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两张照片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疯狂传播：头戴黑帽的希拉里·克林顿骑在扫帚上，以及绿皮肤的希拉里咯咯大笑。反对者称希拉里为左派的邪恶女巫（The Wicked Witch of the Left），声称手中的证据表明她身上有一股硫磺的味道，还特别喜欢描述她被液体融化的场面。上一次美国出现女巫审判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当下的这种社会现象？

十九世纪晚期，妇女参政权支持者马尔蒂达·乔斯林·盖奇（Matilda Joslyn Gage）坚持极具革命性的观点。她认为，迫害女巫现象与抵抗邪恶势力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只是体现出社会中存在根深蒂固的“厌女症”，目标是压制女性的智力。盖奇表示，女巫并不邪恶。她们不会赤身裸体骑着扫帚在夜晚的空中飞行，也不会与魔鬼为伴。相反，女巫更像是“知识超群”的女性。在盖奇提出的思想实验中，她坚称我们不应该用“女巫”这个词形容某个群体，而应直接称其为“女性”。

显然，盖奇认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提到女巫时，我们想到的几乎只有女性。历史上也有男性曾因掌握巫术而遭到指控，但数量极少。而且，用来形容具备魔法力量男性的词汇——术士、魔术师、巫师、男巫——并不含有贬义的成分。

“女巫”和“娼妓”这两种称呼有很多相似性。它们由来已久，都是人们用来管理女性的工具，旨在用社会规范使女性感到羞愧：娼妓违反了女性性生活方面的社会规范；女巫违反了女性权力方面的社会规范。女巫有能力对男性构成威胁，因此人们经常称她们“违背自然”。女巫可以用咒语将人变成猪，也可以用咒语在战斗中击败对手。她能诅咒你、祸害你的庄稼、忽视你的存在、拒绝你的请求、纠正你的错误……惩罚女巫达到了两个目的：终结了女巫的威胁，让其他想要追随不守规矩女性脚步的人感到恐惧。

虽然社会用尽全力试图消灭女巫，但她们还是坚强地生存下来。从复仇者联盟系列里的绯红女巫（Scarlet Witch）旺达·马克西莫夫（Wanda Maximoff）到2016年上映的电影《爱之女巫》（The Love Witch），从电视剧《美国恐怖故事》（American Horror Story）到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的纪实文学作品《1692塞勒姆女巫》（The Witches: Salem），女巫的形象随处可见。女巫的经典形象——绿皮肤、尖顶帽、皮肤长满疣、黑猫——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但是在这种表面形象之下却隐藏着丰富的内涵：过去几个世纪中，大量让我们感到恐惧、疯狂和深受启发的女性都被打上女巫的标签。

我们首先来看女巫的经典形象：邪恶的干瘪老太太。这个形象在公元纪年的时代流传甚广，而当时人们认为女巫就是与魔鬼相伴的邪恶女性。当时，衰老丑陋的女巫比耶稣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古罗马的文献将女巫描绘成满口假牙、头发灰白可怜的生物：她们在月光下挖土，用牙齿撕咬动物尸体，以亲手饿死的男孩器官炼制符咒。女巫有两种娱乐方式：制作迷魂药和施展诅咒。诗人奥维德（Ovid）称自己糟糕的床上表现是因为女巫用古罗马巫毒娃娃抢走了他的威猛。

最著名的古代女巫莫过于莎士比亚的《麦克白》（Macbeth）中的三个女巫姐妹。她们是令人厌恶的“午夜巫婆”，嘴唇纤薄，手指皲裂，还长着胡子。她们的巫术——蝾螈的眼睛和青蛙的脚趾——和她们的面容一样恶心，却能给自己见过的任何人施加诅咒。经典童话中的女巫也符合这种形象，比如《韩赛尔与格蕾特》中吃孩子的女巫、俄罗斯童话中的雅加婆婆（Baba Yaga）和弗兰克·鲍姆（Frank Baum）《绿野仙踪》中的邪恶西方女巫（Wicked Witch of the West）。其中，演员玛格丽特·汉密尔顿（Margaret Hamilton）将《绿野仙踪》里的坏女巫演得活灵活现。最开始剧组邀请魅力四射的盖尔·桑德加德（Gale Sondergaard）出演，但她因为不想饰演丑的角色而拒绝。。

当然，丑陋是一切的关键。人们之所以赋予女巫老妖似的外表，原因在于使之与其邪恶的内心相配，证明她们的存在“违背自然”。在世人眼中，女性应该是整洁优雅、魅力无穷的年轻女子才对。不过，女巫一般都是老太太这一点也暴露出一个事实：很多被控掌握巫术的所谓“女巫”都是老年人，她们通常是贫穷的寡妇，勉强靠接生、草药和江湖医术维持生计。她们孤独隐居的脆弱状态和不同寻常的知识背景让其成为人们遭遇庄稼歉收和婴儿死亡等不幸事件时发泄怒火和恐惧的绝佳目标。

外来女性也容易被控掌握巫术，而移民和巫术之间的联系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神话。女巫美狄亚（Medea）是坐落在黑海东岸科奇斯王国（Colchis）的公主。古希腊人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恶习——排外。在他们看来，科奇斯王国的人自然是充满嫌疑的外国来客。伊阿宋王子（Jason）乘着阿尔戈号（Argonauts）前来为父亲取金羊毛时，美狄亚爱上了他，并用自己的咒语助他一臂之力。在美狄亚的帮助下，伊阿宋王子得以拿到金羊毛并全身而退。心怀感激的伊阿宋王子娶美狄亚为妻，但回到希腊后，人们对她避之不及。此时，她的巫术和外国身份合二为一，一同成为导致她不受欢迎的特质。在古希腊人看来，美狄亚来自东方岛屿，因此是个残忍的女巫也不足为奇。

这种本土主义也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有所体现。卡利班的女巫母亲西考克拉斯来自阿尔及尔。虽然从未在剧中出现，但她却是一个悲惨丑陋的人物：一个被“岁月和嫉妒”压弯了腰的“蓝眼睛丑女巫”。她被逐出阿尔及尔（暗示即便对于当地人而言，她也太过邪恶），因此来到岛上生下畸形的丑儿子。西考克拉斯在岛上施展魔法，崇拜异教邪神赛提波斯（Setebos）。十七世纪末期，可能来自南美的奴隶蒂图巴（Tituba）被控带领塞勒姆（Salem）地区纯洁无辜的白人女孩走向邪恶。马丽斯·孔蒂（Maryse Condé）在小说《我，奴隶蒂图巴，塞勒姆的女巫》（I Tituba, Black Witch of Salem）用精彩的笔法描绘了来自外国的蒂图巴被一群歇斯底里的清教徒围攻的故事。

即便在今天，种族主义的土壤中依旧残存着对巫术的恐惧。吉普赛人长期遭到欧洲人歧视，他们经常被控掌握邪恶的巫术。而在好莱坞，导演们则喜欢用受非洲文化影响很深的伏都巫术为恐怖片增添惊悚元素。

不过，并非只有易受攻击的女性容易遭受掌控巫术的指控。其实，执掌政权的女性也经常遭此攻击。圣女贞德带领法国人民战胜英国，因其“声音”的纯净、聪慧和忠诚而为人熟知。英国人无法在战场上击败她，于是便转而暗中攻讦，声称她靠巫术才取得胜利。他们给出的的原因也很简单：一个年轻女性单靠自己能力绝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圣女贞德被捕后，英国人因她掌握巫术而严刑拷打，称战场上的英勇无畏恰恰证明她具有超乎自然的能力。而且，英国人还说圣女贞德之所以能在辩论中欺瞒检察官，原因也是掌握巫术。

埃及艳后和安娜·波莲（Anne Boleyn）同样被控掌握巫术。传闻称安娜身上甚至有与魔鬼签订契约的痕迹，比如第三个乳头、痣和右手长有六指。这种诽谤手段聪明且有效，是女性的政敌们常用的手段。数不胜数的其他案例表明，女性很难拿出决定性的证据表明自己不是女巫，进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但最让人震惊的部分还在于这种伎俩的持久生命力——直到今天，我们依旧可以在政坛上看到它的影子。除了担任第一夫人期间背上女巫名头的希拉里·克林顿之外，澳大利亚首位女性总理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被反对者讥讽为女巫，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也面对同样的侮辱。最近特蕾莎·梅（Theresa May）大笑时被人拍到，很快网络上就开始流传她“女巫般咯咯大笑”的图片。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现象背后都是厌女情节在作祟。在政治上与女性领袖辩论并将其击败还不够——如果女性展现出雄心壮志，厌恶她的人一定会视其为魔鬼并驱逐。

性感女巫用美色引诱男性的“传统文化”受到当今成人戏服制造商的追捧。不过，这一切都起源于西方文学中的第一个女巫：神圣的女巫瑟茜（Circe）。她最早出现在荷马的《奥德赛》中。根据荷马的描述，奥德修斯和船员在拼命游到瑟茜的岛上，精疲力竭之余为逝去的同伴感到惋惜。他们在岛上寻找居民，发现了一栋花园里养着温顺狮子和野狼的宏伟宫殿。一位光芒四射的女神来到门口，邀请他们进入。她为船员们端上下了药的食物和酒水，接着用魔杖将所有船员都变成了猪。

瑟茜的故事中集中体现了很多经典的女巫手段：善用草药和毒药，拥有魔杖，能够控制动物。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她的道德困境——虽然最开始以威胁手段出场，但与奥德修斯成为恋人后，瑟茜将他的手下变回了人形，还为奥德修斯回家之旅提供了关键的资源和帮助。并非所有性感的女巫都有类似的转变，但仙女摩根（Morgan le Fay）、莫蒂西亚·亚当斯（Morticia Addams）和《冰与火之歌》中的梅丽珊卓（Melisandre）却都属于此类。

这引出了最后一类女巫：好女巫。分析最著名的例子前，我们先来看很多不太有名的女巫。历史上，大量女巫用草药学知识帮助身边的邻居，为他们治病，帮她们接生，实际上扮演了医生和药剂师的角色。在可靠医疗服务缺乏且昂贵的年代，她们为病痛中的人们送上了第一手帮助。马尔蒂达·乔斯林·盖奇在论文《女性、教堂和国家》（Woman, Church and State）中向这些女巫致敬。她说女巫是当时“最深刻的思考者和最先进的科学家”。如今很少有人了解盖奇，但她的影响却流传甚广：盖奇是鲍姆的岳母，在她的直接影响下，鲍姆刻画出流行文化中最具标志性的好女巫——葛琳达（Glinda）。在1939年的电影中，葛琳达让人难忘。而在《绿野仙踪》的故事里，她也是一个用热情和智慧保护好人的丰满角色。格莱葛利·马奎尔（Gregory Maguire）在小说《魔法坏女巫》（Wicked）中重塑了邪恶西方女巫埃尔法巴（Elphaba）的形象，将她打造成被人误解的英雄角色。这也表现出盖奇的思想。

当然，谈到好女巫就绕不开极其优秀的赫敏·格兰杰。在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中，赫敏的智慧、善良、正直以及果敢让她成为全世界少男少女们的榜样。除了赫敏之外，罗琳还描绘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女巫，比如善良的麦格教授和残忍的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

这让我们又一次看到女巫的多样性。事实上，很多女巫无法纳入传统的分类标准：她们具有多种类别女巫的特质，根本不属于任何一个类别。我们的观点在变化，女巫的特点也在变化。她们身上反映出的是我们对女性看法的转变。

如果真是如此，那我的确倍感鼓舞。好女巫的形象占据了流行文化的主流：除了赫敏之外，还有绯红女巫、《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 the Vampire Slayer）中的威洛（Willow）、最新电影《时间的皱折》中的啥夫人，谁夫人以及哪夫人……女性在平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我们看到世人对性骚扰、性侵和压制女性发声等问题上有了前所未见的清醒认知。除了各种暴行的日常曝光之外，越来越多施暴者也被拉下神坛。

虽然进步可嘉，但我们也要保持清醒。联合国官员的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里，全球范围内因巫术指控而被杀害女性的数量不断攀升。其中，印度的问题尤其严重——人们将老年女性当作替罪羔羊，以此为借口窃取她们的土地和财物。在沙特阿拉伯，法庭裁定女性犯有使用巫术罪。在加纳，人们将女性流放至所谓的“女巫集中营”。屡次获奖的纪录片《我不是女巫》（I Am Not a Witch）记录了加纳的非法强迫迁徙。在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21%的美国人相信女巫（而且不是赫敏这样的好女巫）的存在。

如今我们手握改变历史的机遇——古希腊女神赫卡忒（Hecate）便负责掌管机遇。我们会继续害怕并迫害掌权的女性，称她们是邪恶的化身？或许我们最终可以赞美女性的力量，承认女巫一词没有贬义，与女性一样都是中性的称呼罢了。

（翻译：Nashville Pred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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