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冬天，内蒙古，在离城市30多公里的一个公路涵洞下，有人发现了一堆奇怪的石头。石头下藏着一个死人，身上裹着毯子，有烧过的痕迹。法医判断，死者已经死了一年有余。那条毛毯尚未燃尽，余下的碎片成了唯一的线索。

警方在失踪人口中排查，找到了死者的家。家中有死者的母亲、三位姐姐和一位姐夫。他们都说，死者很早就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外围调查显示，死者生前品行不佳，但没有找到有明显犯罪动机的嫌疑人。那条毛毯似乎成了最关键的线索——有邻居作证，曾经在死者家中见过这条毯子，但全家人都矢口否认。

调查陷入僵局，当地警方向北京求援。请来的人名叫杨承勋，并非神探，而是一名测谎专家，一直致力于在犯罪调查中使用测谎技术。

杨承勋先问了姐夫几个问题——“你知道你弟弟是谁杀的吗？”“你知道凶器是什么吗？”“你知道尸体用什么包着吗？”姐夫一概说不知道。但杨承勋的测谎仪告诉他，此人说谎。用他的专业术语来说，被测者生理指标的变化出卖了他自己。

有了测谎结果，再次审讯，姐夫终于悉数交代：死者生前行为不端，吸毒，回家要钱，不给钱就打人，甚至拿刀威胁。他担心公安局不会理睬这种家庭内部矛盾。家人一商量，决计把他闷死。“他要活着，我们大家都活不了。”姐夫说。他拿毛毯裹上弟弟的尸体——这条毯子属于母亲，开一辆面包车，运到远处去。天寒地冻之间，没法土葬，就把尸体在旷野中烧掉，再盖上石头。姐姐们都在车上，说要送弟弟一程。  

全家都涉及犯罪。法院最后判决，考虑到正当防卫的情节，判处主犯姐夫三年有期徒刑。其他从犯、包庇行为，免于追究。

一桩天知地知的无头案，被测谎撬开了嘴，像一个神秘的咒语——在一个封闭的房间，室内装饰尽量简单，人员尽量少，被测人端坐在带有扶手的椅子上，测谎员用均匀的声音和语调一一提问。

屏气，呼吸速率和容量异常，脉搏加快，血压升高，输血量增加，体温回升，出汗，胃收缩，消化液分泌异常，瞳孔放大，肾上腺素释放，肌肉紧张颤抖，出现小动作。每一个细微的异常反应，都换算成呼吸、脉搏、血压、血容量和皮肤电等生理参数，沿着捆绑在身体上的各类传感器，传向计算机，形成一幅五彩斑斓、高低起伏的图谱。谎言就藏在里面。

 

杨承勋是个冷静的人。他说话的语气、表情、肢体语言总是处于一个稳定的频率，甚至呼吸、脉搏、肾上腺素分泌也是如此。说起办过的案子，他就像一个从无数抽屉里抓中药的老中医。

杨承勋出生在北京，今年74岁。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学的是化学。起初他在军队工作，曾参与过研究原子弹的技术工作，随后调入公安部。他在公安系统最早的工作，是物证鉴定。每天就是和实验室的指纹、爆炸残留物打交道。文革结束后，他离开实验室，进了公安部下属的情报所。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是少数几个对外引进技术的窗口——他们曾引进北京市最早的录像机、X光安检机、以及窃听器。1989年上半年，杨承勋赴美考察。在美国，他发现了测谎仪。

在人类与谎言斗争的历史上，测谎仪是最新的武器。人的记忆——尤其犯罪记忆，一旦触及，会引发植物神经系统的连锁反应，从而带来生理参数的变化。就像拳头打在你眼前，眼睛不得不眨，晚上在胡同里走，有人亮出刀来，心跳不得不加快。谎言就是人的自我保护和自卫本能。

杨承勋那时对测谎仪一知半解 。印象中，他只记得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寂静的山林》，里面有个小细节，一个中国侦查员潜入美国内部，被捆绑在一间阴森恐怖的地下测验室。“敌人”打算用最先进的“心理测验器”对他进行审问。在电影里，侦查员控制了最初的不安，以镇静和坚定回击了敌人的恐吓与威胁。

“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将测谎仪定义成唯心主义，是不可靠的。”杨承勋说，“但后来证明，那个情节几乎是搞笑的。”

在美国，专家告诉杨承勋，测谎仪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0%以上。尤其是在一些案子毫无线索的情况下，测谎仪可以为办案指明方向，并且精确到时间、地点、数字等等细节。回国后，他立即向公安部汇报，申请把这项技术引入中国。

谨慎起见，杨承勋先通过情报所的渠道拿到了一台测谎仪——其实是个简单的声音分析仪，通过语音的变化来判断谎言。人的声带的正常震频是在8－10赫兹这个范围，如果你紧张，这个频率就会发生变化。他委托北京市公安局找了一名在押犯来做试验，结果准确率高达90%。情报所打算立即从美国引进六台这种机器，分别拨给北京、沈阳、南京、武汉、南昌等公安局。但美国人反馈回来的消息称，他们不卖给中国。

这可能是那个时代对华禁运的一部分。杨承勋认为，测谎仪是一种敏感技术，也许美国人担心中国人会利用这种技术发展自己的反测谎能力。没有其他办法，他只能尝试从国内寻找其他方式。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他找到了一台“心理训练仪”。这台机器原本是拿来作为紧张心理的训练测试——比如中国射击队的许海峰、王义夫都曾用它来训练射击前的心理状态。但杨承勋知道这只是个替代品，必须找一个懂行的人来讲一讲。他邀请了一个美国专家。结果等一切都准备好，美国专家又传话过来，来不了。“现在和中国大陆交流测谎技术，还为时过早。”专家说。从美国引进机器的路，彻底断了。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只能是杨承勋自己研发。

1991年4月，中国大陆研发出第一台测谎仪样机。它像个铁盒子，形如血压计，正式的学名是：“多道心理测试仪”。

情报所从公安大学请了五个预审的学员，做了一场模拟实验，效果不错。公安部预审局于是打算在全国推广。第二年，杨承勋开办了第一期测谎班。老师仍是个美国专家——但这次他是以个人休假的身份来的。辽宁省公安厅率先买了一台测谎仪，据说成功帮助破了很多疑案。随后是山东和浙江，测谎仪在全国推广开来。

但杨承勋很快就意识到，机器不会犯错，人却是容易犯错的。尤其是掌控机器的人。

 

1998年春天，云南昆明出了个大案。一男一女被枪杀在一辆昌河面包车里，身上钱物遭洗劫一空。女性受害者的丈夫，是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的民警杜培武。他很快被锁定为嫌疑人。警察喜欢这样的故事；愤怒的丈夫因为妻子出轨而痛下杀心。

没有其他线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测谎。他们先问了杜培武，是否愿意测谎？杜培武说，愿意。第一次测谎结果显示，他在部分问题上说谎。第二次测谎，出现一个比较模糊的中间值。警方立刻调整审讯策略，三天三夜不许睡觉，连续十天集中讯问，最终屈打成招。法院判决：死刑。杜培武上诉，改判为缓期两年执行。

一年多后，警察破获了一起劫车杀人团伙案。在主犯杨天勇的保险柜，发现了杀死昆明那对男女的“七·七”式手枪，还有属于死者的微型录音机、项链等物证。真相以这样的方式突然降临，真凶供认不讳。杜培武案发回重审，终获无罪释放。此时的他，双手腕外伤，双额叶轻度脑萎缩，精神严重受损。

杜培武案轰动一时，测谎仪似乎出错了。

“出错的总是人，机器是没问题的。”在人与机器之间，杨承勋始终站在机器一边。这案子不是他办的。在他看来，只要程序科学，测谎仪的准确率可以达到100%。作为这个领域的权威，他严谨、自信，没有退休前的顾忌，“中国的事你应该知道，很多（标准）不统一。”

在杜培武案中，测谎员使用了早期美国的测试法（专业名称为“准绳问题测试法”），误差率较高。杨承勋认为，应该配合使用更先进的“紧张峰测试法”，把犯罪情节拆解成一系列追问——案发时间是早晨、上午、下午晚上还是半夜？打了一枪、两枪、三枪、四枪还是五枪？打在脖子、头上、胸部、肚子、腿上还是后背？尸体姿势是坐着、躺着还是趴着？这样一来，只有知情人才会对某些选项出现强烈反应。

“它不是一个公式，一道算术题，它需要综合分析。”杨承勋说。但现在的问题是，专业培训不规范，从业人员素质不一，没有理想的实验环境。“如果两条线、三条线交于一点，十条线都交于这一点上，错误的概率就很低。” 

杨承勋亲自给另一位著名的囚犯测过谎——“微笑杀手”赵志红。公安部对他的画像描述是“弯眉、三角眼、小嘴”。见过他的记者说，赵志红看起来总是在微笑。他在10年间杀人、强奸、抢劫作案多达27起，是内蒙古20年来最大的恶性案件。

赵志红于2005年10月落网。突击审讯时，他交代了一件十年前的案件。他声称在呼和浩特毛纺厂奸杀了一名女子。警察们吃惊地发现，他提到的这个案子，当年已结案，并且判处了另一个人死刑。那是个18岁的小伙子，名叫呼格吉勒图，被控于1996年4月9日在毛纺厂附近的公厕奸杀了那名女子（简称409案）。那时正是严打期间，呼格吉勒图很快被执行死刑。现在，赵志红所交代的内容，与警方当年掌握的证据完全一致。虽然那个厕所早已拆掉，他仍然很准确地带领警方找到了现场。

但法院开庭审理赵志红一案时，检方的起诉书中并未提及“409案”。法庭只得休庭，赵志红则被继续关押。

那年11月，杨承勋去了内蒙古。他使用“PG-10型六道心理测试仪”，采用准绳问题测试法对赵志红进行了心理测试。那次测谎只用了几个小时——通常需要一天甚至数天，赵志红对罪行供认不讳，他处于彻底的放松状态，甚至为自己多年以来的猫鼠游戏感到得意。在测谎中，他还能准确地记住当年厕所那个女子的身高、体貌甚至衣着——他热衷于谈论自己的战利品。

杨承勋得出的结论是“赵志红的供述属实”。但毫无用处。如今，十年过去了，赵志红一案仍然搁置，他仍在看守所。杨承勋回忆最近一次见到他：“他养得白白胖胖的，成了看守所里的大哥。”

 

“杀了就是杀了，说谎就是说谎”，杨承勋始终坚持测谎仪的有效性。但他也承认，其实他有把握和这台自己发明的机器周旋。他曾告诉媒体，咬舌尖、压脚趾，可以改变身体的反应，不过，咬的轻重、时机，并不容易把握。真正要骗过测谎仪，需要接受间谍式的训练。

测谎技术在原则上排除了民族、文化、国籍等因素的干扰，只是被测人自己与自己的比较。“地位越高、懂得越多的人，越容易测谎，因为他们明辨是非，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是非观清楚，罪恶感很强。”杨承勋说。只有精神病人、智力有缺陷者，无法参加测试。

在日本，测谎结果在刑事案件中可以作为直接证据，但要符合严格的技术标准。美国有36个州承认测谎结果，多数要求控辩双方同意。按照中国最高检察院1999年的批复，测谎结论不能作为呈堂证供，只能作为证据支持，一种辅助破案的工具。

这台机器曾经把人吓得大哭，也惹来很多人的冷笑。无辜者使劲澄清自己，而说谎的人总是心存侥幸。曾有一个贪官在接受测谎之前，给杨承勋下跪。还有法官亲自出面，在他面前拍上两万块钱。面对这些突发状况，测谎员的职责，是把一切记录在案，做上标记，为后续分析提供线索。这个工作需要把个人的情绪沥干，让他在生活中也变成一个谎言的观察者——递给你一杯茶，然后一动不动看着你。机器对谎言的堵截，最终还是掌握在人的手里。

有一年，杨承勋去外地办案。有天晚上，宾馆的一个女客人丢了一枚银戒指，价值800多元。报警之后，当地警察知道他也住在那家宾馆，就把所有服务员召集起来，一共100多人，一个一个排队进房间测谎。其中有个姑娘，主动要求第一个测。她一进屋就跪下了，开始哭，承认戒指是她拿的，求杨承勋放她一马。

“那姑娘岁数很小，家里经济情况不好，丈夫没有固定工作，家中还有孩子。”杨承勋说，“如果那个女孩因此被捕入狱，她的家庭就垮掉了。”

他想了想，把剩下的100多个服务员都测了一遍，然后告诉警察：没测出来。第二天，女客人在房间的床头柜上找到了那枚戒指。

这并不是常规的办案方式，杨承勋承认这可能违反了他的职业道德。可是，如果没造成人员伤害和财务损失，又能教化人心迷途知返，他总觉得还可以做得弹性一些。“在一定程度上，谎言可能是我们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润滑剂。”他说。测谎者用一个谎言解决了问题。

吴琦，记者，目前就职于《南方人物周刊》

 

该文于2014年9月21日首发于界面长篇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