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群体正在持续老龄化。

一方面，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由2010年的35.5岁显著上升至2017年的39.7岁；

另一方面，50岁以上农民工（即通常所说的高龄农民工）在每年新增农民工中所占的比例正越来越大。

2014年，当年高龄农民工的增加量（597万）第一次超过了全部农民工的增加量（501万）。到2017年，中国农民工数量比2016年增加了481万人，同年，高龄农民工比上年增加了711万人。

这同时也说明，在高龄农民工大幅增加的同时，非高龄农民工整体是有小幅萎缩的。

观点：大量农村劳动力留在乡村照顾家属

基于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这一性质，用工单位在有的选择的情况下，总是会尽可能地雇佣青年农民工。

那么，高龄农民工增长迅速、比重扩大，所反映出的现实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枯竭吗？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章铮不这样认为。

在章峥看来，眼下农村依然有足够的劳动力可以选择进城务工，但这些人选择留在农村的很重要原因是“留在乡村可以照看家属”。据章峥估算，目前乡村还有超过1.6亿的劳动力。扣除其中一部分因种种原因只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例如，通过生产特色农产品获得了满意收入），能够成为农民工的乡村劳动力至少在5000万以上。

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劳动力需要同时承担两种职能，一是通过工作获得收入来养家，二是照看生活上无法自理或无法完全自理的家属（如孩子、老人、病人、孕妇等）。而绝大多数的外出农民工，都是“工作在城镇、家属留乡村”，无法在挣钱养家的同时照看家属。而前文提到的非高龄农民工群体出现小幅萎缩，也正是因为有部分人选择放弃城镇而留在乡村。

统计局给出的数据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

数据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5.6%，女性占34.4%。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1.3%，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37.4%，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婚的占19.8%，有配偶的占77.8%，与上年基本持平。外出农民工中，有配偶的占64.5%，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比本地农民工低25.7个百分点。

这也就是说，女性和有配偶的外出农民工占比均有所下降。

不过，统计局给出的另一组数据却表明，本地农民工中，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2.7%，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而外地农民工中，50岁以上所占比重仅为9.2%，也只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这似乎又说明，高龄农民工更愿意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业，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外从业的农民工主要还是以青壮年为主。对于农村儿童，还是主要由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担负着照看职能。

建筑工地清一色的老人，是因为年轻人不吃苦？

无论是什么原因致使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进城务工，农民工老龄化已经成为了现实。

此前也曾有媒体聚焦农民工的老龄化问题。某包工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手下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了90%以上；而高龄农民工为了承担起繁重的体力劳动，大多时间要靠吃肉补充体力，“力工的工资基本是按日计算，干一天给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在工地，有体力才能赚得多，没体力，就赚得少”，有高龄农民工对记者如是说。

还有高龄农民工和包工头将农民工老龄化这一现象归结于力气活又苦又累，年轻人不愿意干，只有高龄农民工吃的了这种苦，“谁不想要年轻壮实又踏实肯干的人啊！但近五六年已经在建筑工地找不到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了，清一色的全是老人”。

甚至由于相关规定禁止60岁以上的农民工上一线作业，不少高龄农民工将白发染黑来应付检查。

高龄农民工在零下20度的天气下为业主送沙子，一天收入一两百

“没有养老金，得趁能干再多赚点儿”

为什么年过50、甚至60还要在工地干活？澎湃新闻此前采访了103名接50岁以上农民工中，其中绝大多数都说出了这样的话——“趁着还能干，多赚点儿”。

从制度设计来说，我国的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即一个人只要愿意参保，都可以找到适合他的制度。

政策规定，农民工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也可以参加新农保。然而，不同制度的保障水平差别是非常大的。大量农民工的真实境况与制度设计的美好场景之间仿佛隔着一扇“玻璃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看得到够不着，新农保保障水平太低又不足以养老。

就算是可以通过补缴来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但能够补缴得起的也是少数，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难以彻底解决。

尤其是对于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来说，面对着养老方式从“养儿防老”向养老保险的转换，他们陷入了“养老保险靠不着、养儿防老靠不住”的两难困境中。

甚至有学者认为，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农民工养老问题是无解的：不允许加入，农民工将老无所依；允许加入，养老保险基金将难以承受。

从根本上来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是建立在传统雇佣关系基础之上，而农民工往往得不到、也不愿意签订稳定的劳动合同。如果无法建立较为稳定的劳动关系，那么养老保险制度想要在农民工身上得到执行就更加难上加难。

数据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2009年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降低了农民工缴费的费率，为单位缴费12%、农民工个人缴费4%至8%，远低于城镇职工单位缴费20%、个人缴费8%的费率，但从效果来看，2009年末至2016年末的这7年间，农民工参保率只提高了不到10个百分点。

城市居不易，滞留还是返乡？

除了以后的养老问题，高龄农民工更担心的问题还是眼下的生存。

随着产业升级，就业市场对各阶层劳动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工群体也是一样。“送快递、外卖，手机不会用；做小工，一些新材料都没见过”，许多受访的农民工都认为受自身身体状况、文化水平所限，自己未来能得到的工作机会将会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城市生活成本上升进一步对这一群体施加着压力，“现在想买点什么都觉得贵，就盼着一年到头不生病”。

那么返乡呢？返乡也会出现问题。

一方面，很多人不愿意因为养老问题而给子女造成太大负担，或者很多子女因低收入水平下或不在身边而无法为父母提供养老的生活保障，再或者这批五六十岁的高龄农民工自身还有父母需要照料，很多人就算返乡种田也无法养活自己，“没精力也没技术，种点自己吃还可以，但总有地方需要花钱”。

此外，在外务工多年，重新融入乡村社会，也是高龄农民工担心的问题，“我在外边呆了20多年，回去确实有点不适应”。

目前的这一批高龄农民工，基本上就是改革开放后较早离乡出来的一代青壮年农民大军，当年主要在18岁到40多岁，如今多数已是55岁到70岁左右了。这批人当年只身或举家投身国家经济建设，可谓“牺牲”了一代、二代、甚至三代人——农村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不少家庭夫妻难聚，孩子流离就学转学难，家乡父老没法照顾。

但由于当年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培训，可能在城市常年从事低端劳动力密集职业，对自己人生没有长远规划，这批人现在无论是留守城市还是返乡，都有很大的困难。

但无论如何，在当年那种低工资、低保障、难维权、艰苦甚至恶劣的生存生活条件下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建设和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高龄农民工，理应得到关注、受到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