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至2015年间的某个未知时刻，这个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城市化不太可能逆转。从那个时间点起，每周又有300万农村人口成为城市居民。相较广袤的内陆地区而言，为数不多的大都市聚集了如此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这在历史上也实属罕见。比起小城镇或农村地区的国内同胞，这些全球化大都市的居民在某些方面更为相像。在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无论什么新的东西都有更可能出现在城市之中。

二十多年来，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在争论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特征和作用。历史学家已经落后了一步，他们关于城市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谨慎，而且难以找到读者。这种相较之下的沉默十分明显。早在1996年，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就写道，历史学家“有机会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解释者，阐述全球的社会进程与小规模社会生活之间发生关联的方式。”不过，历史学家大概并没有回应这一号召。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化历史的诸多方面，我们仍然缺乏来自历史学视角的有力洞见。

几个世纪以来，从让-雅克·卢梭到格奥尔格·齐美尔，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不断提醒我们，城市如何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社会、心灵和感知。在美国和欧洲，大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政治两极分化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城市和外省、大都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的政治生活。城市的历史是理解当今世界的绝佳指南。然而，与一般历史学家以及更具有当下意识的城市研究学者相比，城市历史学家在最近的公众讨论中并未占据显著位置。

如要讨论这一话题，当前的政治状况是个好开端。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城市和农村选民的投票大相径庭，以至于县人口密度都比种族、收入、教育或性别等因素更能预测选举结果。空间的政治集群可能会变得更加凸显，记者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曾提到，2004年被称为“大归类”（the big sort）的现象塑造了政治辩论中充满怨恨的基调和措辞，即本真的小城镇/农村居民与大城市“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污染力量之间的对立。

尽管对城市的厌恶近年来在美国异常突出，但城乡分化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并非什么新鲜事。一些人认为，杰斐逊式的农业主义将乡村主义的偏见印刻在了美国的政治文化里，难以磨灭，但是，反城市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都很兴盛。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是一群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鼓吹农民浪漫主义；德国世纪之交的生活改革（Lebensreform）运动和甘地的禁欲主义都援引了乡村生活明显的道德优越性；20世纪初，阿根廷知识分子将高卓人强壮的乡村形象转变为了国家认同的首要象征——与此同时，他们却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探戈视为“杂种”，是移民港口城市中一支堕落的音乐流派。

城乡之间的政治差异并不仅仅源自民粹主义的幻想：城市和乡村居民的确往往支持不同的政治派别。只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政党参加民主选举，他们在意大利和德国农村地区获得的选票就比在大城市要多得多，尽管农村传统主义和部分天主教会阻挡了法西斯分子在某些地区的入侵。例如，在1932年德国国会选举中，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 - Holstein）及弗兰科尼亚（Franconia）等地区，纳粹选票的城乡差距约为20个百分点。在当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或匈牙利公民联盟（Fidesz），通常在城市表现不佳。事实上，它们在这些国家的首都表现尤其糟糕。同样，法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民粹主义政党也表达了对巴黎、维也纳或布达佩斯精英阶层的愤恨。

有些学者一路追溯到了第一批城市所带来的新政治组织体系和特定的社会生活。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最近推测，人类创建第一批国家是为了应对“城市生活的生态后果”。正如从亚里士多德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观察家所讨论的那样，民主与古希腊城邦有着深刻的、或许不可分割的联系。中世纪德国谚语“城市空气使你自由”暗含着当时的一项习惯法，法律规定在城市生活一年之后乡村农奴可获得自由——这句谚语今天仍在使用。在拉丁语系里，“公民”（citizens）一词的各种变体都暴露了城市与政治共同体观念之间的深刻联系。与此相反，英语中的“居民”（denizen）一词缺乏与城市的词源学联系，因此他/她的归属性也令人生疑。

现代反城市主义者，反过来，又充满象征性地把城市居民从政治共同体中驱逐出去了。有时这种驱逐是字面意思上的，正如臭名昭著的红色高棉那样。关于城市居民缺乏民族特点的观点，至少和现代民族主义一样古老。想了解一个民族吗？“研究城市以外的人，这是你唯一能够知道他们的方式。”卢梭曾在《爱弥儿》中提出这一建议。他写道，政府的精神“在城市和乡村里永远不一样”，因为“是乡村构成了这片土地，是乡村居民构成了民族”。

到20世纪初，城市对人们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导致了一门新学科——社会学的诞生，但一些早期的社会学家仍然对都市人怀有敌意。在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文章《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他诊断大城市居民遭受了“变动图像的快速拥挤……和汹涌印象的不可预知性，从而导致了‘神经刺激的激化’”。齐美尔发现，城市生活的过度刺激产生了一种“腻烦”的人格类型，这在大都市里很典型。对齐美尔而言，“大都市类型的人”用他们的头脑——而不是心——来做出反应。

和德国另一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一样，齐美尔认为，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居民并不主要从事生产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比如食物。相反，城市居民长于从事道德上可疑的市场交换，这种交易中相互匿名的双方只为金钱目的而展开互动。与农民朴实的直率相反，城市居民显得狡猾，道德可疑。典型的城市人类型，例如花花公子，与土地和收成没有任何关系，是不事生产和浅薄情绪的典型代表。

腐蚀败坏的社会群体集中在城市，这一概念并不新鲜。中世纪晚期欧洲曾对商人这一典型的城市社会群体怀有疑虑，担心他们危及道德秩序。但是齐美尔和其他早期社会学家汇集的一大堆关于城市的观点，在今天仍然很容易识别出来。他写道，城市是“货币经济的中心”，其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没有产生任何真实的东西。齐美尔承认，城市所做的事情是“把事物的可购买性以比小地方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也是城市成为腻烦姿态的真正地点的原因”。市场交换的集中和倍增导致贸易商之间日益匿名和专业化，价值也更加抽象化，从而使得城市成为了“智识”和“世界主义”的家园。

卢梭虽然写过反对城市的短文，但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日内瓦公民”这一崇高的笔名写下的。1858年出生于柏林的齐美尔，体现了当时德国人所能拥有的一切大都市特征：他是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资产阶级犹太家庭的后裔，他的父亲是一个巧克力制造商，拥有著名的赛洛缇品牌的股份。齐美尔在莱比锡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的路口长大，并在柏林标志性的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附近的著名古典文法学校上学，这座文法学校建于他高中的第一年。紧接着，他在柏林大学（今洪堡大学）学习了哲学和历史，大学仅一街之隔，就在菩提树大街上。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里毫不恭维的评价正是源于他的切身体会。

尽管齐美尔反感大城市生活，但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塑造了20世纪对城市、城市的本质以及城市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思考。齐美尔的影响在芝加哥早期的社会学流派中尤为深远。另一位德国犹太人、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沃思的成长经历与齐美尔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1897年，他出生在一个叫Gemünden的外省小城，魏玛共和国的首席喜剧家约阿希姆·林格那茨（Joachim Ringelnatz）曾因其“古雅的小巷”而谴责过这个地方，他的父亲是个牛贩子。1911年，沃思去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和他的叔叔一起生活，然后从那里去了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年仅31岁的沃思出版了他的著作《犹太人聚居区》（The Ghetto），内容是关于犹太人在旧大陆和新大陆如何在城市空间聚集的研究。这本书强调了出于社会经济原因的自愿聚集，而不是强制分离。这一点到今天仍在塑造着许多美国人思考他们的城市居住区的分隔方式。

齐美尔、沃思和其他20世纪早期的社会学家，对城市化的步伐和其社会变革的深刻性感到困惑。齐美尔和沃思的作品并非简单的厌恶或喜爱，他们表达了对繁忙喧嚣的一种激动情绪：地上和地下连续不断的拥挤火车，冬夜里像地毯一样绵密的灯火，以及百货公司肆无忌惮的消费主义。那一切看似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他们正是实时见证者。当然实际上，城市生活使许多东西变得更加坚固了，用混凝土建造起了结实的建筑。在齐美尔的有生之年（1858-1918），柏林的人口从46万增加到了190万，增长了四倍多。在沃思搬到芝加哥之前的几十年里，芝加哥的人口增长了近10倍，从1870年的29.8万人增长到1920年的270万人。与此同时，整个世界的城市化水平也从1870年的12%上升到了1900年的20%。

考虑到对于齐美尔和沃思的思想形成，以及对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创建，20世纪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化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然而，城市空间的转型本身在社会学中扮演的边缘角色让人惊讶。芝加哥学派对城市族群隔离的研究，包括沃思自己的《犹太人聚居区》，都对城市景观的转变漠不关心。在他们的著作中，这座城市被看作是一个给定的、一成不变的居住环境。

研究城市的非历史进路始终存在，历史学家对我们如何思考和理解城市影响甚微。虽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历史这一学科分支就有了自己的机构和刊物，但社会学家和其他城市学者对其成果很少关注。随着历史学家转向对文化的研究，城市历史研究诞生的社会-科学方法在过去一代或两代学者中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城市历史受到了影响。最近热衷于远距离关联和运动的全球史的兴起，对城市历史的研究也毫无助益。

由此产生的城市研究关注当下的性质引出了盲点。毕竟，城市是历史的产物，它们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例如，某一特定族裔社区在任一特定城市的居住位置，往往取决于他们的到来时间与城市本身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与纽约相比，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未产生“小意大利”。芝加哥学派通过提出所谓的“社会距离假说”来解释这种差异，即移民群体与接收国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移民的居住集中程度越高。这一论点认为，由于意大利人在社会-文化上离阿根廷天主教西班牙语主流并不远，因此他们最终并不居住在特定的意大利街区。

但是，作为对“小意大利”在纽约形成而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解释，社会距离假说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它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城市有一个确定的形状，我们只需知道人们是如何在城市中散播开来的。然而，我们也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移民与阿根廷社会共享的社会-文化特征比意大利人更多，但相比而言他们在空间上的聚集要比意大利密集得多。要理解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小意大利”的原因，关键不在于人群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在于历史，要找到意大利人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存在的条件，而这一条件在西班牙人到达时不存在了。意大利移民来得更早，在附近城市的大规模发展开始之前，他们常常定居在当时还是草原的小块农村土地上。意大利移民在半城市地区（大都市随后吞噬了这些地区）的广泛分布，导致他们在后来人口普查中所显示的空间分布相对均匀。是城市进入了移民，而不是移民进入了城市。这一进程在芝加哥学派里没有什么空间。

一个城市的生活和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是由什么样的父母生出来的。所有城市都有两个以上的父母，有的是本地的，有的是全球的。例如，受到英国殖民主义力量、苏伊士运河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以及最终东南亚非殖民化的综合影响，新加坡上升到了全球城市的行列。即使是在那些建成几十年来环境保持相对稳定的地方，街区的性质和意义，也可能随时间变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20世纪的美国，大多数人将内城与贫困衰败相关联，而搬到郊区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专家仍然相信，互联网的技术革命将很快使工作场所与住所完全脱钩，从而帮助美国人实现完全农村化的古老梦想。然而，相反的事情发生了。事实证明，科技行业比大规模制造业更重视密度，它有助于城市的士绅化，扭转了郊区化的趋势，让市中心的房屋变得除了富人谁也买不起。制造业的衰退和数字革命，让美国人对郊区的奇怪青睐和对内城的污名化发生了倒转。

然而，尽管近几十年来美国城市的社会空间组织已变得不那么特立独行，另一个变化却悄然而至。除了内部城市的士绅中产化，一些大城市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同时阻止建造更多住房以缓解过高的房价。这一僵局一方面加剧了城乡的两极分化，煽起了反城市的怨恨，另一方面也扼杀了城市密集中心区域社会混合的可能，让这些地方一开始充满吸引力之处受到了伤害。2002年，城市理论家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仍然鼓吹着所谓“创意阶层”在大都市的聚集将成为城市繁荣和更新的引擎，而他2017年的著作又诊断了他曾倡导的士绅化所导致的“城市危机”。

如果他对城市长期历史的变化有更广阔的兴趣，或者超越北美的具体情况，那么对于“创意阶层”对我们的居住地所产生的影响， 他的态度很可能不至于从欢呼跳到禁止。正如研究非洲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在《帝国的张力》（Tensions of Empire）中指出的那样，全球化无论是在过去50年间还是在19世纪晚期，都“充斥着‘团块’，权力集中的地方被权力不集中的地方所包围”。通常来说，“团块”位于特定城市的特定部分。19世纪全球南部的商品转口港，如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新加坡，就是全球化桥头堡如何运作的有力例子。它们的城市中心是权力和财富的枢纽，而它们的郊区则容纳了源源不断向城市迁移的农村穷人——今天的城市理论，最好能从这些先例里学习一二。

承认随时间推移，全球和地方力量共同塑造了我们的城市，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这不过是所有历史学家的陈词滥调，即“时间和地点有着根本的重要性”。然而，在理解全球城市的过程中，两个因素里常常有一个被忽略。历史学家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最近警告说，全球史的兴起低估了“地方的力量”。相反，对全球城市感兴趣的城市学者，尽管对空间十分敏感，却忘记了时间的维度。

城市化进程持续快速向前，而且不太可能逆转。但是，现在超过一半的人居住在城市，并不是城市环境重要的唯一原因。正如齐美尔等20世纪初的社会学家所知，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分化一直集中在城市，并由城市驱动。因此，任何对全球化和不平等感兴趣的人，都必须关注大规模全球进程与小规模社会生活互动的城市团块。社会学家和城市理论家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紧迫性，这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获得了知识名人的地位，但他们的著作缺乏理解全球城市现状所必需的历史深度。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必须挺身而出，提供这种深度。

本文作者迈克尔·格贝尔为柏林自由大学全球史及拉美史专业教授。

（翻译：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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