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思琪
采访｜思琪、齐朋利
晓朱已经四年没有回过石家庄了，上一次回来的时候，他的小孩不喜欢这座爸爸长大的城市。
河北师大附中最有青春活力的地方，不是乒乓球台，而是校园的西北角。二十多年前，晓朱会在体育课上翻过墙过去，回到十二化建宿舍的家中偷着抽一根烟，再赶回去上下一节课。
河北师大附中西北角的涂鸦
晓朱很久都没有翻过他任总编的《我爱摇滚乐》（以下简称“爱摇”）了，“以前校对天天看，看伤了”。在知乎上，有一个问题是“有什么关于石家庄的冷知识？”，“《爱摇》是石家庄的杂志”在49个回答中排名第7。
“现在还关注《爱摇》，已经没什么意思啦”、“都是偶然而已”。《爱摇》停刊五年后，杨云杰，这位晓朱在师大附中的同学、《爱摇》的创始成员之一，在和我们聊起这本影响过许多中国年轻摇滚爱好者的杂志时，数次这样说道。
可又有什么不是偶然的？现实中的“石家庄”从不等于“Rock Hometown”，但总有些耐不住好奇的年轻人，翻过它们之间的那面墙，去发现另一个石家庄。
河北师大附中 校门口
1984年左右，晓朱的爸爸买了个录音机，这只是那个年代单纯的添置财产的活动，象征着生活的蒸蒸日上，而晓朱爸爸其实不喜欢听所有音乐。
那时买录音机会附赠一些磁带，于是晓朱从爸爸、哥哥、和自己的收音机里，完成了从靡靡之音到迪斯科，再到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启蒙。
在河北师大附中，晓朱迎来了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因为朋友多、女朋友也多，他旷课、玩街机游戏，抽着“长健短万”。《世界裸体模特摄影影集》、《龙虎豹》散页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迎来青春期同学们中流传。
杨云杰说自己听摇滚乐并不多，而晓朱在崔健还没出道时，就已经听猫王了。晓朱纠正，或者说是默认，“这只能说明《猫王金曲》引进版的推出早于崔健的成名专辑。”
那个年代，对于有的人来说，崔健是和《张帝问答》差不多的“搞怪音乐”，但是对于晓朱这一批颇有慧根的逃学少年来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令他们与时代之声产生共鸣，而《解决》则给予了他们一次完全的震撼。
看崔健革自己的命，如同看世界崩塌与重建，一个崭新的摇滚植物人就这么诞生了。“我隐隐觉得十几岁的我十分摇滚，在外奇装异服、谁都不服、谁都敢上，在家现代文学、抽象绘画、吉他弹唱。”
石家庄的城市标签不多，军事重地算是其中一个、历史上的高犯罪率算另一个。《爱摇》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来自军队和监狱的占大部分。石家庄“反调”乐队的队长武文就在军队大院长大，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就是“我长大一定不当兵”。
晓朱本来也是一名准军人。那年他带着一个小砖头录音机和他爸爸给的高考获胜奖品——一把鹦鹉牌电吉他和一台野马音箱，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的军校。
那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北京的摇滚气氛如火如荼。地铁里最热卖的《北京青年报》每期都有摇滚资讯，报纸的中缝是早期迷笛学校的招生广告，老乐队纷纷推出成名专辑，新乐队朝气蓬勃，城贸中心这样的大商场乐器部就能买到常用的乐器配件——比如12块钱一副、一打鼓花就必然断掉的塑料鼓棒。
当时的广播里有一个很好的Music Radio，白天有雀巢音乐时间放放乡村歌曲，晚上有摇滚乐类的节目。某天夜里，学校已经熄灯，晓朱缩在被窝里插着耳机听电台，正赶上常宽当嘉宾主持，播放了当年的热门摇滚曲《Enter Sandman》。
前奏一响，晓朱就立刻摁下录音键。尽管过了好几年他才知道歌名是什么，但是那种来自音乐、而非歌词的感官刺激是会上瘾的。
晓朱立刻在学校组织了乐队，而乐队起家就靠他的吉他和音箱。军校生活很无聊，但这也使校方支持这类“文艺活动”，他们又提供了一套鼓、一把吉他、一把贝斯和一把键盘。晓朱找到几位音乐细胞丰富的同学加以速成培训，这只乐队也就轻易成形了。
他们在学员队的武器库内排练，平时乐器就堆在仓库一角，和成批枪械共处一室。
乐队排练排得嗨到飞起，还凭借音乐视野狭窄的观众和一些粗制滥造的曲目，在学校礼堂的新年汇演上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演出。演出之后，这些学生兵翻墙出去喝了大酒，兴尽而散，乐队也跟着解散了。
后来的事情，晓朱在《爱摇》第一期中这样写道，“在我20岁的那年，我选择了从军队的那所以研究陆军重型武器为主的大学退学，当时我还以为我是为了摇滚乐，还以为自己是在为艺术献身，还有几分得意洋洋的悲壮劲头，现在比那时懂事一点了，才明白真相并非如此，我选择的只是有更多选择的生活。”
晓朱离开学校跑去北京三里屯，和在使馆当哨兵的初中同学于小青一起住。两人天天出来，站在立交桥上数汽车。晓朱对于未来自然是心绪茫茫，只是有儿时朋友在身边，也觉得无所畏惧，“混得再差，也有于总给我垫背。”
身边人对他脱离军校的决定表现各异。父亲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初中班主任在电话里要给他跪下。一位曾与他有些暧昧的高中女同学受人之托来当说客，来的时候却只是给他买了些外烟。
当他和于总正在北京武警九支队的某间宿舍里弹琴高歌的时候，来抓捕他的教导员冲进来，只说了一句“上车跟我走！”队干部许诺要添置更多的乐器来挽留他，系主任来问部队管理上的问题，院里的政治教授来问他的思想根源。
这些人的这些努力都失效后，与晓朱相熟的战友同学们，在隐秘吸烟角排成数排，为他举办了一个自发的告别仪式。那是一个寻常的午后，他们合唱了《送战友》。
回到石家庄以后，有的人说，“这小子肯定是在军队犯了什么事儿了。”
晓朱两手空空地回到石家庄，连续吃了一个月的凉拌粉丝就米饭，“我家里没人，我手里没钱，于是就刨出来了这两种颇为永恒的食材”。
挺过生存危机后，晓朱发现石家庄的音像店里开始有了打口带。“尼玛那是一扇扇通向过去、未来、知觉新世界的大门啊！”他当时的工作一个月170块钱，女朋友过生日时兜里也就留个12块钱，但买15块钱一盘的AC/DC时，晓朱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他攒钱买了台星球牌双卡录音机，再后来，还买了CD机，把CD机插到吉他音箱上也能听得不亦乐乎。“我从广东大肆订购、我去塘沽四处搜罗，我在石家庄各大奸商处一掷千金，在打口带和《音像世界》杂志的帮助之下，我从一个滚青变成了一个乐迷。”
师大附中附近 中山东路和民心河交汇处
2003年，河北人高群书取材石家庄真实案例改编创作了电视剧《征服》，这部仅仅20集体量的电视剧随即成为中国涉案题材影视作品中极为浓墨重彩的作品。即使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当这部电视剧在一些地方电视台重播时，依旧会有着不错的收视率。
2016年，《收获》杂志刊登的高群书和徐展雄的对话中，他这么描述道《征服》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八十年代的江湖，大家可以砍砍杀杀，争强斗狠赢得一片天地”。
在live house入驻石家庄以前，夜店就是“音乐圣地”。石家庄星光（国际）音乐节创始人/音乐总监李峰，在那几年间就在各个夜店工作。1994年，《征服》里刘华强的原型正是在他所工作的夜店里放了第一枪。
现实生活中，那个在第一塑料厂饭店门口因为十几块钱就能制造命案的疯狂团伙，原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起命案。事发后，他们在李峰工作的店里玩到凌晨四点。
这些让石家庄人不知从何讲起的混乱，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到来，暴力与音乐之间的墙，时不时就会被推倒。
2004年，万青主唱董亚千从秦皇岛回到石家庄后到酒吧驻唱，“有次正唱着呢，台下黑社会开始混战，我就再也不去了”。
《爱摇》第四任主编赵亮到石家庄第一次看摇滚现场时，“台上翻玩Nirvana，台下酒酣开战。街边大排档中，一个同事的脑袋被酒瓶开瓢，打人者不慎自伤，玻璃割断了这个北京吉他手的手筋。之后以我方赔钱了事，期间有数位文身光头男光顾编辑部。”
这让赵亮想起一部犯罪纪实纪录片的某一幕，一伙混混复仇成功，一文身光头男指着对方淌血的鼻子道：“还牛逼呗！？”
天津籍石家庄人大勇，听完赵亮回忆后拊掌大笑，“最传神的莫过于这个’呗’字，太他妈石家庄了！”
在墙的另一边，音乐制作人张培仁把九十年代称为“中国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这十年里，前有魔岩三杰的横空出世，后有地下音乐的生根发芽，朋克和金属几乎占据了当时的半壁江山。
石家庄第一家live house“地下丝绒”的老板、石家庄音乐公益组织“石人制噪”的发起者辣强，在当时被《梦回唐朝》所吸引。很快，石家庄也掀起了一股重型的浪潮，持续了有近十年之久——橡皮泥、可食用尸体、民主乐队这些名字到现在仍被频繁地提起。
人们总会想象，是石家庄的重工业和军事气氛让这里的音乐充满了愤怒，但如今的石家庄民谣歌手刘键再回忆起自己的重型时光，“还是因为年龄吧。那时候都是小孩，哪有那么多不满要发泄。我跟你说实话，很多都是猜想出来的。”
当时的中国，一个城市唱片店老板和打口带商贩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这个城市的音乐品味，而石家庄的音乐口味就是被天津的盗版商贩决定的。红糖俱乐部的老板刘利当年去天津淘带时，“拿着簸箕搓，一簸箕十块钱，但是里边可能有坏的，还有重的，我们就好几个人坐车过去一人十块钱，搓回来换着听。”
晓朱爸爸所在的化工部第十二建设公司（十二化建）在90年代后几年快速地由盛转衰。在此期间，晓朱先是自己开一家小唱片店卖打口带，后来加入位于石家庄的《通俗歌曲》杂志，参与推动了这个小歌词本向16开的“中国摇滚第一刊”的转型。
1997年，晓朱在《通俗歌曲》工作时第一次听到董亚千和姬赓的乐队“The Nico”（万能青年旅店前身）的小样，鼓手是当时的“石家庄第一鼓手”张培栋。晓朱带他们去北京镭典丽声的棚里录他们的第一首作品，合辑《非常次序》中的《巢穴在望》。
当时，“The Nico”和合作方签协议谈钱交涉的时候都请晓朱出面，所以他需要个身份——几个人拿一破纸片子，写一个协议，歪歪扭扭委托晓朱作为经纪人。
“当时大家还是比较纯情，我说我作为已成年的经纪人就不参与分钱了，结果他们还推让半天。我只是单纯惜才，后来搞《爱摇》一忙，他们也陆续成年，我就顾不上经纪他们了。”晓朱清清楚楚地记得，给过他们一把木琴、一台效果器、一套鼓麦克，“当时都说是借，但一直不还就成了给，幸亏我没把录音室的数字录音接口’借’给他们。”
《通俗歌曲》隶属事业单位，不是一个滚青长期能呆的地方，晓朱便带着几个兄弟翻墙而过，自立门户。他们借用琼·杰特一首经典摇滚歌曲的名字，创立了非官方出版物《我爱摇滚乐》，从领导审查变成了自我审查。
起这个名字时，晓朱记得有人提出了反对，却记不得是谁。面对非常主观的的他，反对容易，提出可接受的提单方案却很难。于是反对根本无效，1999年11月19日，第一期《我爱摇滚乐》出版。
创刊团队包括总编/第一任主编晓朱、第二任主编吴滨、第三任主编大勇、版式监督/公司监事杨云杰、发行人于小青。
晓朱信奉“怀理想主义的目标，以现实主义的手段行动”，从《爱摇》开始，他们已不是滚青，而是出版人。趁长假从景德镇来帮忙的张翼飞在创刊号中写过，“望望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几张正由苍白变成惨白的脸，希望这一切值得。”
创刊号
晓朱曾想象自己在2000年的形象属于手持老枪或是身穿白大褂的四化人才，“所谓的未来是如此确定无疑，据说那未来的实现还要靠我们”。可2000年真到了的时候，已经没人再提四化的事儿。
大勇在第二期《爱摇》中回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值得你怀念的音乐是什么”时写，“这十年值得回忆的事情有很多，实际上真正永久留在我脑海中的只有以下几件：Kurt Cobain、商业化靓仔男孩组合、地下Hip-Hop的崛起、更加充满暴力的生活、性开放与避孕套及高中里屡次发生的枪击事件。”
在《爱摇》刚创刊时，假如存在所谓的“中国青年文化”，那么晓朱觉得缺少一些“中国”、一些“青年”以及一些“文化”。换句话说，就是模仿为主、人数太少、流于表面。
体现在杂志领域就是，《读者》和《知音》式的美文在占据了报刊亭最好位置，设计粗糙、文风通俗的《爱摇》显得十分突兀。早期读者对《爱摇》的评价中，说得最多的就是“没见过这样的”。外媒也因此争相围观，晓朱形容外媒对《爱摇》的好奇程度，“大约类似于咱们在印度发现一家名叫《德里昆曲爱好者》的杂志”。
晓朱曾提到创办《爱摇》的初衷就是为了“爽”，还把《爱摇》比作出版界的法外之徒，“自由、翻墙、肖申克越狱，你能体会吧？”
尽管后来他忘了自己用过这个比喻，但一听倒还是觉得，他们确实像在监狱挖墙角活动的爱好者。他们也从来没有对杂志的定位含糊其辞过：《爱摇》是一本摇滚杂志，而不只是摇滚乐杂志。
用晓朱的话说，“摇滚乐是可拓展知觉世界的音乐，摇滚是拓展知觉世界之行为，并不局限于音乐。”
《爱摇》的排版设计总被夸有一种“粗糙的美”，版式监督杨云杰说，“和我不专业有关。”每次排版的时间短，又以实用性和功能性为第一考虑。这只是客观原因，晓朱承认了另一原因，“美，是很主观的事情。如果我承载了你的青春，我就莫名美了起来。”
杂志封面角上的“随CD附送”不是调侃。因为当时很难获得正式的出版物书号，编辑部在比较了各种方案成本后，申请了出版光盘的国际标准音像制品编码，再把杂志作为歌词本附赠出去。
这么多年下来，为了获得半合法的出版资格，仅购买版号一项就花了估计有60万，晓朱感慨，“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仅不免费还巨贵”。
编辑们渴望获得丰富的海外资源，但资讯在当时极为紧缺，拿录像机录制Channel V的事儿编辑们都干过。当时还可以在中图公司订阅进口杂志，《滚石》杂志一年26本大约需要六百多块。
《爱摇》视版权为无物。编译是当时的常事，像是反全球化暴乱这种事儿，只能听人家说。这一自作主张的习惯贯穿了《爱摇》从创刊到停刊的始终，除了文章以外，封面图也经常是赵亮把网上下载的图，用ACDSee调成油画效果，再放得很大，加点噪点，就这么完工。
在这件事上，晓朱很看得开，“版权这种事儿，能保护创作者是真的，但印度的盗版药物，对于拯救生命也是极为有效的。”
最早的发行渠道，主要是批发给各地的书商。比如，在一次全国性的非官方的出版物订货会上，编辑们打印了几张大海报张贴在书商们下榻的酒店里，宣称有本叫作《我爱摇滚乐》的杂志即将出版发行，瞬间收了几万块钱现金回来。
杂志出到第三期时正逢学雷锋日，编辑们想用雷锋做封面，而团队里唯一有一点敏感度的于小青觉得，这样做太冒险。但他实在拗不过这一帮热血青年，“我爱摇滚乐”几个大字印在了雷锋头顶上。
发刊后一位沈阳的记者以《雷锋也能爱摇滚乐？》为题发表文章，《爱摇》的编辑部和出版社都遭遇查封。这次的打击不小，编辑们不得不开始找新的出版社。
第八期上市后，市新闻出版局稽查队又以“家长举报”为由来了三个人，问东问西，还要拿走书作为证据。于小青出面解释时，双方谈得不大愉快。三个人没说什么就先离开，结果下午一下过来二十多个人。扫黄打非、文化稽查、新闻出版三家一起，带了个搬家公司的车来联合执法，把编辑部的书装上大车拉走。
当时的种种困难，对于于小青来说，就是遇到事情、解决事情，倒没想过要因为这些事停刊。在他想象中，这个事就是要一直做下去，甚至做成百年老店。晓朱则是认为，《爱摇》从来就是朝不保夕，从第一期开始，一直准备着突然死亡。
《爱摇》在千禧年之后磕磕绊绊地步入正轨。2000年，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在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礼堂举办，啤酒和音乐都是免费。2001年3月16日，石家庄很多桥东区的学生因为戒严迟到了，石家庄人靳如超因与家人不和制造了“3·16”特大爆炸案，有些墙塌也就只在一瞬间。
原《爱摇》编辑部所在地
除万青以外的石家庄音乐人们，总是要冥思苦想一下，才能回答出那些所谓的“石家庄烙印”。
庄里唯一的后摇乐队旋转轴心，觉得他们最“石家庄”的作品是《我想在斑马线上睡一会儿》，因为石家庄有标志性的地点并不多，他们大多数歌曲灵感都来自于普通的街道、角落。
刘键也只在作品《城南的孩子》中透露过一点石家庄的特点，如“城南已看不到麦田”、“城北的工厂难续风光”。
用反调乐队的话来说，“石家庄，有三多，战士多、学生多、澡堂子多。石家庄的洗澡文化，如果夸张一点来讲，一天换一个不同的地方，可以洗一年不重样，甚至洗不完。”还要再加上“会说各地村里话”，毕竟这是座没有本地方言的“移民城市”。
于小青想了好几次才说，“你看咱们在这饭店二层吃饭，还有只狗一个劲往里跑，这不就石家庄的特点么？”
“幸福指数高”是关于石家庄的经典描述之一，原因在于，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高。一位22岁的出租车司机，没听过万青也没看过《爱摇》，他的回答是“大家都这么说”。
赵亮仍然重复着他七年前文章中那句话——“石家庄与北方平原上的其他城市，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
赵亮在200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石家庄，不是因为这个城市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而是因为他最好的哥们在这里。在此之前，赵亮、水惑（笔名）、姬赓、史立一起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上学，赵亮听了姬赓写的歌觉得挺有意思，更让他觉得了不起的一点是，姬赓竟然是个签了厂牌的艺人。
直到来了《爱摇》他才发现，姬赓所谓的“So Rock！”厂牌“就是这帮人做的”。
编辑部当时的地址在石家庄中山东路448号，一个很小的居民区院子里，七层，148平米。赵亮刚到的时候，正好大家印的一批T恤到货，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大家一箱箱搬衣服。
作为“领导”，晓朱当然只在电脑前办公，不参与体力劳动。赵亮不太会社交，又想说句话打破尴尬的气氛，最后憋出一句，“呦，你还挺轻松哈？”晓朱白了他一眼，等他后来反应过来想，“我怎么这样？！”
公司的电脑特别破，赵亮却觉得不用去网吧就能天天上网下歌很快乐，第一个月工资800就把他高兴坏了。
赵亮在编辑部附近的方北村租了一个小房子，90块钱一月，那个时候的猪肉5块钱一斤。床是底下垒了砖，上面按了一个床板，晚上上厕所还得跑老远到院里，“一个人在那住挺嗨的”。
很快到了需要起笔名出刊的时候，他想起听姬赓弹唱过一首小时候听过的歌，叫《土拨鼠》，从此有了个一点都不摇滚的笔名，叫“土拨鼠”。
2003-2008年，是《爱摇》黄金的五年，销售量突破10万，内容上也越来越丰富，除了音乐资讯、评论以外，社会讽刺方面有基本的政治知识普及、《求真新闻月刊》；亚文化类写过官能小说、猎奇漫画、极客偶像；科普教学方面还有手把手教读者怎么下载、怎么开一家小店、帝吧热词深度扫盲等等。
如今最多被读者们提起的《求真新闻月刊》和“洋葱新闻”相似，编辑们会写一些假得非常离谱的新闻，又能让人知道他们在讽刺是什么。比如，《我国“最后的流氓”为自己申遗》、《京藏高速音乐节举办》、《心理学最新研究发现数钱能阵痛》。
编辑们在解释这个栏目时喜欢打一个比方：如果告诉你黑煤窑出事故10人遇难，不管是黑煤窑、媒体还是围观群众，都不会太关注，但如果告诉你是10亿人遇难呢？
读者们习惯把这些音乐以外的内容统称为“后半本”，对“后半本”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晓朱个人最喜欢听大家评论为“特别好玩”。赵亮从来不把“后半本”当成所谓的“社会责任感”，而是一种“天然的正义感，天然的愤怒”。
2006年，编辑部完成了从中山东路448号到梧桐苑小区的搬家，但杂志上印的地址并没有变。从此，找上门来的检查人员少了很多，寻找编辑部扑了空的读者多了很多。
同年，赵亮变成了第四任主编，一直到2013停刊。从这以后，他没想过离开石家庄，因为创刊元老们不再经常参与编辑，已经被称为“员外”，赵亮还没找到可以接班的人，如果他也走了，《爱摇》就没人做了，所以“只要《爱摇》不黄，我就还在那”。
左起：龊龊、土拨鼠、鱼工（杨云杰）、雷帝、半只蚂蚁、晓朱、史立、段郎、老吴、老孙
晓朱总自豪于编辑部同仁们的不懈努力，他说那几年，认识了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一群人。“往前一百年，这样一个团队会是成功的同盟会石家庄分舵；往后一百年，这样的团队经营仿真女友生意也将会大获成功。”
编辑们自称“铲铲队员”，这一词来源于猫扑，用户“哈哈哈33123”经常以街边的铲铲民工作为故事的主角发帖，编辑们自认为是文字民工，就自称铲铲队员。
《爱摇》铲铲队的队长晓朱把编辑们的个人修养概括为“三硬一大”重要思想。停刊五年，赵亮依然张口就背出——“三硬是身体要过硬、酒量要过硬、选题眼光要过硬，一大是知识面要扩大。坚持’三硬一大’重要思想，紧密团结在以晓朱同志为核心的滚中央周围”。
大部分编辑们在生活上没什么摇滚范儿，唯独LC（笔名）不一样。他留着胡子和红色的长发，床底下全是烟头，“绝对特别嬉皮范，而且不是刻意打扮出来那种，他生活习惯就是那号人。”
LC来的时候是一个夏天，大家在一个很烂的摊子上吃烤串，哥几个故意把他灌大，结果又都背不动他，就生拉硬拽弄几百米到了一个路口拐角，找到一个摆摊下饺子的地方，大勇过去就把人家的自行车借来把LC驼回来。
创刊元老们普遍酒量很好，大勇又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张罗去外边吃个火锅或串串。赵亮刚来时酒量很差也没那么多钱，舍不得每次都参加却又很向往。大家因为喝多没少闯祸，比如悲伤（笔名）喝大了就往赵亮身上蹦，把赵亮压倒了，“摔的巨疼”，再比如大勇一喝多就酒炸，大街上要跟人开练。
当时编辑部资源匮乏，也因此锻炼了那帮年轻人自力更生的能力。比如老孙非常喜欢金属乐，但他喜欢那些唱片在中国都找不到，索性自己下载图片、设计封面、调色、压盘。
《爱摇》的美编、万青的小号手史立，甚至还被《爱摇》救过一次。在他还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告诉姬赓说父亲要来抓自己。为了保护史立，姬赓冒充了晓朱给史立父亲打电话，“史立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年轻人，《我爱摇滚乐》希望接纳他。”
这事让姬赓一直过意不去，因为他爸特别好一人——“您的孩子交在我手里您放心吧”——于是他爸就信了，史立四处游荡，还去襄樊拍了一个月电视剧……
史立在学校实在呆不下去了，哭着喊着拼命要去石家庄。他说，石家庄就是他的天空之城，他梦中的地方，死活都要去。姬赓觉得，“都是兄弟嘛，我也看不下去，就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给董二千打了个电话，说有个兄弟要过去，罩一下”。
杨云杰提起史立的时候嘿嘿一笑，“他来之后他排版，我监督他，我就不干活了。”但至于史立哪年来的，他完全不记得。赵亮坦言当时把史立坑惨了，编辑们总拖稿，留给史立很少的时间排版，最短的时候三天排出一本书来。
晓朱言简意赅，“和在乐队里差不多——非常悠闲、穿着随意、只是在一小段时间内工作，但不可或缺、效果显著、值得信赖。”
晓朱自己也有流传在外的传说：小区业主维权，他开着辆破切割机，把车往小区门口一横开始发传单。
30岁生日那次酒会，编辑们送给晓朱一包龙星同款的“吵架王”大横幅卷轴，但他觉得，没有啥可吵的，都是些业务决策问题，只是正常讨论。他坚信大家送我这个条幅，无非是对我的远见、洞察力、逻辑性、口才、辩论胜率等等指标表示深深折服。
编辑们热衷于和读者互动，曾有一位后来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年轻女读者坐火车过来，让晓朱读了她写的诗，还邀请晓朱与之共渡春宵。
在编辑部收到的礼物里，有让大家好奇又不好意思拿回去用的充气娃娃，在办公室一角慢慢地瘪下去。有四川的读者寄来的几十斤辣椒，编辑们从09年吃到16年都没有吃完。有人寄过通辽广发草原的手撕牛肉干，赵亮到现在还会自己从淘宝上买。
还有很多读者特意到石家庄寻踪觅迹。2009年，还是读者的段郎第一次去办公室朝圣，“我的天哪，简直就像猪圈一样，太乱了。”赵亮接待了他，找来于小青那张老板桌，结果一个腿已经折了。想给他倒杯水，结果发现桶装水里没有水了，纸杯也找不到了。最后坐在了平时用来拆货放杂物的脏兮兮的沙发上，找到一块不知道脏不脏的抹布擦了擦。
和编辑部在同一个小区有一间140平的毛坯房，外地来的编辑们大多住在这里。他们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关注社会却并不常接触社会，但外界的变化仍然不紧不慢地来了。
2006年，石家庄第一个live house“地下丝绒”在一个200平米左右的车库里开张，名字自然是借鉴了美国早期摇滚乐队“地下丝绒”。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奥运会举办，举国欢腾与举国担忧贯穿了全年。
“三年大变样”也大刀阔斧地开始了，首先是把街边平房拆成废墟，小书摊随之消失，那曾是《爱摇》最主要的销售渠道。
赵亮在2008年换了新住处，那是几年前靳如超爆炸案发生的小区。他在出门买菜时经常看着大量废墟上盖起的几栋新楼，想着这些居民如何和死难者冤魂共处一室。
2009年，首届张北音乐节举办，李峰前去观察学习如何策划音乐节。
2010年，赵亮为了家庭，贷款28万，在全城房价最低处买了房子，成为房奴。在当时的江湖传言中，他是那个“他妈的在《爱摇》工作都敢买房子”的人。
2011年底、2012年初，石家庄红糖俱乐部开始营业，对刘利来说，这是理想，也是生意。
2012年之后，雾霾突然开始变得无法接受，晓朱开始想要离开石家庄了。
中山东路某一处路边
在万青现场一次次“如此生活三十年”的大合唱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三十年间的石家庄什么样，就连主唱董亚千对这座城市的气质的描述也几经变更。
2006年，他终于说起了自己在2000年患上抑郁症的原因，当时他认为自己禀赋超群，足以成为摇滚明星，“可是又觉得周围环境烂，资讯、机会都不行，自己很急，而越急越写不出东西。”过了一年，他不再埋怨周边环境，而是开始找自己心理上的问题。
2012年，他的关注点再一次变化，“跟石家庄的变化也有关系。小时候石家庄工业没那么发达，家门口就是菜地，印象里那时候每天阳光特别灿烂。长大后石家庄变得拥挤，突然意识到怎么变得特别难受，呼吸困难，自己做事又不怎么顺利。”
2018年，赵亮说起眼里的万青，还是更依赖于人的状态。石家庄对万青来讲，还算是比较宜居的地方。虽然有点闭塞，但是毕竟他没有见过比万青还不爱混圈子的人。就连和万青吉他手苏雷很熟的刘键，也是看了报道才知道苏雷加入了万青。
万青有义务去“代表”石家庄吗？赵亮觉得这事“特别无聊”，石家庄就这样，别的城市好多也这样。先是因为偶然的机会乐队成立，然后才汲取了石家庄这个城市带给他们的影响，如果这几个人在别的城市，音乐可能也差不多，“真的不是那么特殊。”
“真的不是那么特殊。”同样的一句话也被于小青和杨云杰用来解释《爱摇》和石家庄。
石家庄的音乐氛围不算好。于小青说，《爱摇》在石家庄的销量与全国相比，一直是倒数。刘利以“hometown”的谐音为自己的live house取名“红糖”，也只是利用一个谐音而已，和石家庄的氛围、地理文化没有任何的关系。
2012年底，《爱摇》放出豪言壮语，“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带着每位读者的十八块大洋和各位领导的殷切关怀，继续上路，一路绝尘。”
2013年10月，《我爱摇滚乐》（纸质版）第135期（休刊号）上市。此后，大家又垂死挣扎一段时间，终于作鸟兽散。
停刊前的几年，赵亮已经意识到一个越来越尖锐的问题——《爱摇》总是在重复那些正确的废话。虽然总有新的社会现象，《爱摇》总会不停地评论，但你会发现它颠过来倒过去就是那些东西。
“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是不是那些原来需要启蒙的人，现在已经逐渐不需要我们启蒙了？我们现在是不是该有一些新的观点了？《爱摇》从理论或学术上来讲，很难说是偏左还是偏右，而且可能左和右在国内来讲，和国外本身不是一码事。”
又一面无形的墙在《爱摇》面前出现了，赵亮越来越难看到真正有启发性、刺激性的东西，也不愿意把那些特别公知腔调的东西给读者看。“弄到他妈大半夜你也找不到一篇觉得合适的，我他妈宁可弄一个特别混不类的文章往上放。”
垂死挣扎的时间里，赵亮试过在多看阅读上发布电子杂志，问题就在于，这“后半本”要怎么放。他们做了一个6寸的PDF，让所有购买电子版的读者在留言里写邮箱，编辑部把PDF发到邮箱里去。
这一举动引起了多看阅读领导的注意，觉得这东西太危险了。本来热情拥抱电子杂志的赵亮被当头泼了凉水，“那时候心有点凉了。”
有投资方联系过《爱摇》，有的希望控股，有的想以“爱摇”名义办音乐节。赵亮不愿意就这样把品牌给了这些人，也不想为了寻求其他出路而改版。
在120期左右，《爱摇》已经有了明显的亏损。很多读者提倡众筹，现任新媒体主编段郎解释，众筹出一期是可以的，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到了那个时间节点上，赵亮第一次深刻地感觉到，他的使命可能已经完成了。
停刊的那几个月，大家平静地离去，没有任何散伙饭或纪念活动。
晓朱开心地开着他的车，载着他的家当，来到了现在居住的云南。他投身教育事业——对象是自家小孩，要是为这个事情配一个背景音乐的话，应该是Pink Floyd的《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他还和邻居家八九岁的小孩组起了乐队，玩AC/DC。还有体育事业——参加了铁人三项比赛，加入过两家赛车公司，自己定期上路飙自行车摩托车汽车。他平常登山下水，采摘捕捞种植。
“我的生活对世界没啥意义，但对自己很有意义。我有时间也有钱，并且和大家一样按部就班地走向死亡，所以干嘛不享受生活呢？”
于小青在2016年患肾衰竭，《爱摇》卖掉以前编辑部房子的钱，先用来给于小青做肾移植手术，这两年他一直在恢复中。这正如晓朱在谈黑豹乐队泡着枸杞的保温杯时说的，“人人都有生理衰老这么一天，小青年儿们还理解不了，以为摇滚宿将27岁没死就应该永远生猛下去，他们和那些认为奥黛丽·赫本不用屁股拉屎的人是同一性质。”
杨云杰回到普通的销售公司上班，每天接送孩子。在妥协于我们采访《爱摇》的强烈请求后，还讲述了他和晓朱、吴滨、大勇在喝多之后游野泳，结果只有他不会游泳还碰上雷管的悲惨经历。
赵亮来到了摩登天空，做文案和万青的经纪人。他说自己不是一个厚古薄今的人，那是很腐朽的做法。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没有《爱摇》，还有其他东西可以看，不听摇滚乐，还可以听嘻哈。
不过，做《爱摇》主编时留下的“后遗症”还未消失，比如晓朱对于语言规范的严格要求，使得他直到现在看文章时，还会敲着键盘移动着光标，一个字一个字地过。
2015年，原编辑段郎得到晓朱的授权，成为“我爱摇滚乐Fanzine”新媒体和演出厂牌的主理人。在新平台的发刊词中，他这样写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记得自己的初衷，记得第一次听到摇滚乐时心中的颤动，记得第一次读到《爱摇》时三观碎裂的声音，记得自己真正爱上一种生活方式时的从容。老去的时候，你不会为’我爱摇滚乐’这五个字感到一丝丝脸红。”
“不要奢望永恒——宇宙都不永恒。”晓朱如此总结。
渤海声场 沧州站合影
赵亮来到北京工作四年了。因为媳妇在太行山里教书，他还是会每周往返石家庄，穿过“耕地稀少、黑白分明”、立志建设“中国钙都”的井陉县。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人们向下挖掘煤炭，向上崩山采石，炼制白色钙质品。一黑一白，不是琴键，而是一整个县的营生，还有县里人的两个肺”。
他想说的当然不是为了环保，他怎么会指望以一个“小清新”的方式去解决一个结构性难题。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万青即将发行新专辑的“概念三部曲”中，取名《泥河》、《采石》、《山雀》，那其中有句让赵亮瞬间飙泪的词，“高地奔流，略山光，过太行。平原午休，纵鱼儿，跃西洋。”
姬赓曾解释“概念三部曲”，这不是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去批评生态，而是你本人和世界是一体的。“这和一个人被消耗的过程是一样的。”
留在赵亮心底的是，“你看到这些景物，一开始不觉得怎么样，但每次每次你重复看它，总有一个东西在心里边一直郁积。你可能会觉得，世界怎么是这样的，不应该是这样的。”
为了孩子上幼儿园，赵亮全家马上就会定居北京。他曾在文章中详细地讲述过自己签下“不享受石家庄低保待遇”后，终于成为官方认证的石家庄人的过程，现在他把石家庄称作第二故乡。
这几年中的“Rock hometown”也从未幻灭。2013年，石家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型户外音乐节“石家庄星光（国际）音乐节”在正定举办。市委市政府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音乐节，怕会出问题，李峰的爱人、星光传媒董事长王红向市委书记保证，他们一家三口一人负责一个舞台，“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先让乐迷从我们身上过去”。
星光音乐节如今已经扎根正定，并计划走入河北各个城市，李峰这位不折不扣的“老摇滚”，今年整整50岁。
在辣强看来，现在是地下丝绒最好的时候，“因为没有压力”。“石人制噪”系列演出做到了第50场，资助了50所小学，他觉得这是更有价值的事。虽然他不愿意用“正能量”这个词，“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想让大伙儿觉得摇滚乐也挺阳光的。”
店员们面对辣强时，已经有了点长辈的意思，主动称他为“强叔”。强叔觉得这样的状态挺好，岁数大了蹦不动了，可以沉下心来做一些创造性的事。
2014-2017年，北京的多个地标性live house纷纷关闭或迁址，但刘利并未对红糖俱乐部感到担忧，“太多这种采访问我了，我想跟他们说实话，我觉得这行是能挣到钱的。因为稍微偏地下一点的乐队，或者独立音乐人，是需要live house的。我也希望这个市场能变得更加温暖。”
2015年，石家庄守望者展演中心开始营业。
刘键在从小玩到大的红旗大街附近开了一家乐器行，一边教课一边做新的音乐、准备接下来的演出。旋转轴心在这个没有太多想象力的城市里总结出自己的核心理念——第一对立感，第二是画面感。
反调乐队的乐手们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酷的事。吉他手石正说，“我在一个很正经的单位里边玩摇滚，还开了一辆特别摇滚的车。”
段郎依然奔走在各个演出现场中，公众号“我爱摇滚乐Fanzine”会免费为音乐人发布演出信息，“我爱摇滚乐”厂牌发起了“渤海声场——河北城市新声”巡演计划，希望能颠覆乐迷们对河北的认识，听到那些“你不曾听到的声音”。从16年开始，他每年年底组织一次《爱摇》生日派对，也仍然会在每一次的采访里明确地表示，他想复刊。
晓朱在《爱摇》上公开过的七位数QQ号至今还在用，天天还在接触读者，大家都会讲讲自己的生活经历，有时候他还会直接给些建议。他知道，被一本小册子改变过的人太多了，“一个人往往可以撬动历史，我们在这方面说不定会有点什么蝴蝶效应，在某地掀起风暴呢”。
只不过，他已经太久没有公开发言了。当他再次开始追忆似水年华，“我26岁时觉得世界会一点点变好的，现在仍然觉得会变好，但不同的是，我对自己能否亲眼看到变化的信心已经彻底动摇了。”
回顾那十四年在《爱摇》写过的文章，他最喜欢的是“那些关于爱的文章”。
晓朱对石家庄的吐槽一如在杂志中一样直接，“石家庄有什么好聊的，多说点美好的事情不行么？我觉得云南人大概理解不了石家庄地狱一般的冬天”。
那么如果让他重新选择，还会选择生活在石家庄吗？
他说他会。因为“我曾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说了一切我想说的，认识了一切我想认识的人，这都缘于我曾生活在那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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