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在追随者眼中，南怀瑾是这样一位通古晓今、学富五车的大师。然而在反对者眼里，南怀瑾的形象截然相反，他“不懂国学”，一些说法简直“让人哭笑不得”。2012年南怀瑾逝世，过去了这么多年，关于他的种种争论依然不绝于耳。他凭借什么获得了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当代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南怀瑾这样的人以及关于此人的截然对立的评价？多年追随南怀瑾的媒体人练性乾在其《我看南怀瑾》一书中称，即使是读过他全部著作和非常了解他的弟子，也认为南怀瑾是一个“？”——一个大问号。今年3月18日是南怀瑾诞辰百年，在这样一个契机之下，让我们谨以此文重新审视这位问号人物的思想观念与纷扬争议。

1918年，南怀瑾出生于浙江温州市乐清县，自幼接受传统私塾教育。从少年时期开始，他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抗战时期，南怀瑾先是投笔从戎，执教于军校，后来辞去教职，游历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在名寺闭关研修佛学，据说得多位高僧、活佛传授。

1949年，南怀瑾赴台湾，应邀到多所大学、机关、社会团体讲授中国传统经典。他的课程据说极受学生欢迎，教室里往往是满的，窗外还站了人。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台湾官方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民间激起了强烈的文化乡愁。南怀瑾也随之名气大增，其著作流行于华人文化圈，其门下弟子不乏高官达人，连蒋介石都曾亲自去听其授课。大多数追随者称赞他儒释道各家思想贯通，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明白，并且能够亲身实践，令人尊敬。

南怀瑾曾经引用宋儒张横渠的话，来为他的理想做注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似乎也是这样实践的。1988年南怀瑾定居香港，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前去拜访，希望他能够推动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及但长期没有获得充足资金投建的金温铁路。南怀瑾为了给子孙后代造福，筹措到资金1200多万美元，推动了铁路的建设。在建设完成之际，他提出“还路于民”，将股权转让给了浙江省和铁道部。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南怀瑾还推动过两岸关系的发展，1992年6月，南怀瑾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为两岸和谈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生平事迹为人传颂的同时，南怀瑾留下的遗产也遭到了许多质疑。

南怀瑾亲自推动的“儿童读经”，不仅在他生前开设的太湖大学堂得到实践，之后更是全国风靡。他自称因为读经而有了“无比烦躁”的童年，但依然认为，“不管中文、外文，高声朗诵，慢慢悟进去，等长大了，音韵学懂了以后，将来的学问就广博了。”这种做法因有灌输填鸭之嫌而遭到了一系列批评，《人民日报》甚至也撰文称，“仅仅背诵，特别是在不理解内容的前提下盲目背诵，其实是在浪费时间。”

或许也正因为接受的是“不求甚解”的背诵教育，南怀瑾的作品遭到了很多学院派人士的诟病，诸如在小学（即中国传统语文学）和章句上错漏百出，因此不应被称作“学者”。尽管如此，苏州市吴江区政府还是在2016年准予成立了“南怀瑾学术研究会”，研究会会长为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化学家朱清时，是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追随南怀瑾的脚步之后，朱清时称自己从修炼真气中产生了“极大的快乐”，并试图“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解释真气，这番言论亦引起了不少争议。对于朱清时所著的若干将物理学和佛教联系起来的论文，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施郁评价称，“其中的物理学内容和其耸人听闻的观点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

有人认为南怀瑾不异于一位“江湖骗子”，也有不少人尊称其为“国学大师”、“一代宗师”甚至是“通天教主”；质疑与批评南怀瑾的声音、文章或著作从未止歇，另一方面，南怀瑾的著作出版挑起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利润大梁，常年雄踞复旦社和东方出版社社科类书籍销售榜前列；南怀瑾在大陆地区被相当一部分人奉为“南师”——从论语到呼吸法门精要，再到生命科学，无一不遵——为何在他居住多年台湾香港地区，“最近二十年（南怀瑾）在台湾几乎没有读者”（台湾作家杨照语），连其去世的新闻都未在港台媒体与知识界激起多大涟漪？

“什么都敢讲”：错误满篇只因不拘小节？

追随南怀瑾先生四十余年的刘雨虹，如今带领着一个著述整理团队，肩负着整理和勘校南怀瑾作品的义工角色，以配合这些作品的出版工作。她在《南怀瑾先生侧记》一书中写道，人们认为南怀瑾不是学者，是因为他不太计较学术上的微末细节。“他常引用错误，在讲演的时候，引用《红楼梦》里的一首诗，他会说成《西厢记》，还不止一次的错引。这对学院派的人来说，是颇为严重的，但南老师注重的是诗本身的意义，至于究竟出在《红楼梦》或《西厢记》，并不是重点。”她以蚕吐丝喻南怀瑾讲学：他把他读过的书、学来的各种学术，融化而变成一种教化，使它实用于社会人群，岂不就像蚕吃桑叶而吐丝吗？“至于说哪一段丝是哪一片桑叶所变，也就用不着研究了。”

只要义理、辞章而不重视考据，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正是很多学者对南怀瑾的批评之辞。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生前曾公开批评南怀瑾，“（他）也就是在读了儒、佛、道三家的一些著作之后写了一些自己的感受而已”，并称南怀瑾值得佩服的一点是，他有勇气讲出他自己思考过的东西，“他未必懂，但是他思考过”。

实际上，被认为精通多门学问的南怀瑾一辈子有没有一张文凭，连小学文凭也没有。他的书一般是他讲、学生记录整理，他自己再反复修改而成。在所有著作当中，《论语别裁》的记录整理是南怀瑾最满意的（练性乾语），这本书倾注了他与好几位学生的不少心血。在前言里，南怀瑾称《论语别裁》不但记录得忠实，还详细补充了资料。

即使是南怀瑾自己最满意的这本书，也没少被学者们批评。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合称“燕园四老”的学者张中行就在《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一文中指出了《论语别裁》的诸多错误：有史实错误，比如把《礼记》（据传为西汉戴圣编）当作是孔子的著作；也有释文义错误，如把“诸夏之亡”的“亡”（通假字，通无）误认为是“亡国”之意……2012年，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晋如在微博发表文章，称他在阅读时发现《论语别裁》“满篇满纸是离奇的错误”，其中之一是“暴虎冯河”（暴虎：徒手搏虎；冯河：过河不借助工具，即徒步涉水过河），南怀瑾对这一成语的解释为：“像一只发了疯的暴虎一样，站在河边就想跳过去，跳不过也想跳。”徐晋如读下来，总结出了南怀瑾说经的一个重要特点：“完全不顾汉语的自身规律，更不顾历代注疏家的研究成果，什么都敢讲，什么挑战人想象力的观点都敢提。”

香港作家廖伟棠转发了徐晋如批评南怀瑾的这条微博，加了一句评论：“南大师这些事，港台知识界皆知。这就是为什么大师去世一事在港台几无反响，因为我们早已不当他大师。”台湾作家杨照也跟贴道，“他（南怀瑾）最近二十年在台湾几乎没有读者，台湾知识界这点评断能力幸好还有。”杨照接下来更进一步说，面对历史，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尽量还原历史，不管是好是坏，别太多自己的创意主张；认真仔细比对史料，运用一切逻辑推理的工具对照上下文，解释古人究竟是面对什么情境试图要表达什么，是我们的基本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他“无法接受南怀瑾的许多说法”。

不过，南怀瑾本人对学问的理解和学者们的理解本来也不太一样。他曾经写道：“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古人吐出的口水，我们将这些残余的唾沫拿来，加一点化学作用，就变成自己的学识在这里吹，这就叫做学问……”（《历史上的智谋》）南怀瑾是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做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称，“观察他讲学以及让弟子记录复述的写作方式，挂一漏万的取材方式和半途而废的讲经形式”，南怀瑾自己的“行”介入文本的构建，并重视自己的“行”甚于具体的文本，完全是“读书不求甚解”和“写书不求甚达”。而《论语别裁》的“别裁”，正是通过对书写文本的有意破坏、裁剪、镶嵌和排列，以达成自己要说的意思。

“只戴一副歌颂的眼镜”：他要拯救的是什么文化？

网络上流传着南怀瑾一些令人难忘的言论，比如“男人的精虫有青、黄、赤、白、黑五种，再加上酪色、酪浆色共七种”，“整个身上的激素变成月经下来，已经是成形的水了，就是癸水”（《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我们晓得台湾有鹿，它有些是鲨鱼化成的，鲨鱼到了年龄会跳上海来，在沙滩上打个滚，就跑到山里变成鹿了”（《庄子讲记》）。

这些与现代科学常识相悖的说法，不少人看了只觉得啼笑皆非。在南怀瑾生活的时代，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使封建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他不愿接受这场运动带来的革新。南怀瑾称白话文无用，并认为在二十世纪初，“一套套思想弄得中国人的思想与心理在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的心理状态中，陷入一团混茫”。（《亦新亦旧的一代》）他还感到，科技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衰退与道德的堕落，为此他痛心疾首：“科技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生活上的很多方便，但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甚至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和烦恼。科技文明发展的同时，全世界东西方道德文化都堕落了。西方文化过去靠宗教，中国文化靠传统的道德观念，现在西方宗教衰退了，中国的文化道德也堕落了。”南怀瑾的思想体系中虽涉及到了“生命科学”，但其内核绝非现代科学，他主张的是通过拜佛、念佛、念咒子、做观想、练功夫打坐等手段，达到四禅八定的境界。在晚年，南怀瑾坚决不看西医，除了被救护车送进医院的时候。

南怀瑾判断，在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已经出现了断层，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十年文革”中的“破四旧”、改革开放后的“西学东进”来势迅猛，传统文化有进一步衰落的趋势。“我们几千年的文化遭此重创，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对不起自己的国家民族，对不起自己的老祖宗。”在他看来，自己的一生都在为接上文化断层而努力。

张中行批评称，南怀瑾对传统文化“只戴一副歌颂的眼镜”。他在《论语别裁》中发现了这一倾向：这部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完成的，书中的意见却还是五四前后极少数人圣道天经地义、反对“打倒孔家店”那一路。南怀瑾称道孔子学说可贵，“毕竟是万古常新，永远颠扑不破”——南怀瑾显然也不折不扣、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孔子学说中的圣道，主张尊王、忠君、孝亲等等价值。

“南怀瑾基本是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评价文化现状和宣传传统文化。这是文化合力中的保守力量，这股保守力量主张中国文化变革要不停地向后回首，甚至主张后转。”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刘晓东在其论文《儿童读经运动质疑》中分析道，南怀瑾宣扬的东西常常良莠并存、鱼龙混杂，其影响有正有负。

而糟糕的是，南怀瑾一些虔诚的读者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负面内容，甚至将其拜为了所谓“通天教主”，甚至有读者将南怀瑾简简单单一个吸烟的举动都进行了神化——《中华读书报》2004年刊登了一篇题为《走进南怀瑾》的文章，署名为“冯哲”，作者说，南怀瑾吸烟是因为在峨眉山闭关习惯了清新空气，而下山后“人”味太重，需要用香烟驱赶，并称“南先生吸烟与众不同，倒像是一种把玩，幽雅得很”……

畅销三十年：“满足社会更广泛群体的精神需求”？

在蒋介石于1966年创办“复兴中华文化委员会”这件事上，南怀瑾出力很多。这说明，在当局意识到“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时，南怀瑾当时在市民阶层中的广泛影响起到了作用。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李浴洋在《南怀瑾现象：传统文化的当代境遇》一文中认为，南怀瑾在台湾的“成功”，建立在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台实行的“文化封锁”政策导致的文化断层之上。经济起飞之时，社会正需要利用传统文化重建自信与凝聚人心，而南怀瑾恰好扮演了这一的角色。

据复旦大学出版社南怀瑾项目组的一位成员介绍，1989年，南怀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首次合作，耗资20万元自费出版了三本书《论语别裁》《禅宗与道家》和《历史的经验》。三本书一上市便十分火爆，加印不断，之后复旦社出版了南怀瑾著述共计三十余种。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此人表示，复旦社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由于南怀瑾的著作彼时十分畅销，“它的利润可以说为复旦社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近三十年过去，直至今日，在复旦社的所有社科类书籍当中，南怀瑾作品依然是销量冠军。

由权威的高校出版社和国家一级出版社编辑出版，且加印无数畅销大陆三十年，南怀瑾作品的权威性和流行度仿佛凭借这两点得到了确认。实际上，出版南怀瑾著作一事遭到了包括朱维铮、王元化等在内的诸多知名学者的反对，出版社因出版“垃圾著作”遭到质疑。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曾经向媒体透露过当时的场景，“当时我只和朱（维铮）先生讲，中国像您这样的学术泰斗毕竟是少数呀。”他解释了南怀瑾作品出版的必要性，“当时，多数学术著作为小众服务，但复旦出版社一直也在考虑满足社会更广泛群体的精神需求。南怀瑾先生的著述从商界成功人士、企业家圈子中开始流行，相信南先生的自由发挥亦满足了另一群读者的精神寄托和思考。”

就这样，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学热”兴起之时，南怀瑾解读儒佛道思想及精神的著作，成为了当时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儒佛道核心思想、人生修养途径与方法的热门读物。而在21世纪大陆提出“复兴传统文化”及“建立文化自信”的要求之后，南怀瑾的著作再一次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转换”和“调整”以适应现代中国人需求的过程中，为何独独南怀瑾收获了最多粉丝与影响呢？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徐洪兴在《世俗化：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途径》一文中分析认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世俗化的过程。世俗化一方面要求从“尊古崇圣”的氛围中解放出来，把“圣人”还原成世俗生活中的人（比如把孔子还原成一个不得志的政治家、一个有忧患意识的思想家）；把儒家经典还原成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原典文本，进而加以研究并给出历史和文化的审视。一方面要求学术文化、高雅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化。“传统文化世俗化的两个层面中，前者学术界基本已经做到，后者却困难重重。”然而他认为，南怀瑾的著作常常两者兼顾，甚至在后一方面尤为突出。

南怀瑾的作品常被勘误却畅销多年，成于通俗易懂。复旦大学出版社南怀瑾项目组的此位成员说，“看文言文很累很辛苦，没有专业训练的人看不懂，”大众需要的不是《论语译注》《论语集解》这样专业但枯燥的作品，而是《论语别裁》这样通俗的东西。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也不无感慨，“从坚持和传播传统文化方面看”——虽然这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值得商榷，但是——“今天有哪一位学者能超过南怀瑾先生的社会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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