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标准的自拍角度：将头稍稍偏一点，一边脸朝镜头，这样我的眼睛就一直是斜着看镜头的。我会尽量避免直视，以掩盖我双眼的不对称——因为我先天眼睑下垂，后天又做过许多矫正手术。侧面的角度再加上一点斜视，缺点就不那么明显了。我还喜欢仰拍的视角，可以清晰地拍到我棱角鲜明的下巴，这能让我看起来严肃很多。笑容也是有讲究的，我紧闭双唇的样子有点滑稽，所以我会一直保持嘴巴微张，但是不能张得太大，露出两颗大门牙就更傻了。还要做出一些表情，嘴角向上轻轻一提，神情带着些许茫然，这副模样一看上去就知道，你相信自己可能比实际上的你更好看一些。

先别急着喷我。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我每天去上班的路上都会经过时代广场，走下来至少要看到一打这样的自拍脸——不自然地嘟着嘴，眼睛睁得大大的，下巴也伸得老长。所以，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种想要捕捉和投射完美自我的欲望从何而来？罪魁祸首是我们口袋里的手机吗？是它的吸引力太难以抗拒，是它塑造了欲望本身吗？还是这种自恋是现代自我的一种本能，在技术对我们产生影响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是智能手机给了我们释放天性的机会？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技术决定论蓬勃发展的时期，人们总是担心Siri、Instagram或者YouTube会改变我们的大脑，改变社会和政治的运作方式。1993年，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Technopoly）出版，警告世人文化已经成为了技术的奴隶；近些年，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The Shallows）中分析了互联网如何毒害我们的大脑，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人类变得愚钝不堪……这个书单还可以一直列下去，这些著作虽然有争议，但它们已经成为了技术悲观论者的“圣经”。可想而知，自恋的话题也适用于同样的套路。社会心理学家W·基思·坎贝尔（W. Keith Campbell）以诊断“自恋流行症”（注：narcissism epidemic，坎贝尔著有同名图书，中译名为《自恋时代》）闻名，他反事实的论证打破了这一套路：“我们不晒自拍，也可以在网上‘晒妈’啊，每天给妈妈拍照上传，配文字突出我爱我妈、光辉伟大。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当然不会这么做了，自从有拍照功能的手机诞生以来，几乎所有人拍的都是自己。

英国记者、小说家威尔·斯托尔（Will Storr）在写作《自拍：我们如何变得如此自恋，自恋对我们又会带来什么影响》（Selfie: How We Became So Self-Obsessed and What It's Doing to Us）一书时采访了很多专家，坎贝尔也是其中之一。斯托尔在书中花了很多篇幅，洋洋洒洒地描述了现代的、自我驱动的西方式自我。除了书名中所体现的数字时代特征以外，全书只在第二章和最后一章写到了硅谷。我在文章开头所描述的那种诡异的自拍脸并不少见，斯托尔一直在试图回溯自拍脸的源头，最终发现这其实源自于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生物学的基础之上，决定我们有自拍需要的是2500年来的文化积累。从亚里士多德、耶稣、弗洛伊德、安·兰德到伊莎兰学院（注：The Esalen Institute，美国加州的一个非营利静修中心和心灵社区，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人类潜能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专注身心联系和个体意识，很多学说在后来成为了主流）都脱不了干系——他们对自拍的影响比乔布斯要重要得多。

斯托尔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他对自己的自我厌恶。为什么他总是觉得自己不行？他认为自己和很多人一样，有一种神经质的完美主义，一直在被理想中的自我所压迫，他应当是个“世界公民，外向、苗条、美丽、个人主义，乐观积极，勤奋向上，有社会意识，自尊水平也很高，还带一点企业家的狡黠，手里还得握着一支自拍杆”。这个理想化的存在我们在Facebook上应该经常见到，那个好友跟我们并不熟，却总是能看到他度假的照片，背景是美丽的海滩，身边是相亲相爱的家人，这种不现实的自我幻想绝不只是一个小烦恼。对于斯托尔来说，幻想会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它是可以实现的，这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他甚至引用了自杀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他将这种完美主义的起源追溯至人类社会最早的部落本性，那时，为了在部落中生存下来，个体开始对社会等级和地位变得敏感。斯托尔相信，部落生活使得人类在基因上更倾向于“共处并领先”。也是从那时起，文化进入了人类社会。古希腊的山脉犬牙交错，岛屿遍布，海湾纵横，这样的自然景观不适合农业的发展，当地的个人和社群于是开始发展市场经济，相互之间是竞争关系，不论制造或出售什么商品都要一较高下。公元前8至7世纪，赫西俄德写过“陶工与陶工竞争；工匠和工匠竞争；乞丐忌妒乞丐；歌手忌妒歌手（注：译文摘自《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竞争和忌妒催生出了一种自我完善的精神。正如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艾德丽安·梅约（Adrienne Mayor）所写，亚里士多德认为，包括人类在内，“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在追求他们潜能中的完美”。

希腊人炫耀成功的渴望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则变成了一种禁欲的斗争，人们得通过祈祷和鞭笞来控制自我，对抗内心的邪恶，追求心灵的纯净。虽然焦点变成了灵魂，但是理想化的观念依然存在：一个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凭借坚定的个人意志和足够的努力去达到完美。中世纪过后，斯托尔跳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直接写到了弗洛伊德。他认为，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当中，本我和超我的斗争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这只不过是基督教改造人性之恶的一个世俗版本。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弗洛伊德稍晚提出的“自我”理论（根据斯托尔的说法，这个理论诞生在20世纪的加州），这才是后世为之疯狂的理由，斯托尔的后半本书也完全转向了围绕“自我”而展开。

斯托尔也去到了太平洋海岸边的伊莎兰学院，他说这个地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当时的会心团体（注：人本主义的心理治疗小组，会心团体的原则是从“以个人为中心”发展而来的“以团体为中心”）里，人们的情绪都被充分唤起，通常是负面情绪，他们会朝着想象中的父母大吼大叫，结束时他们通常是在互相指责，甚至哭到断片都很常见。心理治疗需要从混乱的社会期待中挖掘出个人欲望，过去的疗法是让来访者学会控制压抑的情感，而伊莎兰学院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治疗方式——来访者可以去咆哮怒吼，将情绪发泄出来。很多原先信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人在伊莎兰学院被自由化了，他们在那里无拘无束地四处徘徊，赤身裸体，甚至不时伴有勃起。现在这种会心团体依然存在，只不过形式有所不同，斯托尔也去亲身体验了一把。这一流派存在的假设前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值得被爱的、有神性的，我们想要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只需要忽略别人的看法，伸出手去，接受它。

在这些认知的基础上，“自尊”开始变成了一个热门概念。斯托尔讲述了约翰·瓦斯康塞洛斯（John “Vasco” Vasconcellos）的故事（这是一个冗长而又有点离题的部分），他是一位加州议员，深受伊莎兰学院观念的影响，他将自尊当做预防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疫苗”，筹措到充足的资金后，他在加州创办起了一个“自尊运动”特别工作组。创办过程中存在不少争议，奥普拉也亲自出面为这项运动背书。没过多久，孩子们就得到了参与“自尊教育”的奖赏：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学区要求体育课上学生跳绳的时候不用绳子，目的是为了避免被绊倒造成孩子自尊心受到伤害。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自尊运动”中，斯托尔找到了“自恋流行症”的源头。

所有这些“自我优先”的做法，和战后的社会秩序是相一致的，人们开始尊崇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个体命运完全取决于他的财富和名望，经济的发展（斯托尔将其称为新的“滋生自我的土壤”）也让自恋者得以享有特权。撒切尔夫人在1981年谈到她的自由市场政策时说道：“经济学是一种方法，其目的是改变灵魂。”斯托尔还写到了纳撒尼尔·布兰登，他既信奉伊莎兰学院的自尊崇拜，也相信成功学所说的“贪婪是件好事”。他是一名心理治疗师，是安·兰德的情人（比她小了25岁），同时也是加州议员瓦斯康塞洛斯的精神导师。他在瓦斯康塞洛斯的特别工作组所做的笔记中写道，孩子应该“爱上自己的存在”，要有能力“在最大程度上，以最高尚的、最不被这个世界理解的方式去践行自私”。

历史发展到这里，社交媒体开始兴起，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Instagram账号和iPhone，这样的时代又加剧了病态的自爱。手机里无所不能、极具理想化的自我，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文化谎言”——斯托尔在书中愤怒地这样指称，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但是有趣的是，斯托尔形容社交媒体在其中的作用只是这个“谎言”的推动者，而非创造者。CJ是一位20岁的女孩，她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自拍，全年无休（“我在葬礼上也自拍，很真诚严肃的那种”），斯托尔在她的身上看到了根深蒂固的自尊文化，看到了教会她推销自己的经济学。在这些原因当中，手机只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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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尔只是想简简单单地讲一个故事，结果他的主张被夸大了。就像还原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个人主义可以追溯到希腊崎岖的地理位置，自尊的概念则起源于大苏尔（注：伊莎兰学院的所在地）悬崖边的一个学院里；他们还会指责Facobook根本无法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斯托尔对历史的梳理其实并不严谨，他跳过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节点，比如说启蒙运动、科学和工业革命、民主的崛起，还有从电报诞生以来，技术的发展对传播方式造成的影响。在塑造现代社会自我的过程中，这些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斯托尔的书只是挑选了一些生物学、文化和经济学上的事实，所以你读到每一页都可以评价说：“是这样的，但是……”

自拍最好能被当做一种必要的矫正，在自拍的瞬间，人们能够专注于自身的特殊性。我不像斯托尔那样关注现代社会自我的状态。还有不少很好的论据支持我们自拍——瑞秋·赛姆（Rachel Syme）在声援女权主义者时说，把相机对准自己是在为自己赋权，因为在这时，主体和客体都是自己。我认为大多数人如果在夜里关掉手机，很快就会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即便自拍会让人沉迷无限的可能和完美的前景，他们也会认为这种谎言比伤害更让人安心。在谷歌或者亚马逊发明一款APP可以消解人必死的命运之前，我们都会一直保持谦卑的。

我们还应当摒弃这种想法：我们的技术就是我们本身，我在用什么，我就是什么。在这一点上，斯托尔可是帮了大忙，他指出了现代社会的自我其实是“一袋吵吵嚷嚷的鬼魂”。袋子里有亚里士多德，有伊莎兰学院，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事物。他的书以这种方式对人文学科——对历史、文学、哲学、宗教——进行了一次致敬，而这些学科平日里都在手机屏幕的亮光下显得黯淡无光。如果有更多的人能相信，我们的文化财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看自己的方式，他们也许会愿意放下手机，仔细地去了解它。

本文作者Gal Beckerman是《纽约时报书评》编辑，著有《若他们冲我们而来，我们就会消失：拯救苏联犹太人的伟大斗争》（When They Come for Us, We’ll Be Gone: The Epic Struggle to Save Soviet Jewry）。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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