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一位外卖、快递配送人员因交通违法伤亡；2017年上半年，南京共发生涉及外卖送餐电动自行车的各类交通事故3242起……

来自《2017中国外卖发展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在线外卖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046亿元，在线订餐用户规模达3亿人，外卖配送人员已经超过400万。庞大的骑手人群给与社会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频繁违法交通法规，引发社会诟病及担忧。

2018年3月26日，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交管部门视频会，表示将严查严管快递外卖配送员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而界面新闻记者在梳理时发现，早在公安部做出部署之前，全国多地交警就已经发现外卖快递人员交通违法突出的情况， 并通过约谈企业、建立信用奖惩制度等措施来规范外卖配送人员的行为。

快递外卖频繁交通违法有两大原因

因骑手交通违法，致驾驶人或路人伤亡的案例在2017年屡见不鲜。其中，上海交警披露，2017年全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117起，造成9人死亡，134人受伤。

在深圳，2017年1月至2018年3月5日共发生涉及外卖非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12起，死亡6人，受伤7人。

无独有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披露，该院近4年来审理的快递外卖车辆交通事故纠纷呈上升趋势，其中，中通、圆通、韵达、申通、天天等知名物流企业均有涉及，占到全部案件数量的57%。美团外卖等知名外卖平台涉及案件数量占到外卖电动自行车侵权案件的62%。

为何快递、配送人员交通肇事如此频繁？外卖送餐员杨晓光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按照所在的公司规定：15分钟不到店扣10元、2小时内不准接单。他送一单奖励4元，一天能送四五十单。所以20元罚款对他影响不大，时间却十分宝贵。”一次接受交警处罚的过程中，他甚至要求警方快点开罚单。

不仅交通违法有着与职业收入相挂钩的动因，还与他们所驾驶的交通工具相关联。在多地警方披露的交通违法“大数据”中，涉及配送员交通违法行为几乎都离不开非机动车的身影。其中，非机动车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逆行等违法行为颇为常见。

警方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可以通过缉查布控系统进行自动捕捉。但非机动车因为各地规定不同，并未完全实现一车一牌，因此还无法做到通过电子探头等方式抓拍违法行为，对非机动车主的违法行为纠正目前还停留在以警员在街头干预为主，属于末端治理。

多地出手为配送人员“减速”

其实，先于公安部此次统一部署之前，各地的整治措施已经先后登场。其中，上海、南京推出举措，要求骑手实名制，通过建立信用体系来对其行为加以规范。

2017年初，上海公安、交管部门就动员各外卖企业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对骑手实行“一人一车一证一码”的管理措施，并向市民推出针对骑手违法行为的有奖监督举报，推动骑手规范出行。

所谓“一人一车一证一码”，就是外卖骑手在企业注册登记后，将获得唯一编码喷涂在所使用的外卖箱上。市民一旦发现有骑手有交通违法行为，可通过内部举报平台对其进行举报监督。据上海市交警方面透露，目前，饿了么和美团在沪骑手均纳入到该管理平台中来。饿了么方面还向界面新闻披露，“一人一车一证一码”的举措已经覆盖至在沪3.5万名骑手，已有骑手因交通违法行为过多遭“拉黑”。

在此基础上，上海浦东警方还尝试建立外卖骑手“积分制”，将区域内注册登记的3750 余名外卖骑手纳入监管。根据规定，纳入平台管理的骑手每一次送餐中的交通违法行为除了需面对交警的处罚，还将被 APP 记录在案，共享给所属企业，多次严重违法将进入行业“黑名单”，面临辞退及全行业“封杀”的严重后果。

和上海类似，南京警方针对外卖骑手的10项措施中，也明确要求“各送餐企业必须对所属送餐员工及车辆建立专门的信息数据库，按照“一人一车一证”要求，详实登记备案后报至交管部门。并建立监管平台，交管部门建立全市送餐企业人员车辆信息库，及时录入、更新相关数据，并对送餐人员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情况梳理统计后，定期反馈至相关送餐企业。

记者注意到，此次公安部的视频会议中，同样表示，将信用体系建设纳为重点方面：“对负有交通事故责任、多次严重违法的，纳入失信记录，督促企业落实清退和禁入措施。”

和整治矛头对准违法当事人不同，一些城市主管部门认为，企业应当履行责任，从内部机制建设上为配送人员“减速”。

其中，沈阳公安交管部门还要求企业落实监督责任，并定期曝光送餐人员交通违法数量较多的企业，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内部惩处制度。

山东潍坊市督促市快递行业协会制定全市邮政业车辆文明出行管理考核办法，加强行业自律考核；将各企业文明出行情况纳入寄递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和邮政业诚信管理系统。

除此之外，昆明交管部门也对外卖、快递企业进行约谈，并与企业代表现场签订文明出行承诺书：不闯红灯，不逆行，各行其道，文明出行。

规范需细则化

无论是从从严执法上严厉打击配送小哥的违法行为，还是从行政监管上给企业戴上“紧箍咒”，公众更关心，这些整治措施对于现状的改变将会有多大？

对此，曾广泛调研互联网餐饮平台，并在2018年上海两会提出相关议案的人大代表许丽萍表示，配送骑手监管难，有数量大、类型杂、流动性大三大原因。目前外卖平台旗下外卖骑手数量巨大，分别为自有员工骑手、代理商名下骑手以及网上自有加盟的众创骑手，其中代理商名下的骑手比例最大，监管难度最大。此外，骑手月流动率约10%，企业理念与文化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到深入人心。但随着“一人一车一证一码”的引入，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卖配送人员的交通违法行为。

她同时强调，要更彻底的解决此问题，还需在源头和末端的共同治理，此次公安部对于配送人员交通违法做出统一部署，正是一次契机。

她表示，“政府层面应细化制度建设，明晰各方责任，编制并颁布外卖餐饮交通管理细则，进一步明晰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责任；企业则应进一步发挥主体作用，持续完善内部管理体系，严格实施“一人一车一证一码”，确保不同类型骑手均符合“安全第一”底线要求，并发挥互联网企业的优势，采取科技手段，不断提升管理效果，优化骑手绩效考核机制，不再唯时间论，并为骑手提供申诉通道；行业层面则应加快行业协会的组建工作，针对网络订餐外卖特点，建立行业自律规则，编制相关团体标准，同时将较好的企业经验进行复制推广。”

对于快递外卖频频违反交通法规，法制日报发表的评论称，不妨考虑根据配送员交通违法情况处罚外卖配送企业，对交通违法严重的企业实施行业禁入。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治理风暴，在此基础上建立长效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