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5月5日夜间，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第53次于奥马哈上演，不仅开启这趟“投资界朝圣之旅”的商务人士，整个社交平台都在这两天内充斥着与“巴菲特股东大会”有关的消息——报道、直播、现场秀，分析、预测、速记稿，毕竟巴菲特与芒格年事日高，每一届股东大会都有可能成为戛然而止的谢幕演出，因此愈演愈烈的气氛当然可以理解。

今年，巴菲特股东大会吸引了全球超过5万名参会者，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人接近四分之一。中国媒体的报道也较之往年要多一些，但本文所要探讨的却稍有不同，更多股东大会的内容已经被详尽披露，那么我们不如来聊一些没有那么多人知道的、关于股神和他老搭档的故事——比如，初遇、理念、执着、信任，甚至矛盾？——以此剖析两位富有责任感的智者，在生活、事业上为自己订制的“不为”清单——只有有所不为，才能心无旁骛，才能安心和平静，才能专注和专心，最终达到精致。

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两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在座无虚席的篮球馆内，面对数万听众，一边喝着可乐、嚼着巧克力，一边回答有关投资的各种问题。台上妙语连珠，台下笑声不断。

这是每年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的现场。

每年，投资者仅有两次机会能够看到或听到“股神”巴菲特对下一波投资机会和股市行情的看法：一次是在他为伯克希尔 哈撒韦股东所撰写的“致股东信”中，另一次就是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在春夏之交的5月，巴菲特股东大会已然成为全球投资者的“朝圣之旅”。

芒格：不表现

半个世纪以来，查理 芒格一直是坐在股神巴菲特身边的那位“沉默的伙伴”。

表演通常是这样进行的：巴非特先回答问题，时间长短由他决定。最后，他会转向他的长期伙伴查理 芒格，问道：“查理，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么？”芒格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那里，看起来好像已经被雕刻进了总统山，他往往回答得简单而直率：“没什么要补充的。”

偶尔，芒格基于自身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也会想到一些观点然后说上一小段。每一次芒格开口，那些观点在他看来都是非常重要、必须传达给听众的，比如说，和人打交道时一定要遵循道德准则，直面现实，善于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经验等等。他总是带着热忱的使命感向人们传播这些道义。“爸爸非常明白他所代表的社会价值观在商业社会并不是那么普遍。” 芒格的大女儿说。

芒格没有巴菲特那么富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用另一种方式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他不像巴菲特那样爱表现自己，虽然他完全可以表现得非常有趣。得益于这两种特质，芒格一家能够长期享受亿万富翁的生活却不为声名所累。

巴菲特：不让步

查理 芒格，1924年1月1日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查理6岁的时候，全世界都陷入了大萧条，直到他高中毕业才结束。1929年的10月至11月中，股票总市值跌逾40%，账面上至少损失了300亿美元。对于150万名涉足股市的美国人而言，这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很多人都是用借来的钱炒股。一名投资者看到她的经纪人开出的保证金账户清单时痛哭道：“我怎么会损失10万美元呢？我可从来没有过10万美元呀！”

1929年10月29日那个“黑色星期五”之后，市场反弹过几次，不过最终还是一路跌了下去。雪上加霜的是，一系列的自然灾害——洪水、干旱、瘟疫和沙尘暴又袭击了美国。4000多万美国人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

虽然芒格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但1929年在奥马哈发生的另外一些事情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沃伦 巴菲特如此这般描述了这个故事：

我对于1929年相当有好感，因为那是我生命开始的年份。我爸爸当时是一名股票经纪，股市崩溃后，他不敢给任何人打电话，因为所有人都已经倾家荡产。所以每天下午他都待在家里，而那时也没有电视，然后……1929年11月30日左右，妈妈就怀上了我，因此我永远都对那次崩盘心存感激。

9个月后的1930年8月30日，沃伦 巴菲特出生了，比预产期早了5周。

世道艰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奥马哈情况较好的那些社区里，每天都有很多流浪汉敲响后门，要求为他们打扫车道或者干些杂活以换取一个三明治。“20 世纪30年代的人们穷到什么地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芒格说，“有一年夏天，全家人竭尽全力才帮我找到一份时薪40美分的暑期工。整个大萧条期间在咖啡馆你只要花上 25美分就能大吃一顿，包括各种肉制品和甜品。”

不过，据芒格说，在这一时期他学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几堂课：“对于如何以良好的行为来应对重大压力，家里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爷爷一定经受了巨大的压力去解决家庭财政难问题，不过他还是挺了过来。”

青年时代的芒格（左）与巴菲特。

而巴菲特第一次挣得的几美分来自销售口香糖。从他第一次卖糖的那刻开始——6岁之后——他表现出对顾客毫不让步的态度，这大大反映了他后期的风格。

我有一个小小的绿色盘子，里面被分成了5个部分。我很肯定我的伊迪丝姨妈给了我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能分装5个牌子的口香糖，黄箭、荷兰薄荷、绿箭等等。我从我的祖父那里买上几包，然后逐门逐户地向邻居推销这些东西。我过去经常在晚上做这件事。

我记得有一位名叫弗吉尼娅 麦考布里的女士说，“我要买一片黄箭。”我说，“我们不拆着卖。”—我的意思是我有自己的原则。直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麦考布里夫人说她想要一片。不行，只能一包五片一起卖。五片5美分，而她想在我这里花1美分。

做成一笔买卖是很诱人的事，但是还不足以诱使巴菲特改变心意。如果他卖一片给麦考布里夫人，那他就得把剩下的四片卖给其他人，在他心目中一片口香糖不值得这么做或冒这个险。每卖一整包，他能赚2美分。他拿着这些钱，沉甸甸的，实实在在的。它们就是滚动的资金雪球的最初几片雪花。

巴菲特把挣来的硬币自豪地塞进挂在腰带上的、一个棒球场形状的镀镍零钱找换器。当巴菲特售卖《星期六晚间邮报》和《自由》杂志的时候，他也带着这个东西。零钱找换器让巴菲特觉得自己很职业，它代表着买卖过程中巴菲特最喜欢的一个环节：收藏。

 

芒格：不盲从

巴菲特曾这样形容查理 芒格带给他的助益： “查理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从猩猩进化到人类，没有查理，我会比现在贫穷得多。”

几十年来，巴菲特从来没有见过查理企图占任何人的便宜，也没有见过他把任何不属于自己的功绩记在名下，“他总是有意识地让我和其他人在交易中受益更多，投资失败时他所承担的总是比应该的份额要多，而成功时刻愿意接受的回报又比应得的要少。内心深处他是一个十分慷慨大方的人，从来不让自尊干扰理智的思考。和大多数渴望得到世界认可的人不一样，查理根据他内心的分数表对自己进行判断，而他的评判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在生意问题上，巴菲特和查理多数时候总是意见一致，不过对于社会问题，他们的看法却不尽相同。虽然他们都是坚持己见的人，但在漫漫友谊路上却从来没有因此而争吵，也没有去找出让他们意见相左的根源所在。“人们很难想象查理身穿救世军制服站在街角行善的样子，因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就我所知他已经接受了‘可恨的是罪行而非罪人’这样的慈善信条。”巴菲特说。

说到罪行，查理甚至还对它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他的结论是纵欲、暴饮暴食、懒惰这些罪恶行径应该避免。不过他能理解人们在这些方面犯下罪孽是因为它们能带来虽然转瞬即逝却无比直接的快感。但他认为嫉妒是七宗罪中最愚蠢的一项，因为它并不能制造出任何愉悦的感觉，只会让深陷其中的人受尽折磨。

“我的投资生涯乐趣不断，如果没有和查理搭档的话将会大为失色。他一路秉承自己的‘芒格主义’。虽然多数人会给查理冠以商人或者慈善家的头衔，我却认为他更像一位老师。正是因为他对我们的教导，伯克希尔才得以成为一家更有价值而且受人尊敬的公司。”巴菲特如是评价他的搭档。

老一代投资专家本 格雷厄姆（于1967年去世）是巴菲特的偶像，芒格和他一样都擅长讽刺性的幽默。两个人都对文学、科学和教育后代很有兴趣，还都喜欢引经据典。

芒格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要避免嫉妒，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成功实至名归。”

格雷厄姆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要在华尔街成功就必须做到两点：首先要正确思考，其次要独立思考。芒格也非常推崇独立思考 :“如果在你的思考过程中你完全依赖他人，总是购买别人的专业意见，那么一旦离开自己的小天地，你就会大难临头。”芒格认可在需要保健建议的时候应该请一名医生，必要的时候也需要一名会计师或是其他专业人士。不过他不会全然听信这些专家们的意见。他斟酌他们所说的，然后自己研究，看是否有其他可能，最后才得出自己的结论。

巴菲特的一个优势就是他非常擅长说不，而芒格比他更擅长。巴菲特将芒格作为最后的检验。如果芒格也想不出任何理由不做某件事，他们就会放手去做。巴菲特称芒格为“讨厌的不先生”。

 

巴菲特：不打工

童年的巴菲特渴望吸引家里亲戚和父母朋友的注意力，尤其是他父亲的关注。他的父亲霍华德在每个孩子10岁的时候都会带他们去东海岸旅行一次，这是孩子们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巴菲特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我告诉我的父亲，我想做三件事。我想去看看斯科特邮票钱币公司，我想去看看莱昂纳尔火车模型公司，我想去看看纽约股票交易所。斯科特邮票钱币公司在第 47 大街；去莱昂纳尔公司要走到第27大街附近；去纽约股票交易所，就一路走到市中心。”

不同时期的巴菲特

1940年，巴菲特十岁，华尔街开始从崩溃中复苏，但气氛仍然很压抑，华尔街的人就像一群艰难求生的“雇佣兵”。他们的名声似乎不那么好，因为人们脑子里对1929年崩溃的记忆依然鲜活。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实际上非常优秀。霍华德把儿子带到下曼哈顿区，拜访了规模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的负责人。小巴菲特得以一窥这座碉堡的镀金大门里面的情形。

“那次，我见到了西德尼 温伯格，华尔街最有声望的人。我父亲以前从未见过温伯格，他只是在奥马哈开着一家小小的经纪行。不过，温伯格让我们进去了，我们大概交谈了半个小时。”

在1929年的市场崩溃中，高盛将投资者误导入一场臭名昭著的“庞氏骗局”，名声扫地。作为投资银行高盛的高级合伙人，西德尼 温伯格耗费了10年艰难地恢复公司的声誉。巴菲特对这些事儿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更不知道西德尼 温伯格是一个移民的后代，一开始是在高盛当小杂役，倒痰盂，清扫合伙人丝绸帽子上的灰尘。不过，巴菲特一进入西德尼 温伯格的胡桃木墙板办公室——墙上挂着亚伯拉罕 林肯写的原版信件、文件，还有林肯的画像——他就确信无疑，自己正面对着一位大人物。在拜访的最后，西德尼 温伯格做了一件事，给巴菲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往外走的时候，他拥抱了我，说：“你最喜欢哪只股票，巴菲特？”到第二天，他或许完全不记得这件事儿，但是我一辈子都记得。巴菲特一直都记得，温伯格，这位华尔街的大人物，如此关注他，似乎很在意他的想法。

离开高盛之后，霍华德带巴菲特去了百老汇大街，然后穿过一片巨大的科林斯式的柱子，进入纽约股票交易所。在这个财富的殿堂，人们穿着颜色鲜艳的马甲，在钢铸的交易台大声叫喊着，潦草地写着。工作人员疾步前后奔走，纸片碎屑扔得满地都是。不过，交易所餐厅的一幕情景激发了巴菲特的想象力。

我们在交易所和一个叫安特 摩尔的荷兰人一起吃午饭，他是股票交易所的职员，长相非常英俊。午饭后，一个人拿着盘子走了过来，盘子里放着各种不同的烟草叶。安特 摩尔选出自己喜欢的烟叶，那人给他卷了一支烟。然后我想，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定制香烟。

香烟唤起了巴菲特数学头脑的想象力。他对吸烟真的是毫无兴趣。不过，做个反向的逻辑推理，巴菲特明白了雇用一个人做这样一件小事所隐含的意义。如果说花钱雇用这个人是合理的行为，这势必意味着，即使全国的大多数人依然深陷大萧条不能自拔，但这个卷烟工的老板正在大笔地赚着钱。巴菲特马上就领悟到这一点。纽约股票交易所里的资金流源源不断，就好像河流、喷泉、小瀑布和洪流，所以能够雇用一个人就干裹烟卷这么一件事儿——裹符合个人喜好的手工香烟——只是为了交易所员工的个人特殊乐趣。

就在那天，就在他看到那个烟草工人的时候，对未来的预期景象就此植根于巴菲特的脑中。

当巴菲特回到奥马哈的时候，他一直保留着这个预期，而如今他已足够成熟，可以设想自己的目标，并以更加系统全面的方式去实现目标。即使巴菲特还是享受着普通男孩的娱乐休闲：打篮球、玩乒乓球，收集钱币和邮票；即使全家陷入对小个子、亲切的外祖父约翰 斯塔尔的哀悼——享年73岁，是巴菲特生命中失去的第一位亲人——他还是满怀激情地工作，为了前方可预期的未来。他要挣钱！

钱可以让我独立。然后，我就可以用我的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工作。我不想让别人主导我。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巴菲特 + 芒格：不懂的就不碰

1956年巴菲特召开第一届股东年会时参加会议的大约只有几十个人，而如今参会的人数已超过了四万。2017年5月6日，年近87岁的巴菲特和已过93岁的“黄金搭档”芒格在股东大会亮相时，巴菲特用一个熟悉的笑话开场。“你可以区分我和芒格，因为他听得见，我看得到。”

因为白内障和治疗上的失误，芒格最终失去了一只眼睛。这对于一生热爱阅读的芒格来说，是巨大的伤痛，但坚韧的芒格最终克服了身心的不适应，并对给他做眼睛手术的医院捐献善款。巴菲特曾说过：“我是芒格的眼睛，芒格是我的耳朵。”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两人精诚合作，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投资业绩，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巴菲特 29 岁，芒格也才 35 岁。

父亲离世后，芒格回家乡去料理父亲的房产，经人介绍认识了年轻的巴菲特。那是一次会改变很多人命运的见面，也是芒格常说的那种成功组合的绝佳例证，几个好点子凑到一起爆发出惊人的结果。在这件事中，两个智力超群、价值观相同的人走到了一起。

“巴菲特和我一开始就相处得非常融洽，自此以后我们就一直是朋友兼商业伙伴，虽然之前我们各自的多项投资之间并没有什么重合之处，”芒格说，“以我的背景，怎么可能错过一个爱读书、考虑为杂货店开展送货上门服务、可以从任何读过的东西中有所收获的人呢？他甚至可以从他祖父留下的名为《如何运作一家杂货店以及我所了解的钓鱼技巧》这样的手写稿里学到有用的东西。”第一次在奥马哈谈过后，巴菲特和芒格继续通过电话进行讨论，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巴菲特曾经这样评价最理想的合伙人：“首先，要找比你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找到他之后，请他别炫耀他比你高明。其次，在你犯下损失惨重的错误时，他既不会事后诸葛亮，也不会生你的气；同时，他还应该是个慷慨大方的人，会投入自己的钱并努力为你工作而不计报酬。最后，这位伙伴还会在慢慢长路上与你结伴同游时能不断地给你带来快乐。”

在当时看来，芒格是符合巴菲特这些特殊要求的唯一一个人。从两人最初合作，到后来一起经营伯克希尔 哈撒韦公司，他们之间从未互相提过要求，也从没将合作条件列成书面合约，所凭的，全都是相互之间的绝对信任。

在研究和收购像蓝筹印花和喜诗糖果这样的零售类商店和公司时，芒格和巴菲特都在督促自己去更广阔的天地有所作为。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如何做一对高效率的合伙人。“一个理想的合伙人应该有独立工作的能力。”芒格解释说，“你可以做一个主导合伙人、从属合伙人或者一直都是地位相同的合伙人，这三种我都做过。我并没有特别放不下的自尊。总有人在某些方面比你厉害。要做领导者，你就要先学会跟随别人。做人应该学会扮演所有的角色，在不同人面前你可以有不同的身份。”

芒格是个活得很明白的人，不懂的东西就不碰，弄懂了再碰。

你得弄清楚自己有什么本领，不要去玩那些别人玩得很好，但自己一窍不通的游戏。芒格也习惯只选择两三件在他看来重要的公共事业，然后全神贯注地做出点成绩来。正如他和巴菲特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只考虑他们“能力范围之内”或者真正了解的行业一样，芒格在慈善工作方面也有特定的对象。他主要集中在生育权、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

巴菲特认为凡是投资的股票必须是自己了如指掌，并且是具有较好行业前景的企业，不熟悉、前途莫测的企业即使被说得天花乱坠他也毫不动心。他只选择那些在某一行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技术上很难被人剽窃并有过良好盈利记录的企业。

巴菲特说投资的原则其实很简单：第一条，不许失败；第二条，永远记住第一条。因为如果投资一美元，赔了 50 美分，手上就只剩一半的钱，除非有百分之百的收益，否则很难回到起点。

本文主题内容节选自《家族企业》2018年5月刊《“黄金搭档”巴菲特与芒格的不为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