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9日,
洛夫先生在台北走完了生命的历程。
诗人驾鹤,羽化成仙。
因为风的缘故,喧哗的众荷沉默。
1918年1月,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9首新诗在《新青年》的发表宣告了中国新诗的诞生。十年后的初夏,诗人洛夫出生于湖南衡阳商贾之家。15岁时,洛夫在衡阳《力报》副刊发表第一篇作品,获稿酬五角银元;18岁读高中时开始写诗,两三年内发表二十几首诗。
1949年随军队赴台时,作品剪报集与行李中的《冯志诗集》虽然被遗失在基隆港,但写诗的念头却被洛夫带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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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然一身,随军来到台湾,心灵孤寂而空虚。生命之航完全失去了方位,当时我的住处靠海,一出门眼前就是万顷波涛,一片浩瀚。早晨或黄昏,我经常独自站在海边对着港口进出的船只怔怔出神,只感到无边无际的茫然。”
回想起登岛伊始,是没有方向的困扰。“那时台湾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都很匮乏,两岸已经封锁,不能够来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去。甚至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在茫然中寻找出口,洛夫继续了文学创作。“写诗是人类对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
1952年12月,《宝岛文艺》刊发了《火焰之歌》,这是洛夫在台湾发表的第一首诗。虽然这首诗未被洛夫选入自己的诗集,但它却引发了诗人其后七十年的创作。1954年7月,洛夫结识了张默。10月与张默在台湾左营联手推出诗刊《创世纪》。两个人都没有办刊物的经验,只能模仿《现代诗》的装帧设计,所幸提前在《战士报》副刊发了征稿函,稿源充足。精选后刊登了周梦蝶、纪弦等人的作品,洛夫的《歌者》、《茅屋散集》也被选入。第一期印了1000本,400元的印费令当时每月军饷百余元的创办者们“倾家荡产”。第二期时,瘂弦加入。
靠借贷、去当铺抵押谋取资金维持出版发行,三驾马车奔驰不倦,直到1985年4月交由新生代诗人主持,老一辈才退居幕后。这份同仁刊物被白先勇誉为永远死不掉的“九命猫”,为当时台湾及后来的华语诗坛提供了发表的平台,促进了中文现代诗的发展。同《创世纪》一样,洛夫自己的创作亦是坚忍不拔、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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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将自己的创作生涯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是短暂的抒情时期,从抵台到1952年,《火焰之歌》的发表似乎是这一时期的终了。第二时期是到1970年的长达十几年的现代诗探索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台湾现代诗的“百家争鸣”时期。覃子豪主张“纵的继承”、对中国传统诗歌的传习,纪弦号召“横的移植”、对西方现代思想和文学的采纳,台湾乡土性诗人的崛起,各种观点缤纷。这段时期内,洛夫经历了两场战争。当生命随时受到死亡威胁时,对世界的感受是不同的,在诗中的反映也会不同。
1959年7月,洛夫被派往金门任新闻联络官,负责接待造访战地的外国记者和官员。彼时已是炮战第二年,双方默契地改为“单打双不打”。炮击的日子中,洛夫被“囚禁”在深冷潮湿、气味难闻的地道中,在炮声隆隆中工作和写诗。停火的日子,他可以走到山头上晒着太阳读书,望着大海思索。
诗人不是第一次见识死亡的残酷。1944年,衡阳沦陷。洛夫经历过跑空袭、逃难挤火车,也亲眼见过炮弹在家门口炸的深坑,坑旁布满百姓的残肢。其后,洛夫参加了游击部队,散发传单、贴反日标语、甚至从日军手里偷机关枪。偷机关枪的夜晚,屋外是茫茫白雪。如同雪夜的静谧、安好与偷枪者如履薄冰的紧张构成了极大的反讽,停战日的海浪、沙滩、暖风的安逸也与地道中的暗黑压抑及血淋淋的死亡形成激烈的对比。在轰鸣的炮火中,洛夫写下了第一首长诗《石室之死亡》。
“光在中央,蝙蝠将路灯吃了一层又一层/我们确为那间白白空下的房子伤透了心/某些衣服发亮,某些脸在里面腐烂/那么多咳嗽,那么多干枯的手掌/握不住一点暖意。”《石室之死亡》以超现实主义著称。
选择超现实主义,一方面原因是洛夫及同仁在那一阶段诗歌探索的结果:“从第十一期开始,《创世纪》改版。不但是形式改变了,内容也改变很多。原来我们希望追求全新的白话诗的路线,我提出来‘新民族诗形’的主张。换句话说,走传统路线比较多,再加入五四以后白话诗的发展。它的基本的美学思想还是走中国传统的路线,比如讲究诗歌的抒情、含蓄、言外之意等。改版后,路线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走西方现代主义的路线,追求诗的纯粹性、世界性、超现实性。”从“新民族诗形”到超现实主义,是诗人们的自觉,而非为了避当年台湾“白色恐怖”之祸。
另一方面,死亡这个惨烈的主题,任何通俗直白的语言和意象都无法胜任、非超现实不足以表达。洛夫的诗笔不止是描述死亡,而是试图揭示它。正如评述所说:“洛夫诗所呈现的世界不是单一现实的重现,而是多重现实的重组”——死亡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果,它的的内涵是多重的——“这才是‘超现实’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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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洛夫被派往越南担任军事援越顾问团英文秘书。虽然不是前线,但面临着被暗杀的危险,随身配两把枪防范,“枕戈待旦”。西贡慵懒、旖旎的风情同样与死亡不兼容。两年任期结束回台后,洛夫将西贡时期的创作完善、整理为《西贡诗钞》。瘂弦笑赞,一场越战打完后,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这一本诗集。
而有了这本诗集,西贡那场战争便被永久地记录在诗行中,如《西贡夜市》:“一个黑人/两个安南妹/三个高丽棒子/四个从百里居打完仗回来逛窑子的士兵 嚼口香糖的汉子/把手风琴拉成/一条那么长的无人巷子 烤牛肉的味道从元子坊飘到陈国篡街穿过铁丝网/一直香到化导院/和尚在开会”。
对如此执着地写诗、营造超现实的世界,洛夫解释为“选择诗歌作为我一生不舍的追求,首先是由于我生性倾向以直觉写作,不擅于理性的辨析,喜欢用意象表达内心世界,而拙于叙事与推理,所以走着、走着便一头栽进了超现实的幽深玄妙的世界。”1970年,《西贡诗钞》的部分诗作修订后,与其他作品组成了《无岸之河》。
1973年8月,洛夫从海军退役,全身心投入到写作和翻译中。随着现实生活的稳定、社会运转的正常化、对世事的洞悉,洛夫的诗观也有了变化,“诗不讲废话假话,却讲究虚实相生的空灵意境,这才是诗的本质。”
他的创作进入了反思传统、融合现代诗与古典的第三时期。这是诗人内心的变化所致,“在台湾初期,受到西方文学和思想的影响,全方位地向西方现代主义倾斜,初期不自觉地反传统,但中年时,自小潜伏在血脉中的古典文学因素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苏醒,意识到传统文学、文化在文学发展中的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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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中学过的蒙学读物、幼年熟读的《唐诗三百首》、偷看过的叔叔留在祖屋阁楼上的那些古典小说等等,这些传统文学的记忆如春笋破土而出。洛夫说,“我们唯有看清历史,才能深刻地了解我们面对的现实。”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是1974年出版的诗集《魔歌》。1999年,《魔歌》被评为“台湾文学经典”之一。诗集中《金龙禅寺》、《子夜读信》等被选入高中与大学课本。其中著名的《长恨歌》写于1972年,用超现实手法成功地诠释了中国古典诗歌——“他开始在床上读报,吃早点,看梳头,批阅奏折/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从此/君王不早朝”——不仅再现了白居易同名诗,亦加入诗人的观点,是解构与重生。
洛夫发现,“中国的古典诗每首都是丰盈而完美的宇宙”,“对于古典诗的传承,当然不在于它的格律形式,我认为要者有二,一是重新认识和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另一项是寻回那失落已久的古典诗意象的永恒之美。”由此,洛夫开始了历时半个世纪的对唐诗解构的浩大工程。
解构工程是在创作中陆续进行。如捡拾落花般,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心情下,一首首完成。2014年,《唐诗解构》出版,同年在台北和温哥华分别举办了首发活动。“本书乃我个人从事诗歌创作以来另一项突破性的实验工程,一种谋求对古典诗中神韵之释放的企图。我不是恋旧,更无意复古,而是希望从旧的东西里找到新的美,发掘所谓‘意在言外’的‘意’中的潜在的诗质。这是一种对旧体诗的重新诠释和再创造,试以现代语言表述方式、全新的意象与节奏,来唤醒、擦亮、激活那曾被胡适等人蔑视、摧毁、埋葬的旧传统,并赋予新的艺术生命。”
多年解构古诗的结果是诗作的语言、风格、意象都在变化。简政珍说,“洛夫语言上的表现呼应了古典诗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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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的“诗魔”雅号由《魔歌》而来。
诗集中并无同名诗作,“诗集命名为《魔歌》,其意有二:一为魔鬼之‘魔’,一为魔法之‘魔’。……诗之入魔,自有一番特殊的境界与迷人之处……古有诗圣、诗仙、诗鬼,独缺诗魔,如果一个诗人用语言如公孙大娘之使剑,如果他弄笔如舞魔杖,达到呼风唤雨、点铁成金的效果,纵然身列魔榜,难修正果,也足以自豪了。唯我目前道行尚浅,有待更长时间的修炼。”
洛夫被誉为“诗魔”,魔性有二。其一为诗人和外界融为一体,“太阳的温热就是我血液的温热,冰雪的寒冷就是我肌肤的寒冷,我随云絮遨游八荒,我挥手、群山奔走,我可以听到树中年轮旋转的声音,我可以看到山鸟通过一幅画而融入自然。”其二为万物入诗,随手化诗。
《创世纪》五十年纪念特辑上编者按语道,“看他随手写来,语言清浅,绝无斧痕,且不时闪现浓郁的诗趣与禅味。诗人半世纪来,一直在寻找自己魔性的语言,开发个人兀立不群的意象空间,他愈贴近生活现实,而其所得,则愈能穿越时空经验累积的奥秘,从容不迫地流露其源源不绝的传统,灿然抵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浑然之域。”
信手拈来,却不会失于仓促而简陋。洛夫的一项重要的诗观便是“意象之美”。简政珍说:“诗的意象正是以时间线的文字呈现空间性的形象。诗人的最大考验就是形象的经营。以意象的经营来说,洛夫是中国白话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诗人。洛夫诗作中的意象所呈现的世界不只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对现实的反应。”无论主题为何,诗作呈现出来的首先是美感,是老庄、禅宗的简约,是宋徽宗花鸟的精致,是毕加索、达利的时空挪移的通感。
2004年首届“北斗星奖”的“授奖辞”如是评价洛夫的诗作:“在地理之‘隔’,空间之‘孤’,时间之‘伤’中,洛夫毕生致力于诗意的发现和回归,用创造性的形象、意象、感觉和语言,重塑生命的意义。他的现代汉诗创构,既保持了前卫的姿态,又对接并融合了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诗质重思维,诗形谋变奏,以形似与神似、视象与心象、感性与灵思之间的张力,凸现了知性与抒情相融的追求向度。他对现代汉诗本土性与现代性融合的成功探索,体现了凤凰涅槃后自在的飞翔。”
文字之美不能舍弃音韵的美。古代的诗歌是可以被唱的,洛夫的诗歌亦同样被谱曲。钱南章、马水龙、谢天吉、莫凡等皆为洛夫诗作谱曲。1988年3月,“因为风的缘故——洛夫诗作新曲演唱会”在台北举办。2004年5月,在温哥华再次推出同名诗歌音乐会,并首次公演了清唱剧《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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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8月,洛夫第一次返乡探亲。在给父母上坟的时候,诗人默诵了七年前骤闻母亲辞世时写下的长诗《血的再版》。
“母亲/你为什么不言语/你为什么不侧过脸来看我/你可曾听见/我掩口不及的惊呼/母亲,你为什么不说话/我已在你的窗前/把雪站厚了两寸,三寸,五寸/你看,我的须眉皆已染白/当然不完全是雪/也掺有三十载的尘与土,悲凉的月/好冷,母亲/你赶快侧过身来看我脸上的泪/唉,来不及了/泪/已结成了冰柱”,这样催人泪下、痛彻心肺的诗句只有真正思乡的游子才能写出了。
洛夫将诗歌创作的第四个时期定为1985-1995年间的乡愁诗时期,但他此类诗歌创作期可以提早到1967年。是年,应邀访问韩国时,洛夫便写了《午夜削梨》,“一刀剖开/它胸中/竟然藏着/一口好深好深的井”,以梨皮被削之痛比喻海峡两岸的分离。1979年3月去香港时,隔着落马洲界看故国山河,洛夫以杜鹃啼血的悲楚完成了《边界望乡》,“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
重返大陆,洛夫与大陆的关系密切起来,学术交流、创作交流、高校开展讲座等活动至今已超过百次。衡阳永远是他的梦乡。怀恋故土、对亲友的眷恋之外,洛夫的乡愁也包括文化乡愁。“中国古典文化中蕴含的东方智慧、人文精神、高深的境界,以及中华民族特有的情趣,都是现代诗较为缺少的,而我个人所追求的也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内在的缺憾。我常年游走五湖四海,永远都抱着中国文化走。中国文化使我胆气大增、使我感到充实而尊贵。临老远奔天涯,我虽一时割断了与祖国的地缘关系,割不断养我育我、塑造我人格、激励我心智、培养我尊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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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对中国文化精髓天人合一的体悟,1996年移居加拿大后,洛夫开启了创作的第五个时期——天涯美学时期。
“初抵加拿大,面对的是一个更严峻的生命变局,那就是‘身份的焦虑’,和政治身份认同的错乱感。好在我的文化身份始终如一,譬如‘天人合一’这种中国传统的却又超时空的存在哲学,正是我在异国他乡安心立命的精神堡垒。”吾心安处是吾乡,“有时黄昏外出散步,在北美辽阔幽渺的秋空下,独立苍茫,不由内心生出两种既矛盾而又契合的心境,一是孤绝感,一种个人身份的迷失,有着不知‘今宵酒醒何处’的茫然;一是所谓‘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概念的真实体验,亦即人在大寂寞、孤独无依的困境中,反而更能体会到人与大自然、个体生命与浩瀚宇宙之间的和谐关系。”
天涯美学的念头便这样萌发了。继而拓展、完善,“我所谓的天涯,其实不只是指海外,也不只是指世界,它不仅是空间的含义,也是时间的,更是精神和心灵上的。”
在这样的感悟之下,经过几年酝酿,2000年一年,谢绝一切外联,洛夫写完了三千行长诗《漂木》。2001年新年伊始,在台湾首发,轰动诗坛。2002年,《漂木》被评为“中文创作10大好书”之一,同年获得年度诗奖。2003年8月,“加拿大漂木艺术家协会”成立。2004年9月,《漂木》手稿赠送中国现代文学馆。《漂木》全诗分为《漂木》、《鲑,垂死的逼视》、《浮瓶中的书札》和《向废墟致敬》四章,其中《浮瓶中的书札》又分为《致母亲》、《致诗人》、《致时间》、《致诸神》。
诗人自己对这首“奇迹”的评析是,“《漂木》是我晚年久经沧桑、繁华落尽之后,以一种超越的心境,感悟到生命飘零、悲凉的空无。通过意象语言表现出我的形而上的思考。它是通过意象来表现一种哲学对话式的诗体。我发现所有的诗都是一种对话形式。第一,诗人与自我的对话,这种形式常见于年轻人写的心灵的密码的抒情诗。第二,诗人与人群的对话,这类诗占的比例最大,《漂木》中第一章的<漂木>和<致诗人>都是。第三市诗人与自然的对话,这种诗在中国古典诗中最多,如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等田园诗、山水诗。《漂木》中第二章写的鲑鱼生态也是。第四种是诗人与神的对话,这是西方诗的宗教特色,中国古典诗中,除了屈原的作品,很少读到这类诗,而我的《漂木》中却有一节<致诸神>。”
“我是一个抱着梦幻飞行的宇宙游客,也是一个热爱生活、从现实中发掘超现实诗情的诗人,到了晚年我却成了一块‘流放’海外、漂泊天涯的漂木。《漂木》是我的精神史诗,有哲学的阐释、宗教的关怀,有形而上的探索,也有对两岸政治文化的批判,最终我把它归纳为‘生命的无常,宿命的无奈’。”荣誉纷至,诗人却把这部创造奇迹的长诗当作新的开始,“我这七十年不变的关键词是‘坚持’,而我的核心价值就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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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以外,洛夫还以书法、诗意水墨画著称。1983年3月跟随谢宗安学习书法以来,不曾倦怠。作品多次参展,并受到收藏家、博物馆等收藏。
洛夫书法作品的显著特色是书写自己的诗作,“我以传统书法来写现代诗,迄今只此一家。因为真正美的东西都富于创意,而这种美是超越时空的。唐代怀素和尚的草书,今天看来仍是那么气韵生动、魅力无限,他创造的美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所以我追求的艺术,不论是诗或书法,本质上都是一种创造的美。”
最辉煌的作品之一当属2004年6月,应加拿大外交部邀请为加拿大外交部长出访中国时以自己的诗句题写的对联,“秋深时伊曾托染霜的落叶寄意/ 春醒后我将以融雪的速度奔回”。2008年10月,北京现代文学馆举办了“洛夫诗、书、画三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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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诗人,不能忽略诗人背后的强大支持者——洛夫的夫人陈琼芳。
1961年双十节,洛夫和陈琼芳结婚。之所以选这个日子,是为了容易记得。婚礼不排场但热闹,女方来的是亲友,男方来的都是诗友——覃子豪、纪弦、余光中、郑愁予、张默、瘂弦、辛郁、商禽、张拓芜、楚戈等——可谓台湾现代诗坛“钻石”阵容。洛夫还是如常的“诗人气质”,婚礼前,看酒楼下的游行队伍看得入迷,差点耽误了新郎入场;婚礼后一周,结婚戒指就被丢掉了;而结婚证书,是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了。朴素的婚礼开启了琴瑟相和的生活,“她的勤劳刻苦和我的淡薄守分,是构成我们和睦相处、两无异心的主要因素。”
陈琼芳是金门人。1959年金厦炮战期间,洛夫派到金门担任新闻联络官时,两人在战地相识。她的父亲是商人,家庭条件不错,陈琼芳只需安心读书、工作,生活有人照顾,结婚前,她根本不会做饭。可是婚后,需要独自面对小家庭的日子,也算是番挑战。她手巧,又勤快。刚开始都是洛夫在外面馆子吃了好吃的菜,回来做给她或者讲给她,陈琼芳的厨艺便这样提升起来。没多久,她就能在家开宴,招待洛夫的一班朋友。她为人热情、豪爽、好客,凡是来过他们家做客的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陈琼芳也是家里的顶梁柱,电器、保险丝、家具等发生故障,都是她来修。有了孩子后,照顾孩子的责任也落在她身上。打理全部家务之外,她还要照顾洛夫的一切生活起居。而她一直在国小当老师,到1991年才退休。
五十多年的婚姻中,夫人承担家事、抚养儿女、充当与外界接洽的文秘、助理,竭力为洛夫营造出安心创作的小世界。而诗人无以为报,只能以作品表达爱和谢意,《共伞》、《因为风的缘故》、《给琼芳》等皆为洛夫赠送给妻子的诗。
《因为风的缘故》逐渐成了洛夫的“招牌诗”,诗会上常被朗诵:“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 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而《给琼芳》则是巧妙的藏头诗:“你兜着一裙子的鲜花从树林中悄悄走来/是准备去赴春天的约会?/我则面如败叶,发若秋草/唯年轮仍紧绕着你不停地旋转/一如往昔,安静地守着岁月的成熟/的确我已感知/爱的果实,无声而甜美”如果把这首诗的每行头一个字连起来读,便会发现内藏的玄机。
但再精彩的诗句也不足写出内心对妻子的深情,“有一天下雪,我站在楼上的窗口看她拖着手拉的小车买菜回来,一个人慢慢地走在雪地上,我的眼泪不禁落了下来。”妻子过生日时,洛夫一定会走出书房,外出买一束花,因为知道她会喜欢。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未来,洛夫总是乐观的。“今天,浮夸而矫饰的大众文化,把重视精神内涵的精致文化逼到边缘地带。其实只要我们能以更纯粹、更精美而深刻的小量作品来对抗浅薄的、低级趣味的一次消耗性的读物,何尝不可视为另一种战略性文化颠覆。”
对诗歌,他始终有一种使命感,“我以追求诗的现代化、创造现代化的中国诗为职志。我们要创造的现代诗不只是新文学史上一个阶段性的名词,而是以现代为貌,以中国为神的诗。”
后记:与洛夫先生、莫妈妈相识数年,多次拜访洛府,求教诗学。洛老、莫妈妈待人谦和,对晚辈提携照拂。惊闻洛老仙逝,悲从中来。洛老几乎与中国白话诗同龄,他的一生是诗歌的一生,别无他求。这篇文章是洛老回台湾前的访谈结果,聊以悼念。
图自高度周刊
作者简介:
辛上邪,弃商从文的博士、学者,定居加拿大后专职写作。关注教育、认知成长,主张视界才是世界;提倡人生不易,要以积极的心态自娱自乐。微信公号辛上邪(xinshangye006),并在知识星球开办辛上邪写作小组、辛上邪讲唐诗、辛上邪谈教育及移民经验分享等课程。
作者:辛上邪
责任编辑:孙权
出品:北美报告(原加拿大头条)
微信ID: Canada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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