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钰坤比想象中瘦很多，也年轻很多。他讲话声音轻且配合度高，看得出来，因为最近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造访，他准备了一套“标准答案”，但他又很快能抓住我设问的方向。他的话不多，并且只讲他确定的事情，这让寡言也变得有些可贵。

2015年，忻钰坤的处女作《心迷宫》以170万的投资，收获了超过1000万的票房，他也因此被市场认为是颇具市场潜力的新导演，影片精巧的非线叙事结构也被许多影迷津津乐道。对于一个起点颇高的导演来说，第二部作品往往要面临更大的压力。他没有选择在雕琢结构的路上继续走下去，而是重新拾起了自己创作的第一个剧本，讲的是在他的老家内蒙古包头，野蛮发展的采矿业是如何制造了新富、收买了中产、损害了底层——这就是他的第二部长片《暴裂无声》。在这部电影中，忻钰坤展现了更大的野心，他希望通过电影为社会现实做注解。

《暴裂无声》的故事发生在采矿业中兴的2004年，剧本创作于2012年，影片完成于2016年，2018年上映——这前后十五年的时间纵深，使得影片与现实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十五年间，采矿业从繁荣到衰落，矿坑填平，高楼耸起，靠采矿一夜暴富的人们纷纷投身房地产，制造出一座座鬼城；同时，中产逐渐壮大，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曾经稳固的顶层-中产-底层的正三角结构难以为继，尤其当雾霾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之后，发了“不义之财”的煤老板、矿主们在中产叙事中成了罪魁祸首，而直接暴露在污染下毫无反抗能力的底层的命运依旧无人问津。

在忻钰坤看来，《暴裂无声》的故事既是“过去时”，又是这种新的阶级格局下某些小角落依然存在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它是今天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起点，不断提示着我们，是怎样的选择和妥协让我们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境地。他在其中非常敏锐地指出了中产的责任，在他看来，很多时候，正是由于中产放弃使用自己的力量，才让罪恶逃脱惩罚、使底层失去保护——在中产话语几乎占满了公共空间和电影银幕的今天，《暴裂无声》是一部难得的“反中产”电影。

城市的尽头是山野，山野的尽头是财富的来源

整个内蒙古的采矿业在2000年前后兴起，那时候，忻钰坤上高中。有一次，他和同学们被学校拉到包头附近的一个驾校培训基地参加军训，基地的北边就是山，“一天上午训练的时候，我就听到一声巨响，抬头一看，北边的一座山已经全部被烟雾笼罩了，等到烟慢慢散去，山体的一半就不见了，像是在电影里才见过的那种山崩地裂的画面。”《暴裂无声》结尾炸山的镜头，就来自忻钰坤的亲身经历。

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开矿。除了煤炭资源之外，内蒙古的大山里还富含有色金属资源，炸山是开矿的第一步。山炸开之后，石块被运到附近大大小小的选厂里，用不同的设备将石块粉碎，再通过各种化学制剂提取出有色金属，分渠道销售掉。忻钰坤家里有个亲戚就是开选厂的，他曾听亲戚说，选厂是不能轻易带外人去的，因为经常有人故意搞破坏，揣着一瓶化学试剂洒到矿石上，那些矿石就废掉了。

选厂之间的恶意竞争在采矿业还相对粗放、缺乏监管的年代是很常见的，这也是他把《暴裂无声》的故事设置在2004年的一个原因。“那时候是很乱的，你光有钱不行。一个有钱人，买了设备，买了地，想要做开矿的生意，每天都会有人来骚扰你。不光是竞争对手，也有官方的人，直到你做不下去了，就会有人来说，我来买你这个矿。”

采矿业制造了城市的第一批富人，这是忻钰坤已经离开家到西安工作的时候才感受到的，用他的话说，“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城市的躁动和变化来得特别猛烈”。“那时候奥迪Q7刚刚出来，我在西安都没有见过几辆，回包头过年的时候，发现满马路跑的都是Q7，而且颜色都不一样。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的人这么有钱啊！”

在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中，开矿并非一个新鲜的题材。从最早的《盲井》到后来的《人山人海》《天注定》，开矿造成的生产事故、环境污染、腐败、犯罪，以及分配不公、贫富差异下的心理失衡，已经在银幕上被反复书写呈现，这其中的许多故事，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例如贾樟柯《天注定》中姜武所扮演的“胡大海”的故事，就是根据2001年山西省晋中市大峪口村的农民胡文海在承包煤矿失败、上访未果的情况下，持枪杀死14人的案件创作的。

《暴裂无声》是忻钰坤写的第一个长片剧本，在创作之初，他也曾想过找一个具体的新闻事件来做改编。找来找去，他发现这些新闻事件本身都“太表面了”，无非是老百姓讨薪被矿上的人打了，或是矿与矿之间产生了纠纷、出了命案什么的。在他看来，这些事件“没有拍的意义”，因为开矿所带来的问题不是通过一次孤立的事件就能讲清楚的。尤其是在2011年以后，内蒙古的整个资源型产业都开始走下坡，曾经主宰了城市甚至地区命脉的采矿业辉煌不再，这更让他意识到，开采和繁荣都是一时的，但是很多深层的社会问题却仍在这个时间段之外蔓延。忻钰坤想找到一个故事、一组人物关系，来讲清楚这个问题。

或许正因如此，在完成了处女作《心迷宫》之后，忻钰坤重新拾起了《暴裂无声》，并带着他的剧组回到了老家包头。在电影中，镜头几次带着观众俯瞰这座城市，罩在城市上空的那层淡黄色、甚至有时是淡紫色的烟尘，一如忻钰坤印象中的样子，而在城市的不远处，就是沉默的群山。“很多人看了电影问我，城市离乡村这么近吗？”他说，“包头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从整个城市最核心最繁华的地带，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嘈杂的城镇，城镇再往下走就是贫瘠的乡村，乡村再往下走就是山野，山野再往下走就是财富的来源。”

“状况外”的中产承担着最大的责任

在忻钰坤看来，《暴裂无声》是一个当代寓言，其中的三个主角，分别来自三个社会阶层：张保民是绝对的底层，年轻时跟人打架，咬断了舌头，从此不愿开口说话，几年前因为拒签征地协议，用一根羊骨头戳瞎了屠夫丁海的左眼，结果地还是征了、矿还是开了，张保民一边在矿上打工，一边慢慢赔人家钱；徐文杰是标准的中产，一位小有成就的律师，他拿了矿主昌万年的一笔钱，帮他联络证人作伪证，洗脱非法采矿的指控；昌万年则是资源产业催生的新富，穿订制的三件套西装，听古典乐，脚上还是离不开一双布鞋，他慈善家的面孔背后是丛林法则里的狩猎者——在他眼里，底层是待宰的羔羊，中产则是必要时的手中刀。

同时，这三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孩子的父亲。昌万年会吩咐手下把炖好的羊肉封在真空包装里寄给远在加拿大的儿子；徐文杰是给女儿讲睡前故事的单亲爸爸；至于张保民，他的儿子在影片一开头就丢了，出去放羊再也没回来。

故事就是围绕张保民找孩子展开的。张保民以为昌万年绑架了他的孩子，拦住他手下的车，打伤了人，从车上救下一个套在麻袋里的孩子，解开麻袋才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按照孩子胸牌上的电话打过去，张保民找到了律师，原来是律师的女儿被绑架了，昌万年想要威胁律师交出可能送他入狱的关键证据。律师想找张保民要女儿，昌万年想找律师要证据，而张保民想找昌万年要儿子——欲望、恐惧、亲情与求生的本能最终将三人引向了山野深处，也是埋藏了真相的地方。

张保民的儿子究竟是怎么丢的？他是死是活？这是影片叙事的重要线索，但在结尾处，忻钰坤却将孩子的命运做了留白的处理，在孩子失踪当日的闪回片段里，只有律师和昌万年躲在山沟里的秘密交易。“如果把孩子的死亡清楚地交代出来，观众就基本没有任何疑问了，他会认为，我讲的还是一个个案。但我想让观众去关注的是，孩子是在一种怎样的情境、怎样的机缘下死去的——当一个中产律师决定收取贿赂，交换出自己的责任和良心的时候，有人的孩子就会死去。”

在中产阶级的叙事视角和审美趣味全面占领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今天，《暴裂无声》是一部很难得的“反中产”电影。电影里关于凶狠和残暴的描写是属于昌万年的，但忻钰坤却将最重的一句诘问留给了律师徐文杰。“在影片结尾，观众会发现，律师承担了戏核的作用，在他入狱后，警察问的那句‘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没有？’不仅是问给他的，也问给了所有观众，包括我自己。今天中国电影的主流观众来自中产，我们在生活中很难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责任，大家都觉得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什么，因此会放弃使用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像拍电影一样，从上帝视角看到整个系统的运作。有时候，一个人的选择，可能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孩子的死亡。”

另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瞬间出现在三位主角同时在场的山野追踪戏里，新富与底层扭打作一团，誓要拼个你死我活，作为中产的律师却愣在一边，不知道该不该插手，也不知道该去帮谁。这显然是忻钰坤精心设计过的，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在其中显露无遗——冲突最激烈的双方是顶层和底层，“中产貌似在状况外，但事实上，他们的选择又能够决定能否惩罚到罪恶、保护到弱势群体”。

这是忻钰坤真正想讲的那个故事，那个溢出了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事件的、更大的故事。这个故事未必是讨喜的，“我看到很多人天然地不理解为什么故事会这样发展，因为他们的视野是非常狭窄的，他们认为整个社会就是由跟自己一样的人构成的，房子和车子就是全部的话题。”他接着说：“他们不知道，在他们之外，在他们之下，还有那么多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这些人的生活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底色。”

张保民就是社会机器里一根不合时宜的骨头

与中产相比，塑造富豪和底层更难，在普通人的日常经验里，他们几乎是不可见的，而在文艺作品中，他们又很难脱离刻板印象。忻钰坤的方法是，在将人物做典型化、符号化处理的同时，又让他们与真实保持某种关系。

在写昌万年的时候，忻钰坤想到了多年前看到的一则报道，中国富豪组团到非洲狩猎，并且把猎物运回中国，制成标本收藏。他把狩猎作为昌万年的一个爱好写到了电影里，同时也暗合他捕猎者的身份。“大家想象中的土豪的生活可能就是声色犬马、爱买豪车，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有更刺激的追求了，这个刺激背后是他们在商场、职场中信奉的一个很核心的价值观，就是要去追击、去猎杀。”

电影中对昌万年办公室的设计，可以看作是这种心理结构的空间外化。办公室在一个写字楼的高层，刚走进去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明亮、现代的办公环境，员工都在忙碌地联系业务；再往里走，就进入了昌万年的私人空间，类似一个高档会所，有着浮夸的欧洲宫廷装修风格；而这个办公室最核心、也是最私密的区域是一个标本室，这也是张保民几次试图窥视甚至硬闯都没能进入的区域。最终，张保民被昌万年请入了标本室，观众也随他一道看见了昌万年内心深处的世界，在这里，只有最原始的杀戮和索取。

而对于底层，忻钰坤不想给他们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更不认为这个标签可以给他们带来任何的“道德豁免”，他希望呈现的，是一个更复杂、更多面的底层生态。对底层的这种观察来自他在西安工作的经历，他曾在西安的地方台拍过几年栏目剧，花了大量的时间游走于乡村。他觉得，底层所生活的环境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短视，更容易为了眼前利益的诱惑而做出对自己有害的选择，“就好像逼着张保民签下征地协议的丁海，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会失智”（开矿污染了水源，让当地的村民患上各种疾病）。

事实上，整个故事的大前提就是开矿征地，开矿给了当地人致富的机会，它让少数人从穿布鞋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穿定制西装的新富，也让多数人看到了些微改善生活的希望，这是经济发展的红利，每个人都想要分享，也有权利分享。但问题在于，当顶层攫取了绝大部分利润的时候，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却落到了底层身上——这种代价，当然是他们想象不到的；即便想到了，也无力避免。

张保民就是唯一那个拒绝签字的人，他的固执意味着全村人都拿不到补偿款，这让他成了整个村子的敌人。但他的坚持也并非是由于意识到了开矿带来的水污染会让妻子患病，而是性格使然。忻钰坤解释说，“可能生活中就是有一些不愿意随大流的人，这些人的性格中有一种天然的叛逆；再加上他是一个对家乡、对山野尚存有一丝情感的人，看到满山的矿坑，他心中是有悲伤的。”

水作为影片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切割了各个阶层——在希望小学做慈善的昌万年不喝水，造访张保民家的律师不喝水，连同在底层的村长也在家囤积矿泉水。在忻钰坤看来，村长代表了底层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小阶层，“他极力想要跳脱于这个‘底层’的身份之外，他和上层之间也存在许多利益勾结。张保民看不惯他，羞辱他，他当然不好受，但是只要喝上一口纯净的水，那一瞬间，他心里就确认‘我在你之上’了。”

而在所有被损害而不知情的底层中，最无助的是张保民的妻子翠霞这样的妇女，她因为喝了被污染的水而长期腿肿，几乎无法下地走动。“她们还不如张保民，张保民还可以凭着自己粗野的性格、暴脾气去做一点抗争，尽管这种抗争只能触碰到这个系统的一点皮毛。”忻钰坤说，“如果说底层的妇女是待宰的羔羊，张保民就是一根骨头，当机器无法把他切碎的时候，他就会被抛出去。因此在底层中间，他也是一个不断下坠、一直垫底的人——这个角色的定位就是，整个社会机器里一根不合时宜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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