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春分已过，清明未至。按理说，二十四节气不该仅有所谓传统文化层面的意义，但时至今日，剩下的或许只有这些文化表征了。二十四节气也好，“编户齐民”也罢，与它们配套的是古代精耕细作的小农庄农业，而非如今的集约化、自动化农业生产。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一书中，许倬云曾就特别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

精耕农业，一来靠老天爷赏饭吃，看气候、温湿度、灾祸以及人是否配合（比如划定节气并依计划行事），二来靠人自身的本事，比如如何季节性地调配人力（农忙时如何增加农耕人口，赋闲时又如何管理这些人），或者如何扩大农舍农庄的力量（是依靠国家力量打压私人工坊为农舍腾出空间，还是凭借耕作技术的发展）……如果说节气等尚属自然因素，那么古人依据这些自然因素而发展出的耕作模式以及农业经济的诸多特点则直接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 农业经济》（节选）

文 | 许倬云

1、精耕细作的历史背景是政治力量毁掉了城市

有关精耕农业的基本观念，我先在这里说明一下。第一是精耕农业的背景需要，第二是精耕农业在清代的历史情况，然后再做比较。精耕农业的任务是要在最小的面积上获得最大的产量，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非要有精耕农作不可。劳力密集，也是根本的观念。从这些观念才能衍生出其他的现象。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人口密集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在局部地区有高度的人口密集？上次已说过，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分布密度，是同时期其他文化无法相比的。从现在已经发掘的考古资料来看，大约在黄河中游一带有两三千个居住遗址，密集的程度和今天的现象相当类似。我也说过，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文明形成的时候，人群的组织方式有两种： 一是亲缘，二是地著。亲缘也包括类亲缘，即使不是真正的亲缘，也号称自己是一家人，所以我称之为类亲缘；地著就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不太变动。所以人口的大量移动是缓慢的、短距离的，先要布满附近的空地，然后才能发展长距离的移民，因此人口的密集在中国历史上来看总是局部性的。移民不会往宽乡疏散人口，只会在窄乡附近住得愈来愈挤。中国的人口密集区就是造成中国精耕农业最主要的条件。

精耕细作的农业以大量集中的劳力放在小农庄上，以大量的劳力来应付季节性的需求，使劳力平均分配；也可以增加作物的种类，但是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都有不短的霜冻期，在这段时间没法耕种，所以精耕细作农业就只能和农舍工业结合在一起，使得农闲时节的过剩劳力可以化为农舍工业的人手。换句话说，农业的生产者即是手工业的生产者，手工业的产品变成市场里的商品。以我之所有易我之所无，《孟子》里讲冶铁的人去换陶器，生产陶器的人要换铁，自然而然就有了市场网的出现。虽然此处以中国为例，但在世界好些地区都可以找到这种精耕农作的情况，而它们的发展过程也大致是类似的。例如欧洲大陆上法国南方的农业和波兰大平原上的农业，都配合了当地大型的市场交换网的发展。

发展的条件在哪里呢？当农舍工业有可以销售手工业产品的条件，如果不是从未发展出作坊工业，就是作坊工业被其他力量毁掉时，方能有农舍工业发展的机会。作坊工业都发生在城市，而精耕农业的农舍工业和城市化则有互斥的现象。另一个互斥的现象则发生在土地广大、人口稀少的情况下。我们看欧洲精耕农作区，法国农夫、德国中部的农夫或波兰西部的农夫，他们都有很高的农耕技巧，也发展出了很多手工业技能，可是当他们搬到空旷的美洲大陆时，就不再精耕细作，也遗忘了手工业技能。

中国精耕细作的历史背景，则是政治力量毁掉城市，毁掉作坊工业，毁掉了私家经济。战国时代以城市为基地的作坊工业已经萌芽，汉代因国家力量强大，打击社会力量，摧毁了私家经济，于是造就农舍工业的发展机会以及推动市场网的成长。

2、中国最主要的生产者就是“编户齐民”

汉代劳动力最大的来源是“编户齐民”，亦即一般登记户口作为国家公民的老百姓，而不是奴隶。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显示，中国最主要的生产者就是“编户齐民”。当然，中国的历史也不是没有转折与变化。譬如说，西汉末到东汉初精耕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而市场经济也形成了全国性的网络，但为什么东汉出现大量的奴隶，并且土地兼并的现象也比西汉严重得多？奴隶耕作的大农庄和精耕农作并不符合，因为只有自己种自己的田才会多花气力下去，不然就会产生“抛荒”，那么如何解释东汉出现的大农庄现象呢？

先看东汉奴隶的来源。东汉并没有很多种族奴隶，有许多是失去土地之后才变成奴隶的。大地主虽拥有大量土地，但到目前仍无法证实当时大农庄实施的是粗放式经营，很可能仍是小规模的小农庄经营。中国古代没有像美国南部的大棉花田，或是乌克兰的大麦田。我们只看见很多小片小片的农庄，虽无法正面证实，但是从家户结构可以看出当时是小农庄的经营；从单位面积生产量看来也是相当高产的小农庄。换句话说，密集农耕是在大土地所有者形式下的小农庄经营，其上的奴役不是绑在一块儿的集体奴群，而大概是佃农与长工在耕作。

拿汉代来与另一个奴役耕作形式相比。罗马帝国时代常有大量的奴隶在大片的农地上耕作，在意大利半岛上，这种大农庄通常是专业式生产，生产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倒是北非才有大量的奴隶耕作生产粮食，但这时候不是密集的耕作，而是粗放的，用的是种族奴隶。当罗马兵团出征时，抓回大量的俘虏出售给大农庄。这种典型的奴隶耕作现象，并没有在东汉出现。如果说东汉时的土地兼并表示农业经营制度改变了，我觉得并不对，东汉的农业经营恐怕还是小农庄的耕作，只不过是由土地主人拿走收获中的一大半，集中出售、集中所有，所以夺去了劳力里面最大的利润。东汉的耕作者未必像罗马的种族奴隶，未必过着非人的生活。所以劳动力的性质和成分在东汉时代好像背离了精耕农作的状态，可是实际上并不是在耕作方式上有所背离。中国历史上难得看见像罗马那样的大农庄，即使偶尔出现，终是很少。

3、佃耕是中国农业保持精耕细作的重要因素

农田的开拓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填满人口密集地带旁边的隙地，东汉常见的报道是达官贵人假公济私，开垦未开辟的公地。照理说，凡是没有开垦的土地都是属于国家的，但汉代豪族名义上说是假借公田。在这个时候，奴隶参加生产，是在第一个阶段开荒，而不是耕种生产，所以当大土地开垦初期，劳力的使用是以集体劳动，而不是个别的劳动为主。

更显著的是南北朝时候，常常为人所举的例子是谢灵运的农庄：当他的开垦部曲经过时，好像军队过境一样，以至于地方政府误以为是山贼。另一个例子是宋武帝的诏书，禁止贵族封占山泽。在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在开垦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劳力，几百人或几千人去开荒，但是所开出来的不止一个农庄。南朝的农庄很多，一个贵族常有几十个或上百个农庄，大片土地分割为数十或百多个农庄，每个庄园都是面积不大的小农庄。第二个特点是南方开垦初期的部曲分散，并不离开这片土地，而是散布在这片土地上，等到需要时一声号召又可以把部曲集结为队伍。换言之，主人和他的隶属关系有一种转变，不是永远集中的。这几十处、上百处的农庄代表着开垦时候集体隶属的情况，改变成佃户的形态。

台湾历史上就有很好的例证。在开拓史上有三种过程，最先是大户过来招募人手，开垦以后就变成他的佃户，佃户本身又有相当大的土地，不是一个人种得完的，于是再去招长工，形成三层关系。开垦完毕以后的大租户就相当于南朝的部曲开垦完以后的佃户。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因为在精耕细作的农业制下，不能容许集体耕作的粗放制，所以一定要给予耕种者一些耕种意愿，最好的办法就是佃户耕好分佃的土地，地主再收租取得利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佃耕是小自耕农以外最常见的劳力使用形态，正因为如此，虽然有土地兼并，但在人口隶属关系下，中国的农业仍能保持精耕细作生产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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