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业最辉煌的时候，前《华盛顿邮报》总编本·布莱德利（Ben Bradlee）似乎总是知道如何做出正确的抉择。

他曾因为和肯尼迪总统的私交为《华盛顿邮报》争取了一个突发新闻而小有名气，后又因他在推翻了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报道中的作用而声名大振。

这位曾见证过美国报业“黄金时代”的传奇新闻人，10月21日于家中过世，享年93岁。

布莱德利多年前就想象过自己的“讣告”，并提前回应了可能出现争议的部分。

“我猜到我死的那天，”他在1995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的讣告里会写上《华盛顿邮报》如何在布莱德利担任主编时‘赢’得了第18届普利策奖。”他说，那都是胡扯。“这个奖真正的荣誉属于记者，而不是报纸或编辑。”

尽管如此，让《华盛顿邮报》获奖并声名大振的封面报道——“水门事件”，依然是布莱德利书写的报业传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他成功使《华盛顿邮报》从乏味无趣的都市小报向全国性大报转变的重要一着。

从一开始的主编做到后来的执行总编，布莱德利一手策划了《华盛顿邮报》的转变。他不仅招徕了一批有才华的记者，还设立了让《华盛顿邮报》倍受尊敬的编辑标准。

当布莱德利1991年从《华盛顿邮报》退休时，当时的《华盛顿邮报》发行人Donald Graham说，“感谢过去26年间的决策者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做所有报道时融入活力、勇气和热情。”

“水门事件”让布莱德利成为美国报业黄金时代的缩影。那个时代，新闻网站、有线电视和博客尚未主导社会话题和讨论。

1976年，演员杰森·罗巴兹在既叫好又叫座的电影《惊天大阴谋》中塑造过布莱德利的光辉形象，并因此荣获第4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部电影详细叙述了经《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报道和披露的“水门事件”。1978年，布莱德利和《华盛顿邮报》明星记者莎莉·奎恩（他的第三任妻子）的婚姻，则又给他的形象平添了几分魅力。

他是为数不多的知道水门事件曝料人“深喉”真实身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官员马克·费尔特几个人之一。而美国民众直到2005年官方公开之后才知道。

“我认为他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布莱德利在费尔特的身份公开之后如是说。

在与《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的长期合作中，布莱德利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出版自由。1971年，他不顾律师和政府高层官员的乞求，出版了最先由纽约时报曝出的关于越战秘密研究的五角大楼文件。接踵而至的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并以维护报纸出版泄露文件的权利而告终。《华盛顿邮报》支持出版这份文件的决定，为日后持续报道“水门事件”过程中做出更小更困难的抉择铺平了道路。

“布莱德利为报纸设立了行为准则——推进，推进，再推进。不是巧妙地要求大家多走一步，而是面对总统的指责和一系列恐吓行动仍然坚持不懈地追求事实报道。”凯瑟琳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去年11月份，92岁的布莱德利在白宫东厅接过了奥巴马颁发的总统自由奖章。奥巴马称赞了他为新闻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提醒着世人“国家的自由依托于媒体的自由”。

2014年9月，他的妻子奎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布莱德利已经患有好几年的老年痴呆症。她形容他是乐于被簇拥着和在逆境中仍然易于满足的人，“他从未郁闷过一天他的生活”。

布莱德利是个缺乏耐心、脾气坏的、世俗的人，但他同时也是充满活力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和充满个人魅力的。

“他总有源源不断的好点子，”凯瑟琳写道，“他总能问出重要的‘为什么’……他的坚韧和优秀使我不仅能够放心地任由他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且大多数时候都站在他那一边。”

1981年是布莱德利职业生涯的低谷。这一年《华盛顿邮报》的普利策奖被撤销了，因为《华盛顿邮报》自己揭露了记者Janet杜撰出8岁儿童吸食海洛因的报道。布莱德利曾在辞职请求被拒后说，这件事将成为他背负一辈子的“十字架”（心灵重负）。批评者指责编辑没能充分审查和质疑报道的真实性，并暗示这是布莱德利领导下的《华盛顿邮报》激烈竞争的产物。

 

本·布莱德利的生平：

1921年8月26日，布莱德利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他的童年经历了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家境贫困。14岁时，又患了6个月的小儿麻痹症。

他在哈佛度过了匆匆三年时光后，二战期间又在太平洋驱逐舰一展拳脚。1945年回国以后，他帮助创办了一份新罕布什尔州的日报，但仅仅两年半后这份报纸就因缺乏广告而倒闭了。

从那以后，把布莱德利经历了一系列幸运的转变。

1948年，巴尔的摩的暴雨使他跳过了面试，直接坐上火车成为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1950年，波多黎各极端分子向杜鲁门总统下榻的布莱尔宫开火时，他正好坐着电车经过。布莱德利因此写了一整面的目击报道。 

1951年，不安分的他又离开了《华盛顿邮报》成为美国驻巴黎使馆的新闻随员。两年后，他加入了新闻周刊的巴黎记者站，在返回华盛顿写政治报道前做了4年的欧洲记者。 

1957年，他偶然在乔治敦买了一栋房子。几个月后，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和他的妻子搬到街对面，成了他的邻居。一次亲密友谊的建立和接近权力的经历为他赢得了记者的信誉，还有对美国政府超越常人的见解。 

“我很走运，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运气一直伴随着我。”布莱德利在他的畅销回忆录《美好生活：报纸和其他历险记》中说。

他的妻子奎恩回忆道，在他离开报业以后，即便是晚年，布莱德利也会坚持一周去一次《华盛顿邮报》，和“老伙计”们吃午饭，“谈论新闻工作曾经的美好时光”。
布莱德利对肯尼迪的访问一直持续到肯尼迪的总统任期，他也因此为新闻周刊挖到了独家报道。他的这段经历最终写进了1975年出版的书《与肯尼迪的对话》中。这本书为布莱德利带来了许多关注，不过却让他失去了一个有价值的朋友，杰奎琳·肯尼迪。杰奎琳认为这本书侵犯隐私，并因此不再和布莱德利来往。

布莱德利曾在《新闻周刊》的华盛顿分社待了4年，直到1961年，他鼓起勇气给《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打了个电话，建议《华盛顿邮报》收购《新闻周刊》。

“这是我这辈子打过的最幸运、最有成效、最激动人心、最有成就感的电话，”布莱德利写道。收购达成以后，布莱德利当上了新闻周刊的华盛顿分社社长。 

四年后，一次和菲利普·格雷厄姆的遗孀的谈话成为布莱德利今后人生的关键节点。凯瑟琳·格雷厄姆在丈夫自杀后接手了《华盛顿邮报》，她一直希望为报纸注入新的生命。布莱德利在一次吃午饭时对凯瑟琳说，如果他能当上总编，“我会为这个职位付出我的一切。”

布莱德利很快就获得了副总编的职位并且上升得很快。霍华德·布雷在《华盛顿邮报的栋梁》一书中记述道，当时的总编阿尔曾友情提醒布莱德利说“老兄，别着急。”而布莱德利笑着回答说：“对不起，这是新陈代谢。”3个月后，他成功了接替了总编的职位。

布拉德利共有三次婚姻，四个孩子。他的前两次婚姻均已离婚收场。布莱德利·奎因，他和第三任妻子莎莉·奎因的儿子，一直在和各种疾病作战，包括心脏病和癫痫，并最终被诊断为患有VCFS遗传性综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