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 本文作者王宇是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政府与经济发展合伙人，咨询顾问陈沛祎、李佳豪亦对文本有所贡献。文中所述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人，始终是中国绕不开的话题。

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再探新低，仅为1.243％，而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32％，在迈入下半场的同时，增速明显逐步走低。宏观趋势中的数字在不断警示城市管理者：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很快消失。

还令城市管理者对未来感到不安的是，无数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暗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不再是投资，而是需求、知识和科技。“人”，则可能是能带来这些驱动力的唯一要素。

于是我们看到2017年几乎所有二线城市，包括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重庆、青岛等等均出台了优厚的人才吸引政策。而到了今年，随着北京人才“绿色通道”和上海人才“高峰工程”的落地，一线城市也主动入局争取人才，忽然间，这场人才争夺战已经愈演愈烈。

中国城市人才策略的未来在何处？怎样的策略才能有效制胜而不失特色？我们不妨将视线投向30年前的西方，看看这些当今颇具影响的全球城市是如何解决人才问题的。

20世纪九十年代，全球经济政治经历了一段动荡的岁月，在广袤欧洲大陆的中心，柏林墙刚刚倒塌，美、英、法、俄的驻军还未完全撤离，原属民主德国首都的柏林百废待兴，却不幸遭遇了工业崩溃，失去20万以上的工业就业机会，柏林城很多区域甚至沦为了鬼城。

与此同时，澳洲大陆南端的工业城市墨尔本在经济萧条的阴霾下也举步维艰：大宗商品出口萎缩不振使得制造业遭遇寒冬，失业率不断走高，曾经的南澳核心正面临着沦为“铁锈地带”的威胁……

30年前，这两座城市正深陷窘境，它们是如何扭转人口流失从而阔步迈入全球城市队伍的？

柏林的成功是基于政府对于城市自身优劣势的充分理解。2001年，新任柏林市长看到了柏林成片的低成本空置住房以及废旧的工厂和仓库对于年轻艺术家和创意企业的吸引力，主动接近国际级的电影制片人，希望他们到柏林制作、拍摄电影。在他的推动下，柏林逐渐吸引了大批的艺术家、服装设计师、作家，旅游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此外，市政府每年拨款2700万欧元用于资助艺术活动，2014年，柏林艺术行业相关人口占比已接近总人口的10％，每天最多会举行1500场文化活动，拥有约6700家设计公司落户，超过5000名学生学习各类艺术专业。德国国内、欧洲大陆乃至世界各地的创意人才不断地涌向“穷，但性感”的柏林，低成本的商业和生活环境使它成为了草根艺术家的天堂。

创意产业的兴起，让柏林看到了转型的希望，政府快马加鞭，寻求第二次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产业。柏林开始将文化创意产业与科技相结合，打造跨界的文创产业，使柏林成为欧洲的APP产业新硅谷。柏林很快意识到，发展科技产业的核心在于如何留住人才。柏林认真分析了城市的竞争优劣势并制定了符合当地特殊性的人才政策。例如，柏林的创业团队中，八成是国外团队，因此政府推出了房租控制机制等保障外国人在柏林的基础条件。又如，针对创业团队资金的需要而推出微型贷款政策。

特立独行的艺术文化、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浓厚的创业氛围改变了柏林的命运，柏林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将旧工业区转型为文创空间的典范。但究其核心是吸引艺术人才与科技人才的有效策略，真正以人为本，打造出文化创意产业和科技创新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而墨尔本的实践有所不同，同样是处于旧工业经济衰退时期，墨尔本打造的是“宜居”定位以及教育立城，充分吸引国内外人口。

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后，当地政府充分意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于是大力投资教育机构，造就了闻名遐迩的墨尔本大学、莫纳什大学、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等国际顶尖的高等学府，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学生前来求学。同时政府配合教育，持续地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和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成功将墨尔本重工业为主的“铁锈”经济转型为知识密集型经济，大量的电子、通信、科技、金融企业的入驻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匹配的工作，使学生不仅在此学习生活，更能成家立业。

宜居是墨尔本最鲜明的名片，它连续7年排名EIU（经济学人智库）全球最宜居城市榜首、同时也荣获联合国人居奖、联合国人居署“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在先天条件上，墨尔本具备适宜的地理资源优势：澳洲南端平均气温为9－20℃，年降雨量约600mm，终年气候温和湿润，阳光明媚，同时远离灾难多发区，十分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

基于良好的先天优势，墨尔本政府围绕宜居城市的定位，从三大方面巩固了宜居内涵：一是市区内规划兴建了140多处大型公园和绿地，绿地率高达40％；二是构建完善的环境保护制度，如环保警察、环境法庭及环境会计审计等，促使市民环保意识强和参与度高；三是创造性地将工作融入宜居理念，市政府实施的著名的“邮编3000”项目，将市区中大量空置办公楼改造成了宜居的公寓楼，增加CBD居民入驻，同时带来了娱乐、餐饮等众多就业机会，创造了勃勃生机，成功实现了产城融合的新型生活理念。

教育和宜居的双轮驱动，让墨尔本成为澳洲最吸引力的城市，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6年十年间，墨尔本人口增长了96.46万人，遥遥领先本国其他城市，澳洲十大人口增长行政区有5个位于墨尔本。墨尔本结合先天禀赋，以教育为切入点，成功避免了城市空心化，也真正吸引了大量人才前来定居。

科尔尼《2017全球城市指数》中“人力资源”维度的中国城市排名依次是：香港、上海、北京、广州、南京；其中香港在高等教育人口、顶尖大学、国际学生等人力资源维度的综合评分上较第二名上海高出了62％，大多数内地城市的人才远不及国际水平，且领先者与追随者的差距较大。

目前，中国主要城市均已经积极参与人才争夺，但人才吸引政策大多先从户籍出发，除杭州、郑州和长沙配以一次性或短暂的生活／住房补贴外，政策的内容和力度均较为同质化。（见下表）

反观现实，人才的需求应当是多元的，除了户籍，他们还会关心事业、教育、生活成本、城市环境等等方面。安家立业是人才的终生大事，我们不仅要关注到个人需要，更要考虑到整体家庭对城市的诉求。因此，中国城市想要抢夺人才，除了户籍政策的引导，更要打造城市“归属感”——以业纳人、以物安人、以情动人。

以业纳人，即寻找优势、特色的产业定位，创造具备吸引力的工作机会。正如柏林选择文化和科创，墨尔本选择金融和电子科技，杭州选择互联网，人才往往因为可以投身喜爱的工作并获得充足的回报而找到事业成就感，也因为具备前景的职业发展路径而选择居留。

以物安人，即提供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保证合理的生活成本。在家庭中，除了衣食住行的便利性和成本，人们也会关心子女教育资源的质量以及保证家庭健康的医疗资源质量。逃离北上广深的人才大多因为生活的高成本，而挤破头想进入一线城市的人才却很多是因为垂青它们先进和丰富的教育、医疗资源。想以人才作为发展突破口的中国城市，应当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例如，广州、上海、南京等城市稳步推进租售同权，使得新城市人才也能享受到城市公共资源；再例如，杭州率先探索创办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不仅填补了杭州高等教育资源的短板造福当地家庭，也有助于杭州培养顶尖人才，促进人才居留。

以情动人，即打造文化与环境软实力。墨尔本的宜居举世闻名，这正是它超过悉尼成为全澳人口增量第一的杀手锏；柏林尽管“穷”却不惜下血本支持文化艺术活动。城市需要经济发展，更需要文化和环境的软实力而变得独树一帜。在很多人因为“乡愁”等各类情结选择定居城市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城市的环境和文化是制胜同类城市的不二法宝。

人才决定了城市未来的竞争力，人才争夺战要求城市能放弃机械的宏观思维，真正将视野缩小在人与家庭，协助成就人才的“小我”，方能凝聚为实现城市的“大我”，为城市发展注入澎湃不息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