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当卡迪佳·马雷（Khadija Marai）谈起父亲沙阿·马雷（Shah Marai）时，她会如何面对自己未满月时那场夺走了父亲的爆炸？当翻阅父亲冒死留下的1.8万幅战地摄影作品时，她又会作何感想？

4月30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的连环自杀式爆炸案中，法新社喀布尔记者站首席摄影记者沙阿·马雷不幸遇难。那时，他最小的女儿卡迪佳刚刚出生15天。卡迪佳出生时，忙于工作的马雷不过买了一块蛋糕带到办公室庆祝。谁都没料到，这个家庭在迎来新生命仅仅两周后就要承受生离死别。

这场连环爆炸案共造成25人遇害，其中包括9名记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宣称对事件负责。在喀布尔附近霍斯特市的另一起爆炸中，还有一名来自BBC的年轻记者遇害。这是新闻界的黑暗一天：至少从2002年起，从未有如此多驻阿记者在同一天遇难。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5月3日）的前一天，总部设在日内瓦的“新闻标志运动”发布报告说，2018年前四个月，已有44名记者在18个国家遇难，这一数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7%。按照国际记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的统计，2017年全年有82名记者因公殉职。对记者这一职业来说，阿富汗已排在叙利亚和墨西哥之前，是全球最危险的工作地。

“没事哥们，我在这儿了”

4月30日早晨8点，喀布尔市中心被爆炸声惊醒。

在美国驻阿使馆背后一条戒备森严的街道上，一名骑着摩托车的自杀式袭击者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爆炸点附近的阿富汗情报部门办公室也是主要袭击目标。在这次规模较小的袭击中，共有4人遇难。

41岁的马雷和几位电视台同行接到消息后迅速赶往现场，在爆炸点附近架起相机。15分钟后，另一名伪装为摄影记者的自杀式袭击者混进记者群，引爆了第二枚炸弹。

“我听到后面有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我就被撂倒在地上，”马雷的好友、路透社摄影记者奥马尔·索巴尼（Omar Sobhani）说，“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沙阿·马雷的尸体。当时我就知道他死了。”爆炸现场附近，一位颤抖的电视台记者正对着另一位摄影记者做现场直播。他的随行摄影师已经遇难。

就在爆炸发生几分钟前，马雷还给一位没能及时到达报道现场的同事发了一条WhatsApp消息：“没事哥们，我在这儿了（No worry man, I am here）。”这位迟到的记者逃过一劫。

在马雷22年的摄影记者生涯中，他总是为自己能第一个到达现场而自豪。从1990年代的阿富汗内战到后来的塔利班统治时期，武装冲突从未在阿富汗停止，而他一直留守喀布尔，忠实记录着这个爆炸、枪声和伤痛已成日常的国度。

“看不到出路，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

马雷生长在喀布尔当地一个失明的家族，他的兄弟、母亲、甚至子女都患有眼疾。马雷是家族中少数几个视力完好的人，也因此成了养家糊口的主力。

他从为法新社担任司机开始了职业生涯，一开始他主要执行秘密拍摄任务。主流新闻媒体在战时的阿富汗很难立足，于是像马雷一样的本地摄影师得以大放异彩。多年来，他贡献的数以万计的影像作品深深影响了西方世界对阿富汗战争、以及这个国家的印象和看法。

马雷的推特账号上几乎全是关于阿富汗冲突和法新社报道的内容。令人唏嘘的是，他的推特头像还是在2014年记者萨达尔遇害后他接受电视采访的截图，上面的字幕写着“记者之死（Journalist deaths）”。没想到一语成谶。

作为战地记者，他的微薄收入要支撑六个子女、三个失明的兄弟和其他几位亲戚。失明的大儿子曾多次请求父亲移民欧洲，马雷的母亲也希望他放弃战地记者这份高危工作，找份小本生意做做。马雷一笑置之。

虽然马雷热爱自己的工作和国家，但面对无休止的平民死伤、狂轰滥炸，他不是没有过绝望。2016年，在一篇名为《当希望破灭时》的博客中，马雷写道：

我渴望回到那些年，美国人刚刚到来的那些年。这座城市在2001年后改变了许多。新的楼房建起来了，宽敞的大路代替了窄小的街道。战争的痕迹消失了——除了老达鲁曼宫，你在城里看不见残垣。商店的货架被塞满了，什么东西都能找到。

但是希望不见了。在塔利班的统治下，生活因为缺乏安全感变得越来越艰难。我不敢把孩子们带出门散步。我有五个孩子，他们每天都躲在房子里。每天上下班时，我的脑子里总想着车子会不会埋了雷、自杀式袭击者会不会冲进人群。我没法担这个风险，所以我们不出门。我记得一清二楚，我的朋友萨达尔（法新社驻阿记者，2014年遇害）在酒店里和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一同被害，只有他的小儿子幸存下来。

我从未感觉到希望如此渺茫，看不到出路。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

“压迫者啊，死者遗属所受的痛苦终会摧毁你”

马雷遇害后，法新社评论他“是一名有领袖魅力、有勇气的记者”，并认为第二次炸弹袭击就是特别针对前来报道的记者们实施的。

死于喀布尔爆炸的另外几名记者中，阿富汗电视台Tolonews 54岁的摄影记者雅·穆罕默德·托基（Yar Mohammad Tokhi）正准备本月结婚；自由欧洲电台28岁的记者阿卜杜拉·哈纳扎伊（Abdullah Hanazai）是家里的顶梁柱；另一位遇害电台女记者刚跳槽到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正在业余时间学习大学课程。

在另一场导致40多人丧生的袭击中，29岁的阿玛德·沙阿（Ahmad Shah）被枪杀。在BBC阿富汗分部工作刚满一年的他，成了BBC自1990年代以来在阿富汗遇害的第五名记者。

按照一些行业组织的统计，去年全球遇害记者人数有所降低，不过这并不值得庆幸。来自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罗伯特·马洪尼（Robert Mahoney）表示，虽然记者死于战乱中交火的情况少了，但“他们已经成了袭击者瞄准的目标本身”。

在对外宣布的调查统计中，这些遇难者会化为一串串的数据。但在生活里，他们是活生生的面孔，是儿子、女儿，是父亲、母亲，是朋友和恋人。

“一起悲剧事件不是从爆炸开始，它始于母亲、姐妹和妻子的哭泣——当一个男人活着出门，而三个小时后，被炸碎的身体躺在棺材中被送回来，”阿富汗Tolonews记者法拉赫纳兹·弗洛坦（Farahnaz Frotan）说，“今天所有灰飞烟灭的都是有工作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是满怀梦想的一代——被自杀式袭击炸成碎片的一代。”

在马雷的棺材被运回家时，马雷家里的女人掩面而泣。“以后谁来照顾我们？”马雷的母亲对着他的遗体说，“我已经失去了你的兄弟和你的父亲，但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个寡妇，因为我还有你。你是我的一切。你不仅是我的儿子——你还是我的朋友。”

马雷的同事们放下相机，为死去的伙伴挖出一片安息地。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喀布尔郊区一个叫做古达拉（Guldara）的地方，意为“鲜花山谷”。

这是马雷长大的地方。他失明的兄弟和儿子在墓边静静坐着，看不见坟墓的样子。但一锹锹土洒进墓穴中的声音清晰可辨。

“街道每日都被血洗……”伊玛目在最终祷告中念念有词，“噢，压迫者啊，这些死者遗属所受的痛苦，终有一天会摧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