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经深受苏俄文学影响的中国，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被作为短篇小说巨匠备受推崇。然而大多数中国读者并不熟悉，奠定契诃夫世界文坛地位的更多在于他对20世纪戏剧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契诃夫在全世界拥有许多深爱其戏剧的观众，但他的短篇小说在俄罗斯以外鲜有知名度。

这次，那个长于创作短篇小说的契诃夫形象将再一次回归欧美大众读者面前。作为契诃夫辞世110周年的一个礼物，契诃夫基金会近日宣布将启动一项计划，将契诃夫早期的小说作品翻译为英文。这些作品集中在1880至1888年期间，几乎完全没有英译本。由于这些待翻译的小说数量巨大，基金会将从第一卷开始，以几个卷本的形式对这些小说逐步翻译出版。

这项计划是在2010年一次为位于俄罗斯雅尔塔的博物馆募资而办的艺术节上由参与者倡议的，那次艺术节为期一周，相当成功。契诃夫晚年长期居住在雅尔塔，1904年，契诃夫在德国巴登魏莱尔疗养时去世。

“我们的反应一开始是不知所措，”基金会的一名受托人Elena Michajlowska描述第一次听到关于这项计划的倡议，“毕竟那次艺术节的主要内容是以小说和幽默表演为卖点，而不是大众熟知的戏剧。”但契诃夫经久不衰的吸引力还是促使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推动了翻译计划。

对于发起者们来说，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是它的包容性和民主性。“我们希望尽可能将这些项目推广给更多的人”一位项目发起者解释说，“我们收到了那些精通俄语的退休学者和在校学生的帮助，他们将与专业翻译团队协作。”这个项目目前覆盖了全球多个国家，参与者有的远在保加利亚、澳大利亚和中国，它拥有专用的Facebook页面，感兴趣的人们可以在线询问质询问题或者分享对这一项目的想法。

这次被翻译成英文的短篇小说诞生在18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正处于亚历山大三世维新改革的发轫期，同一时期的新兴国家中，中国、日本、奥斯曼土耳其均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年轻的契诃夫恰逢20岁到28岁之间的黄金年龄，这个时期的契柯夫像所有年轻人一样青春、敏感，从大学中毕业，成为一名文学记者，他开始把写作作为事业。契诃夫在短篇小说领域积极创作，大多数评论者认为这些早期作品文学性不高但是可读性很强。这些小故事往往充满黑色幽默和讽刺，大多被投稿到了《蜻蜓》、《花絮》这类俄罗斯文学杂志，契诃夫在发表它们时变换着使用一系列笔名，这一习惯延续到他成名以后。

抛开兴趣，契诃夫坚持写作的一大动机是赚取稿费来贴补家用。但他与那些为了糊口而绞尽脑汁写作的文学青年不同在于，契诃夫在小说创作上确属天赋异凛，很快他的作品质量提高显著，在不触怒当局的同时赢得了大批读者。中国人后来耳熟能详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等经典短篇小说均诞生于这一时期。

在这些短篇小说中，契诃夫迥异于后来的青年气质暴露无遗，年轻的契诃夫对政治漠不关心，自认为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热衷创作诙谐打趣的文字却又能小心翼翼不冒犯权贵。

1884年，契诃夫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墨尔波墨涅的故事》（Сказки Мельпомены），这本书的出版让这个大学时期立志成为外科医生的农奴的儿子确信，作家将是自己的终身事业。

随着人生阅历的积累，契诃夫到1888年开始逐渐减少了幽默小说的创作，这一年他的中篇小说作品《草原》发表，为了赢得了严肃作家的名望。他的作品开始厚重、不再插科打诨，并最终走上来悲天悯人的道路，契诃夫看上去更像一个俄罗斯作家了，他的眼光也像所有俄罗斯文学家一样开始关注政治。

同样在1888年，年迈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开始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向梦想中的远东不冻港继续渗透；俄国与英国这两个“仅有的世界帝国”（俾斯麦语）之间围绕中亚的争夺进入白热化；这一年《国际歌》诞生；也是这一年，契诃夫所不待见的托尔斯泰在戏剧上收获颇丰，他的巅峰作品《黑暗的势力》在剧院公演成功。

契诃夫出身卑微，倘若他与托尔斯泰一样出生在1828年，他只会是后者的农奴。当契诃夫人到中年以后，对社会的批判欲变得越来越激烈。他也无法抑制自己对于托尔斯泰作为老者劝导人们“勿抗恶”的告诫的反感。那时的契诃夫，已经完成了从插科打诨的撰稿人向成熟作家的演变。

契诃夫在44岁那年去世，多产的俄罗斯翻译家康斯坦斯•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在契诃夫故去后的1906年至1922年间出版了144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但除此之外契诃夫短篇小说作品的并无集结成册出版。

受惠于契诃夫基金会的项目，这些青年时代小说作品的首次翻译，如同俄国文学家的一次文物出土，为英美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次近距离观摩剧作家契诃夫另一面的机会。但对于喜爱契诃夫的中国读者来说，或许应该关注下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今年12月推出的《契诃夫戏剧全集》，这部全集收录了契诃夫一生创作的17个剧本，共计53万字。中西读者互通有无，契诃夫文学魅力的完整面貌才能全部展现给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