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内战爆发

1937年7月18日，一个身穿灰色西装、身材矮小的谢顶男子，手持一本西班牙外交护照，用假名在加那利群岛上一个叫做甘多的地方，登上了一架私人飞机。早在这次绝密的飞行开始之前三天，飞机就从英国的克罗伊登机场出发，抵达了这里。三天来，这架飞机一直在停机坪上等待着这位神秘的旅客，光是租机费用，就高达2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5600美元。飞行员塞西尔·贝比曾任英军情报官，在同神秘乘客用拼凑出一张完整扑克牌的方式确认身份之后，他载着这位当时西班牙最年轻的将军离开了甘多。这位将军的真实姓名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阿蒙德。此时的他因为得罪了社会党政府，而被罢免了总参谋长职务，流放到了与西班牙隔海相望近1000英里的加那利群岛担任军事指挥官。现在，他终于找到了机会，正准备赶去与旧部重聚，发动一场后来被称为西班牙内战的漫长战争。

事情还要从6年前说起。1931年，西班牙举行了近60年来的首次自由选举，老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被迫退位，西班牙共和国诞生。但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一直处于地主贵族、天主教会以及新兴的工业寡头控制之下。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出台的赋予妇女选举权、宣布离婚合法化以及终止政府对宗教派别的资助、推行小学义务教育等政策，触动了这些上层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他们自然不会甘心听之任之。而另一方面，新政府又极度缺乏政治经验，以至于将众多相互冲突的因素都简单地放在了一起，却又毫无调和各种矛盾的能力。于是结果只能是，致力于改革的社会党人、保守的反君主人士、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工人等社会各阶层，几乎都对新政府的政策心怀不满。而既得利益者——军队、大庄园主、大资产阶级和教会——则更是将共和政府的政策视作为共产革命的开端，因而对之怀有深深的恐惧。事实上，在共和国建立之初，也确实出现过土地革命的参与者发动暴乱、焚毁教堂，同时无政府主义者揭竿而起的状况。在这种种刺激之下，政府为了平息不满，曾派佛朗哥对各类乱象进行镇压。

到了1936年2月，左翼联盟人民阵线在大选中以微弱优势战胜了右翼联盟国民阵线，新政府试图通过一项包括军事和土地改革、实现加泰罗尼亚自主等决议在内的改革计划。右翼于是决心联合英国发动政变，总指挥就是日后统治西班牙38年之久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自从西班牙内战发生以来，书写这场战争的文献完全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光是国内近几年出版的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书就有好几部，且无一不是上乘之作。而美国记者、普利策奖得主阿曼达·维尔的《西班牙内战：真相、疯狂与死亡》，却并不是一部全景式描写西班牙内战的作品。因为作者早已意识到，除了意识形态分野导致的对基本历史事实的叙述难以一致之外，尚有诸多因素让西班牙内战——这场或许是二十世纪最具有隐喻意义的战争——成为了最让历史学家感到迷惑的一段历史。这或许正是西班牙内战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的魅力所在，但作者更感兴趣的，却是在报道西班牙内战的过程中在马德里相遇的三对情侣——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与格尔达·塔罗、新闻官阿图罗·巴雷亚与伊尔斯·库尔莎，以及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同为作家的玛莎·盖尔霍恩——在西班牙战争中的个人故事和所见所闻：他们是如何应对遭遇的各种危险以及面对真相的。

高潮：三对情侣的马德里之恋

1937年8月，从西班牙战场上回来的罗伯特·卡帕在他的摄影集《西班牙内战》的扉页上写道：“献给塔罗，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且永远留在了那里。”尽管卡帕一生颇有女人缘，其中不乏著名人物，如英格丽·褒曼，但塔罗却是他这一辈子唯一想过要与之结婚的人。可以说，如果没有塔罗的襄助，世界上就不会有罗伯特·卡帕这个人。当年，为了帮匈牙利犹太人安德烈·弗里德曼解决生计问题，古灵精怪的塔罗想出了这么一招：她对外界声称，摄影师卡帕先生来自美国，非常富有，以至于虽然喜欢摄影，作品实乃一流，却非高价不肯出售。那么这位著名的卡帕先生的开价高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巴黎的摄影师把他们的照片卖给杂志社，最高售价50法郎，而卡帕先生的要价高达150法郎，言下之意，“我们这位卡帕先生富有着呢，不靠卖画过日子，那么好的作品，你们爱买不买，不买说明不识货。”此招一出，客户居然真的争相购买，卡帕就这样横空出世了。不过话说回来，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安德烈·弗里德曼的实力本就摆在那里，只不过巴黎这个地方有时太过势利，才逼得人出此下策罢了。此后，罗伯特·卡帕的大名就这样传开了，日后尽管“骗局”被戳穿，也没人再说什么了。在塔罗的帮助下，卡帕开始了他二十世纪最伟大摄影师的职业生涯。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两人受《生活》和《探索》杂志的委派，共同前往巴塞罗那拍摄战地照片。此时的塔罗已经在卡帕手把手的指导下，完成了从一个摄影门外汉到专业人士的转变。为了完成西班牙的拍摄计划，塔罗辞去了联盟图片社的工作，专心为二人的行程作准备。对于这次不同寻常的冒险，两人都感到十分迫不及待。1937年7月，卡帕返回巴黎工作，临行前，他将自己的莱卡相机留给了塔罗。7月22日，卡帕来电告诉塔罗，《生活》杂志准备派他们前往中国报道抗日战争，于是塔罗决定在返回巴黎之前再拍摄一些西班牙前线的照片。7月23日，她不顾前线指挥官的反对，一直冲到了第一线的战壕里，当晚，布伦特的防线被佛朗哥的部队攻破。夜里，塔罗乘坐的汽车被一辆撤退的政府军坦克撞翻，塔罗身负重伤，在临终前，她曾有过短暂的清醒时刻，醒来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照相机呢？”然后，她请人给卡帕发电报，告诉他，自己想和他一起去中国。第二天早晨，她终因内出血辞世，年仅27岁。

此时，在马德里，原本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专利代理人阿图罗·巴雷亚因偶然原因涉足政治，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结识了思想左倾的政治流亡者伊尔斯·库尔莎之后，两人很快坠入了热恋，并共同为西班牙政府工作。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审查新闻报道，并以此为掩护收集敌方情报。不过就在他受政府指派，没日没夜地审查那些将发往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的时候，他和记者们肯定都不知道，有一份10月12日发出的、标明“绝密”字样的密电，发往了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

从表面上看，这份电报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民委员尼科莱·伊万诺维奇发给最近刚被任命为内务委员会驻马德里的主任奥尔洛夫将军的，但实际上，电报的落款却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这正是斯大林本人的代号。在这份密电中，他命令奥尔洛夫即刻做出秘密安排，要将西班牙所有最宝贵的财富、世界排名第四的金银储备，全部装船运往苏联。而对于当时已经在战争中处于劣势的西班牙政府来说，这批自昔日西班牙征服者踏上征程之日起就逐渐积累起来的、数量庞大的金银锭、金路易、美元、英镑等外币，一直都是西班牙货币的信用保障。可以想象，苏联的这一举动将对西班牙政府军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而比这种纯粹的强盗行为更令人感到棘手的，则是佛朗哥的军队正日益逼近马德里的消息。

原本在9月中旬，西班牙政府已经决定，要将这些金融储备，也就是政府全部的家底，从一座环绕在护城河中的地下金库转移到一处更加安全可靠的地方，硬币与金银锭将被装入板条箱，用卡车运到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卡塔赫纳港，藏进西班牙海军用来储存弹药的洞穴中。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在政府看来，由于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在打这批东西的主意，所以最安全的、最终的储藏地点应该位于英国或是法国。可是现在，英国和法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在不干涉西班牙内政的说辞下，早已背弃了西班牙共和国。所以，西班牙政府担心，假如这些国家决定像对西班牙禁售武器那样，禁止西班牙政府动用本国存放在外国的金融储备，那又该怎么办呢？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西班牙政府为此焦头烂额之时，斯大林也很紧张。一方面，如果西班牙的民族主义势力获胜，法国就会被三个潜在的敌对国家——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包围，这就会让希特勒有机会腾出手来对付苏联，这是苏联方面很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倘若政府军赢得了彻底的胜利，德国就会向东转移侵略方向，让英法两国的右翼分子感到恐慌，这对苏联无疑是有利的。但如果冲突持续下去，也会出现一种可能，那就是引发世界大战，至少，也可以转移一下西方世界对于苏联国内政局的高度关注。所以，在利弊权衡之下，斯大林决定对外宣布，给予西班牙政府的援助即将到位，从食物到坦克、飞机、枪支、汽车和卡车，以及陆军校级军官、飞行员、技术人员等，甚至还包括政治顾问。但是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在毫不含糊地要求收取援助补偿。此时，急于寻求援助的西班牙总理和财政部长提出了一个建议：作为在西班牙最需要的时候为共和国提供帮助的国家，苏联可以获得西班牙黄金储备的保护权。苏联政府会将这些黄金储备运送到莫斯科的安全之处，让这些储备成为开设一个预支账户的基础，苏联可以从中自动扣除共和国购买武器、石油和食品的费用。这个协议还有一个条款，约定一旦政府军战胜了叛军，西班牙的好朋友苏联将理所当然地完好无损地归还这笔财富。

10月22日，第一批装满了黄金储备的、每箱重达145磅的板条箱被装上了卡车，每车装了100箱；两晚之后，最后一批金融储备被卡车运走。按照今天的价值计算，这批黄金的总价值超过了85亿。与此同时，按照莫斯科的指示，一个致力于推动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组织迅速成立，并组建了一支由外国反法西斯主义者组成的志愿军，协助保卫共和国。斯大林还为此特别发表文章，称“这是进步人类的共同事业”。此后不久，为了庆祝这批财富安全到港，斯大林亲自出面办了一场喧闹、奢华又隐隐带着些许威胁意味的克里姆林宫晚宴。当晚宴进入高潮时，斯大林举起一杯伏特加开始祝酒，他说，对于西班牙人来说，这些来自西班牙的财富好比是长在脑袋上的耳朵，他们知道黄金在哪儿，却永远也见不到它们。

在美国，因为出版了《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这两部小说而名声大噪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已经与富家女宝琳结婚，并且持续地享受着他那靠着妻子家产业才能过上的奢华生活——到加勒比海的大小岛屿上垂钓，花费一整天时间收获体积庞大的海鱼，然后把它们拿回家，当做拳击吊袋。但与此同时，他的朋友们一直在抱怨，过去的那个海明威已经远离了他们，从在丁香园咖啡馆的露台上畅谈艺术和生活的朋友、作家、画家，变成了一个只热衷于钓鱼和打猎的运动员、一个靠妻子突然变得富裕起来的人。而且，他自己和编辑金里奇都觉得，是时候摆脱创作的低谷期、重返文学世界了。事实上，在《永别了，武器》之后，海明威出版的几部小说，比如献给西班牙斗牛士的赞歌《午后之死》，以及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描写自己狩猎之旅的《非洲的青山》，都褒贬不一、销量不佳。甚至，他的另一位出版社编辑、天才的文学“星探”麦克斯威尔·珀金斯也曾劝告说：“你必须尽快完成一部小说。”

此时，海明威看到了西班牙内战的报道，而此前他又碰巧在一次宴会上遇到了社交能手、与罗斯福夫妇颇有交情的玛莎·盖尔霍恩。当后者得知海明威即将受北美报业联盟的邀请，前往西班牙作战地报道时，她主动尾随海明威来到了马德里。但其实，海明威来这里，只不过是为了超高标准的稿酬——每篇文章高达500美元。另外，他还想收集创作素材，为写新的小说作准备，这就是他后来成书的名作《丧钟为谁而鸣》。所以，当他眼见着西班牙政府军输掉了一场场战争，他清楚地知道，马德里在政府军手上是保不住的。很快，他撤回了巴黎，但这场战争却促成了他的玛莎·盖尔霍恩的婚姻。

有意思的是，他从西班牙战场上回来之后，在有一次与朋友吃饭聊天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得去趟西班牙。你们这群主张改革的混蛋才会相信，我站在你们这边。“

在西班牙内战的阴影下

从某种角度来说，发生在19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就像日后冷战的预演。曾经有很多人希望，通过这场必要的战争来避免今后更大规模的国家间对决。于是，在这场战争中，无数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人们通过这场战争究竟收获了什么，是非常值得质疑的。

八十多年过去了，参与过西班牙内战的那一代人早已远去。但历史学家的研究，仍能让我们常常回想起这场战争，这场试图以战争避免战争、最终却被证明是得不偿失的战争。归根结底，在人的生命和尊严面前，大概很少有哪一场内战，是真正值得上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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