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40年。这40年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此过程中也崛起了很多中国公司，这其中包括了一些我们在传统意义上认为不太可能由中国公司主导的领域。譬如1987年成立的华为公司，它现在已经成为在通讯设备制造领域的全球领先厂商；而1998年成立的阿里巴巴，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举足轻重的巨头企业。

但是中国企业在崛起之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那么，企业在发展时要如何平衡好风险与创新？哪些行业最有可能诞生未来的独角兽？

日前，在由界面主办，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的界面资本论坛上，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郭斌就企业的创新与风险，企业管理等问题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郭斌称，现在全球竞争进入了新的格局，存在着全球之间的产业博弈，甚至一些发达国家可能会彼此动用贸易政策或者是其它更强大的手段来进行市场的压制。“要摆脱这样的压制，中国企业面对的很大挑战就是如何建立自己的能力以及技术的布局，过去二十年中只有少数公司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华为，未来将面对来自于知识产权的市场压制和控制以及全球的博弈。这个影响实际上比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贸易形式所发生的争端更要有长远的影响。”

因此未来的产业格局或许将有所改变，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各国都在积极部署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

郭斌列举出了未来新兴行业的三大必要条件。

第一，对于后发者来说没有成功成本，有更大的优势。比如说新能源、新型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机会。

第二，必须依靠中国庞大的本土市场规模。中国庞大的本土市场规模可以很容易让本土公司获得影响力对抗整个全球的竞争。

第三，在产业链中建立更为完整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从而支撑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甚至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因为全球的产业博弈实际上是相互之间渗透的过程，既有全球的价值链也有中国的价值链，中国的价值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融入到全球的价值链中，中国既可以利用本身的优势，也可以利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上的资源。

不难发现，投身于新兴行业，创新至关重要。但是创新往往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如何平衡创新的风险以及对于创新的需求，郭斌认为并非毫无办法。

具体而言，郭斌认为首先企业要先对自身进行定位，对于公司不同类型的业务采用不同的方式来管理。面向未来的业务跟面向现在的市场业务需要通过组合的方式来对冲风险，对面向未来机会的培育型、成长型的业务，管理的方式和策略是跟传统业务不一样的。

“譬如腾讯在开发新的业务上会采用平行的开发模式，允许多个团队针对某种业务进行内部竞争。这样的做法其实跟传统的管理有很大的区别。有些公司可能会利用不同的市场分析手段捕捉市场需求，因为新型的业务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不知道未来市场在哪里的。所有这一切就表明，我们需要用跟传统的管理模式不同的策略来管理业务。”

郭斌还认为，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与公司的底层机制设计对于企业创新而言同样重要。

在企业发展早期，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因为创新存在着很严重的启动问题，如果缺乏足够的市场能力直接参与市场的竞争会遇到巨大问题。

政府政策甚至可以培育整个产业链参与全球的竞争，因此力量十分巨大。但是只要不属于这样的情况，那么企业必然要依赖于自身，而且从长远来讲一个公司在全球竞争中的竞争力最终还要依赖于内部的机制设计、内部的能力培养，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过于依赖于政府的资源和政策的扶持可能从长远来说会有负面的效果。

而这些企业的选址落地也至关重要。郭斌认为，“上海+杭州”作为技术创新型企业的聚集地，与深圳珠海为代表的粤港澳等地，是中国未来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硅谷”的两个地点，但是发展各有侧重。

具体而言，从深圳和广州、香港和澳门来看，它们有个很大的优势是来自于本地制造链的完备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能硬件和跟制造关联的技术和产品服务形式的发展可充分依托这个产业的价值链来完成吸引更多企业的布局。

杭州和上海更大的优势是在于知识密集型的、面向服务的领域，会吸引更多人才涌入，也会吸引更多资本介入。对于上海和杭州，从数据可以看到，聚集了相当多的独角兽、新兴产业企业，同时也聚集了相当多的比较大的电子商务公司。未来两地的发展将各有侧重。

最后郭斌总结称，中国公司的强大并不是建立在个体意义上的，它是建立在整个产业链的基础之上。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在制定一些政策扶持公司成长过程中，需要有一个面向产业链、面向区域创新体系、面向商业生态体系的一种思维方式。强大的公司并不足以承载驱动中国继续向前增长，未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将来自于全球产业链的博弈。这种变化就代表了中国企业未来走向，也意味着中国公司在未来面临巨大挑战，但也存在巨大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