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李天骄

美国单方挑起的贸易战曾在美日之间频发。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就曾通过多种方式向日本发难，以缓解美日贸易赤字。

日本产业升级带来贸易摩擦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制造业发展迅速，日本产品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几年后，美国对日本的商品贸易赤字飙升至500亿美元。

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工业中心承担了和日本竞争的主要压力，形成了“铁锈地带”，失业率两倍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些地区的州议员在国会发起了大量对日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在1960年至1990年间，美国和日本之间频繁发生贸易摩擦，共出现了7轮贸易摩擦。

日美贸易摩擦延绵近30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贸易逆差的GDP占比开始下降，日美贸易关系才有所改善。2000年以后，大部分贸易摩擦都在WTO的框架下得到解决。

如果以美国对日本的货物贸易逆差变化作为贸易战效果的表征，从美日摩擦的30年历史表现来看，集中的贸易谈判对美日贸易逆差的缩小确实起到一定的短期作用，作用时长仅为1年至3年。

举例来说，集中在1976年至1978年的钢铁、彩电贸易谈判仅带来1979年的美日贸易逆差缩小。

集中在1979年至1981年的汽车贸易谈判带来1981年的美日贸易逆差缩小。

而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半导体贸易谈判则带来了1988年至1990年3年的逆差缩小。

从表面来看，美国通过贸易谈判强制性地限制贸易量在短期内能够改善贸易赤字，但导致两国贸易差额变化的长期驱动因素应是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或者说经济结构的变化。

在美日贸易战期间，虽然每一回合的贸易谈判都拉动美国贸易逆差阶段性下行，但其总体仍呈上行走势，1985年至1990年美国年均贸易逆差额约为1971年至1975年年均额的两倍。

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的产业升级，主导产业从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渐转变为以技术为核心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出口产品也经历了由纺织品、钢铁、汽车向半导体、电子通讯产品的转变。

正是由于日本自身的产业升级，令美日双边贸易结构在贸易争端中不断重塑，贸易差额得以扩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制裁反而促进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

对日本整体经济影响有限

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为出口主导型经济，1985年，日本的净出口额占GDP比重为2%。而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的5年里，受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出口下滑。

1985年至1990年，日本净出口从顺差6.7万亿日元降至逆差3.8万亿日元。

出口下滑的趋势大约维持了5年，随后在1991年开始回升，1992年恢复到顺差8150亿日元。

由此可见，上世纪80年代贸易战对日本出口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长期来看，日本对外贸易顺差扩大趋势并没有因贸易战而停滞不前。

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日本出口下降，日本经济受到短期冲击。1986年，日本实际GDP同比增速从1985年的6.2%下降至3.2%，但随后在1987年经济增长动力恢复，增速回升至4%，1988年，进一步回升至7.1%，1987年至1990年年均增速为5.5%。

因此，从日元汇率和日本出口来看，贸易战对日本的影响大约维持了3年至5年，而从经济增速来看，贸易战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冲击仅在1986年这一年内体现。而从影响来看，被征收高关税及被实行出口限额等措施，其实对日本整体经济的影响确实相对有限。

同时，通过日元升值调整对美贸易顺差的做法并未见效。日元兑美元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大幅升值，但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只是扩大未见减少。

但贸易战无疑对日本该行业的产业布局造成了影响，例如，日本汽车制造商被要求在美国建厂生产，出口限额也促使日本将高端产品的制造更多地转移到美国。

事实上，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日元升值压力下日本央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广场协议》之后的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日本央行先后5次下调利率以防止通缩风险。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日本股市和房价大涨。

随后，1989年至1990年，日本央行开始紧缩货币政策，将利率由2%一度加至4.25%，膨胀的资产泡沫瞬间破灭。

而《广场协议》的另一受害国——德国在面对同样的汇率升值困扰时，德国央行以稳定物价为第一目标，使德国在经历了短期的经济衰退后快速恢复。

可见，面对美国单方面汇率干预，是日本和德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导致了两国经济走势的截然不同，而贸易战只是一个导火索。

美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声势浩大天雷滚滚，事后证明并没有阻止日本相关产业的崛起，美国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给美国国内带来了诸多不利后果。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美日汽车贸易摩擦呈愈演愈烈之势，美日两国最终于1981年达成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自主限制的协议。

由于日本减少了对美国的出口，美国汽车市场出现供给不足现象，汽车价格上涨。

1981年至1984年间，美国汽车价格年均上涨4.4%，对美出口的日本汽车价格年均上涨11%，大幅高于美国同期通胀率7.9%的均值水平。价格上涨为企业创造超额收益，但同时消费者生活成本上升。

根据测算，1984年，美日汽车贸易出口限制为美国企业带来26亿美元的额外收益，同时造成58亿美元的消费者损失。

总体来看，消费者的损失大于生产者的收益。因此，从社会整体福利来看，美日汽车贸易战的结果对美国来说反而不利。

此外，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的下降，促进了美国汽车的生产，汽车产业就业增加。1984年，美国汽车产业新增就业约5.5万人，1985年，新增3.5万人。

然而这一数字与1982年美国汽车产业失业的20万以上相比，效果并不理想。

虽然表面上看来，当今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但我们认为中日无论在对美贸易关系还是对美政治关系上，都具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是中美贸易关系互补性强于竞争性，其次，中美政治关系更加独立，因此本次中美贸易战与上世纪的美日贸易战缺少可比性，美国301贸易制裁措施对中国的影响将是短期、有限的。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从美日贸易战中吸取教训，避免落入美国的陷阱，重蹈日本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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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日本30年间的7轮贸易战

第一轮，纺织品战(1968年至1972年)。由于日本纺织品的快速发展，其对美国出口及市场占有额逐步提高，对美国本土纺织品制造业形成威胁，美国同行提出强烈反对。为了回避矛盾，日本接受美国政府要求，实施了对美国出口的自愿限制，并且在1971年签订“日美纺织品协定”，以1969年为基准设置限制对美出口增长的范围。

第二轮，彩电战(1976年至1977年)。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对美国彩电出口约占美进口彩电的90%，占据美30%以上的市场。1977年，美日签订贸易协议后日本被迫主动限制对美的彩电出口。

第三轮，钢铁战(1976年至1978年)。上世纪70年代，日本钢铁业迅速崛起，与此同时，美国则成为钢铁净进口国，日美在钢铁领域开始争端不断。从1967年到1978年，日本钢铁业被迫3次自主限制对美出口。1976年，美日钢铁贸易战升温，最终美日签订1976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1978美国钢铁起动价格制度，即对低于一定价格的日本进口钢铁自动启动反倾销诉讼。

第四轮，汽车战(1979年至1981年)。1978年，日本对美汽车出口超过150万辆，在1980年达到192万辆。来自日本的竞争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为本国汽车行业提供10亿美元的补助。1980年5月，日本政府同意减少对美汽车进口关税，并在1983年同意将对美出口汽车辆数设定上限。1995年，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案》对日本汽车征收额外关税。

第五轮，汇率战(1985年)。尽管已经对外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但美国贸易逆差仍然在高速扩张，对此美国开始将原因归结为美元汇率的高估。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此即《广场协议》。

第六轮，半导体战(1987年至1991年)。美日在电子通讯上的冲突最早源于半导体产品，1981年，美日东京谈判后美国以反倾销为由对美部分半导体产品征收100%关税。1987年，两国达成美日半导体贸易协定。

第七轮，结构性贸易障碍谈判(1989年至1994年)。上世纪80年代后期，美日贸易摩擦的焦点转向结构性因素上。1989年，美国启用超级301条款，当年美日签订“结构性贸易障碍协议”，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1993年7月，东京会谈上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以具体数额指标来衡量其市场的开放程度，日本则以管制贸易为由拒不接受。对此，1994年美国再次动用超级301条款对日进行贸易制裁威胁，最终在制裁最终期限之前的1994年5月日本让步并同意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以平息这场贸易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