国》此类选秀节目多达200个——中国的造星土壤正是在那几年打下了基础。

壹娱观察（微信ID：yiyuguancha）发现，到了近几年，造星模式加速升级：《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开启了导师与学员亦师亦友的新型关系；《蜜蜂少女队》《燃烧吧少年》《加油！美少女》开启了偶像养成时代；再到这两年的《明日之子》《偶像练习生》等综艺则让大家知道，成名除了需要粉丝，还需要“练习”。

中国造星模式发展至今，已经走过十余年，从素人爆红到偶像练习，成名的门槛正在越变越高吗？

“想唱就唱”的年代：素人爆红的神话很重要

时代周刊曾如此评价当年的李宇春——

“李宇春的爆红是现象级的，然而，她的唱功却远远不及她的名气，即便是她的狂热的粉丝也承认她唱功的确很弱。而就算是作为一个舞者，她也强不到哪里去。”

尽管如此，李宇春却是当时人气最高的选手，夺冠之后的李宇春得了一个头衔是“短信大王”。而《超级女声》带来的这场火热夏天，也给电视选秀节目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自李宇春在《超级女声》走红之后，素人一夜成名似乎不再是神话故事，接下来五年里，各个卫视涌现出来的选秀节目超过了200档。

那时候的湖南卫视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可以走红的素人，实力从来不是第一位。回顾自李宇春之后的超级女声冠军，无不是个性比唱功更甚：尚雯婕、江映蓉、段林希还有最新一届（2016年）的圈9——尽管湖南卫视一再强调，《超级女声》的目的不是造星，而是体验快乐，但这样的狂欢结果，恰恰指向的是纯商业化的造星目的。

实际上，《超级女声》算是舶来品。在其出现的前两年，英国、美国都曾推出类似的两档节目《流行偶像》（据说是《美国偶像》的鼻祖）和《超级偶像》。造星运动在外如火如荼，而当时的中国正好缺少一个大众娱乐狂欢的出口，《超级女声》的出现成功打破过往被政治和严肃文学包裹的精英文化社会，给了大众的“俗”文化一个出口。而其在商业与文化的完美融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便是赶上了消费时代（从2003年淘宝出现开始算起）。

有人做过统计，2005年的超级女声共计7场总决选，广告收入近2000万，而冠名品牌某乳酸饮料曾经耗资近亿元在其中。加上当时的短信投票费用：移动用户每发送一条短信为1元；联通用户和小灵通用户每发送一条短信为0.5元；固定电话（统一的一个IP号码）每发送一条短信为3元。业内人士保守估计，光是短信投票这一项，《超级女声》已经收入上千万。这样的投资回报比，即使放在今时今日的综艺市场上，都是一笔令人羡慕的生意。

于是，在《超级女声》之后，各种包裹着素人选秀外衣的大众狂欢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快乐男声》《加油！好男儿》《莱卡我型我秀》《绝对唱响》等等节目，尽管它们在内容细节上都会有自己风格的调整，但核心赛制却是大同小异。

然而，这样的选秀风吹了7年之后，观众也逐渐出现审美疲劳。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出现众多的节目，几乎无一可以再续《超级女声》的盛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几年对观众的“市场教育”，让观众知道，人气并非决定一切，这才有了接下来一众专注专业素质的综艺《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等节目的诞生。

“好声音”年代：素人与偶像，亦师亦友

2012年，浙江卫视联手灿星制作，向荷兰节目模式版权方Talpa支付了200多万元节目模式费，随后推出《中国好声音》——正如其名，《中国好声音》不再像前几年的选秀节目一样注重海选过程，而是更侧重于节目的精彩程度以及选手的专业程度。选手的准入门槛开始提高，不再是全民性的“想唱就唱”。而在《中国好声音》的节目中，除了多了四把椅子，四位导师，在选手里面也会掺进一些专业选手。

节目在当年一经推出便制霸综艺圈。尽管在好评之下，导师刻意作秀、选手身份造假等质疑与名气相伴而来，但依然无碍节目的广告收视率逐集攀升——根据csm50城收视统计数据，第一季的总决赛收视高达6.511，一举打破中国卫视综艺节目最高收视纪录。随之而来的广告招商费用同样逐季攀升，到了第三季，广告招商冠名费已经达到2.5亿元，而第四季不仅拿下3亿冠名费，决赛夜的一条广告更是直接拍出3000万高价——这个数字，是之前中国电视史上最高广告费的3倍左右。

《中国好声音》爆火之后的两年内，带动了一批同质化节目的出现，比如《中国最强音》《中国梦之声》《最美和声》《中国好歌曲》《蒙面歌王》等等比赛。不过，《中国好声音》的火也并未持续多久，其背后一连串的版权纠葛、逐年下降的节目质量，还有互联网平台的冲击，使得节目的收视率逐渐下降。

自《中国好声音》走红，版权方Talpa也开始要求涨价，在2013年到2015年期间，灿星制作每年都要支付6000万节目版权费给Talpa。一直到2016年，唐德影视也开始加入竞价，后被传出帐额拖欠，Talpa单方面收回版权等负面消息——不过很快，这一切在2016年广电出台了“限模令”（对海外引进模式数额作出限制）之后便不再重要了。

在一连串的风波下，灿星最终被迫将节目改名为《中国新歌声》。但新一季节目收视率可谓“断崖式下跌”，《新歌声》总决赛当晚的收视率为2.201%，同比去年第一季下滑44%，全季2.213%的平均收视率更是创该系列历史新低。不仅如此，其同期节目的收视率也同样在全面下滑——这是因为，随着《中国有嘻哈》《明日之子》等网综的强势碾压，2017年，也正式宣告了电视素人选秀节目狂潮的再次告一段落。

 “偶像”年代：选秀也是一场真人秀

2017年，爱奇艺推出了《中国有嘻哈》，累计播放量高达30.6亿；腾讯视频推出的《明日之子》累计播放量高达42.4亿；还有今年播出的爱奇艺的《偶像练习生》和优酷的《这！就是街舞》——这类网综涌现除了表明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抢观众的决心之外，它们在节目的设置上也代表了现代选秀节目的变化。

这些新的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去主持人化。导师选用标准实力明星，它们更准确来说应该是偶像，这些偶像在节目里可以跟素人直接接触——但是，这些素人也不是纯素人，他们往往在上节目前就已经成为了一小撮人的“偶像”。

从这点上来看，选秀节目的门槛对于普通素人来说已经越来越高，而节目本身的真人秀意图看起来要比选秀的目的大得多。

在节目中，制作方会刻意突出导师与选手们的交流、对选手的指导过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选手台前幕后进行刻画，突出人物个性。《偶像练习生》中，就采用了24小时不停机拍摄，除了舞台上的表现，观众还能观察到选手们台下的努力，真正见证练习生的成长；而在《中国有嘻哈》中，正是因为对导师和选手的全方位跟拍，才有了后来“我觉得OK”、“你有Freestyle”这些传播极广的流行语。

在《偶像练习生》第一集当中，担任“全民制作人”的张艺兴便介绍，最终出道的9个人，是由观众来决定的。而参与其中的练习生几乎都是来自大公司，有部分甚至已经早早出道了——至此，选秀节目已经不再是素人的绝佳跳板，节目所赋予选手的，也不再是雪中送炭的决定性意义，更多的是锦上添花。

而在新的造星模式下，商业化进程加速同样明显。有消息称，目前爱奇艺已经给出对出道的“9人组合”给出了商业报价，代言费高达1200万元——当然，这还不算早的商业化操作，要知道，去年的《中国有嘻哈》还未结束的时候，许多嘻哈歌手（比如冠军GAI）就已经被签入制作人刘洲的公司；毛不易在夺冠后一个月，便发布了他的音乐现场专辑《巨星不易工作室No.1》——而李宇春的首张专辑，是在比赛后第二年才发出的。

回看这几年的中国选秀史，成名的最后一道门越来越容易敲开，但入门的第一个门槛却越变越高。不过，回顾历史，这似乎像是一次返潮。

上个世纪80年代，韦唯、毛阿敏都是在1986年CCTV的青歌赛获奖出道；而在那个唱片业发达的时代，像刘德华、梁朝伟等人都是在演艺班训练过才出道；比如黎明、郭富城则是通过歌唱比赛来获得经纪公司支持才成名——正因为入门难，他们所能承载的舞台宽度，却比现在的选秀明星来得更长远。

在媒体采访中，资深电视人林在川曾感慨，“支撑选秀节目的草根选手越来越少，而选出的艺人又很难消化养活，形成了恶性循环。”

但是曾经一手打造了《超级女声》制作人龙丹妮却不以为然，“很多人都说选秀已经没落了，但是我觉得选秀从来没断过，它只是以不同的生态在生长着，普通人渴望成为一个明星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变过。其实我们只是需要去建立一个完善的生态链，让我们制造的明星生命力更加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