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被驱逐出宫时的场景。资料图

1961年，溥仪与当年把他从紫禁城里赶出来的冯玉祥将军部下鹿锺麟（左）、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战士熊秉坤（右）合影。溥仪幽默地对熊秉坤说：“是你打响了第一枪，让我成了一个普通人。”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武 杰

法治周末实习生 雷泽惠

1919年3月3日，英国绅士庄士敦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进入了紫禁城。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内外迥然不同的场景，深深地震撼了这位文明世界的“外来人”：大门外，是大学青年挥舞着手臂，“民主”“科学”的呼声不绝于耳；大门内，是经过重重关卡，按照官品依次站好，等待引见的众大臣。作为这座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城市的管理者，内阁部长头戴礼帽、身着礼服在总统茶会上露面；一门之隔的紫禁城内，四人大轿抬着相貌堂堂的官员，朝冠上镶着红宝石，朝服上绣着白鹤。

庄士敦等待许久，终于看到从养心殿内侧走出一个小男孩，身材削瘦，衣着整肃，在众人一丝不苟的跪拜中显得尤为突出——这就是中华帝制遗产的最后一位继承人，时年13岁的溥仪。

这是庄士敦在位于北京城的“国中之国”里，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学生”；这一年是民国八年，也是宣统十一年。从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到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宫，故宫作为皇宫形态还存在了12年，为这个大势已去的封建王朝服务了最后一程；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布成立，至此，故宫完成了从皇宫到博物院的转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物馆学者吴十洲先生在他的新书《紫禁涅槃——从皇宫到故宫博物院》里，就忠实地还原了这段历史。吴十洲对故宫有着长达30年的研究，他以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和发展为线索，记述了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设立“小朝廷”至今的故宫百年历史，展现了一座皇家宫殿成为国家级博物馆的发展历程，读者能从中看到一座皇宫的变迁，也能看到一个国家从封建末期到国民革命到内忧外患再到和平时代的历史轨迹。

与世隔绝：溥仪与他的“小朝廷”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一方面因受挫太多步履沉重，另一方面，革命的火也在社会中秘密又迅速地蔓延。孙中山以广州为大本营，策划发动数十次武装起义；四川人民反对“铁路干线国有化”，掀起一轮罢市、罢课的风潮。此时的形势，用“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容并不为过。1911年10月10日夜里的一声枪响，不仅划破了清朝治下的漫漫长夜，也成为故宫命运转变的开端。

武昌起义后，由于革命党人自身实力不足，被视为命脉的“北洋六省”实际仍在清政府控制之下，没有经受太多火力，从而成为北方有力的支持；袁世凯作为投机分子两面钻营，摇身一变当上清室代言人；加之举国上下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考虑，“南北和议”最终展开。

经过艰难的谈判，革命党人争取到“共和”的国体，作为交换条件，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时颁布《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这两项一度被视为革命党软弱性表现的内容，在故宫从皇宫到博物院的转身中，事实上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一方面，由于“小朝廷”的存在，故宫作为皇室活动地的职能被延续下来，没能直接“改姓共和”，变成人民共有；另一方面，它使故宫内的文物得到了暂时妥帖的保存。“优待条件”的出现，是多方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党力量的相对弱小，注定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无法一蹴而就，现阶段只能以与清室、军阀代表袁世凯的妥协收场。建筑是历史无声的见证，故宫的命运被系于变动的时局上，几经波折。

《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的主要内容是：清帝仍旧保留皇帝的尊号，并暂居紫禁城内；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而且每年供给四百万元的费用；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民国对皇帝原有的私产特别加以保护。有法律条文保障在先，溥仪的小朝廷得以继续运转，成为此时被割裂的中国社会一个奇怪的缩影。

“优待条件”的一些规定得到了严格执行，比如“待以外国君主之礼”。1922年12月1日，宣统大婚，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特意从关税中拨出两万元算作国礼；许多驻外使节，如蔡廷干、颜惠庆、胡惟德等，也前来道贺。

与之相反，每年四百万元的供给费用，由于民国政府财政困难，只在第一年按时拨款，后来再未支付；即便如此，溥仪与他的小朝廷在维持皇室体面上也从不懈怠。举例来说，统辖7个司与48个处的内务府，在民国初年共有官员600余人，到溥仪被驱逐出宫时还有300余人；饮食方面，不仅旧有的“御膳房”得到维持，内务府还为溥仪增添了做西餐的“番菜膳房”，光是两处膳房每月的花销就高达1300元。

除了这些皇家排场，从表面上看，少年“天子”的生活也是养尊处优，极尽吃喝玩乐之能事：打高尔夫、弹风琴、养洋狗、骑自行车均是溥仪的日常娱乐活动，内务府还从上海购来大批玩具，供他消遣岁月。在北京的心脏地带，有两座毗邻的宫殿，一边是紫禁城，住着名义上的皇帝；另一边是中南海，住着事实上的皇帝。两者鲜少产生交集，在同一片天空下共度了13年。

溥仪，从奢华牢笼里的囚鸟到一名普通人

虽然享受着作为“末代皇帝”的优渥待遇，溥仪的内心却又常常被对自由的渴望所撕扯。在宫廷森严的礼仪制度与内务府的控制下，这位年仅13岁的“天子”几乎没有人身自由可言，直至19岁被驱逐出宫，他才第一次看到了神武门外的天空。接受天津《大公报》采访时他说：“余极愿为一自由人，长此困守深宫，举动胥为礼法束缚，余甚难堪。此次出宫，为余夙愿，今始克偿，故并无其他不便之感。”

在他人看来，对于一位末代皇帝而言，被驱逐出曾经的“家”无疑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结局，这表明作为封建专制代表的清室已经彻底沦为傀儡，变成政客掌中的玩物，只剩下一个可被利用的“名头”；但对于溥仪自己来说，这是一件“得远大于失”的善事，他将被迫前往异地开始新生活，300名随从簇拥的场景永远成为过去，但他真正卸下了重担，终于可以尝试做回一个普通人，享受作为中华民国公民的自由。

一些革命党人始终把《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看作一个笑话；溥仪却是事实上的囚鸟，在奢华的牢笼里，不断经受现代与传统的轰炸：他在庄士敦的影响下剪掉了保留多年的发辫，并在紫禁城内进行了针对内务府及太监的“改革”，还有了一个英文名“亨利”；但他也参与过复辟，并从未在事实上放弃那些优待的条件。这样的矛盾不是溥仪一人所有，在当时的中国，“向何处去”依然是一个未定的命题。

为了支付巨大的宫廷开支，清室只好大肆拍卖收藏的珍贵文物，除此以外，还在向各银行借款时，抵押了大量古董。发展到后来，更是以“赏赐亲信”为名，将大批珍品运出皇宫。“小朝廷”时期，许多文物就是这样悄然流失的，有些甚至流往海外，不再属于它的祖国与人民，这是故宫历史上的千古恨事。

故宫开院：从皇家私有到人民共有

时过境迁，曾令人望而却步、甚至要为一探究竟付出生命代价的“紫禁城”，今天却是一副大门敞开的迎客姿态——不仅是对中国人，而是对全世界，对所有的友好、关心与好奇的人。这是一个只要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就不得不去的地方。人声鼎沸点燃了这座几百年历史的宫殿，重新赋予它生机，使它能在王朝终结后不至于与旧制度一起化为尘烟，而是涅槃成为新时代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从皇宫到博物院，从封闭到开放，故宫的这一转身历时百年，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瞬间。

关于故宫博物院的真正生日，常有人说应该追溯至古物陈列所的建立。1914年，民国政府第一次尝试用“赎买”的方式，把皇宫里的一部分文物变成公共财产，由内务部筹办的古物陈列所，就建在今故宫博物院内的武英殿和文华殿。然而，此时的古物陈列所，仍是一个内务部下属的、功能单一的文物单位，不具有学术研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作为从皇宫到博物院的过渡形态，它尚未摆脱半封建的尴尬性质。

博物馆是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具有相对独立的目的和职能，是以人与物的自身解放，成为独立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这种“自立之人”与“独立之物”的关系，在古物陈列所的时期显然是不存在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军阀冯玉祥回京发动政变，这次政变是直系军阀与奉系、皖系军阀，以及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广东革命势力，甚至是直系军阀内部矛盾斗争的产物。

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总统，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反贿选运动。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并电请段祺瑞、张作霖等一致行动，三股势力最终组成联盟；直系军阀内部也是派系斗争不断，吴佩孚采取“明升暗降”等手段打压以冯玉祥为代表的将领，使直系军阀内部逐渐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反对力量；龟缩在紫禁城一角的清室也从未放弃复辟的春秋大梦，溥仪与他的小朝廷的存在成为部分遗老的偶像，大大扰乱了民心，清除已是势在必行。

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在对抗直系军阀的军事行动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小朝廷闻之“惶惶不可终日”，似乎已经有所预感。冯玉祥对奉命驱逐溥仪的鹿钟麟说：“留溥仪在故宫，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这是多么令人耻辱的事！”

故宫的转身，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宫，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作《残诗》一首，描述了故宫被废弃的凄楚场景：“顶可怜是那个红嘴绿毛的鹦哥，让娘娘教得顶乖，人跟着洞箫唱歌，真娇养惯，喂食一迟，就叫人名儿骂，现在，您叫去，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对紫禁城空院的处置一时间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顺天时报》公开主张清室多分宝物，试图混淆公、私产的界线；《北京益世报》发表社论，视民族文化遗产为虚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为了制止这些不良倾向，11月19日，在京八所高等院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公开保存清室文物，为故宫博物院的建立打下意识基础。北京教育界进取的态度与严正的要求，敦促民国政府作出反应。

1924年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李石曾为委员长，聘请汪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浚任委员，另有五位清室代表(均未出席)，会议决定于23日开始点查故宫文物，这一工作在内部被称为“出组”。按当时的规定，每一个宫殿的物品，要按“千字文”次序首先编一个字，然后依次编号。

乾清宫被选为第一个点查的地方，所以是“天”字打头，坤宁宫则是“地”字。有意思的是，传说一开始“出组”的时候，推开乾清宫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木门墩，就把它第一个登记下来，列为“天字第一号”。

进行这样一次旷日持久、手续严密、规模庞大的点查工作，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据一位委员回忆，“宫殿之内，照例不能生火，点查的地点，都用抽签来决定，不能挑选，只有硬着头皮忍受。为什么要来呢？自然是急公、好奇、好古、有趣。有人问：你们为什么做这样一点报酬也没有的工作，一定是想偷点东西。可见我们参加的人除了吃苦以外，还要负一种名誉上的损失”。

这是故宫博物院史上的第一次文物点查，最后公布的报告，计有文物117万件。在各方努力下，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布成立，不仅与中华民国分享同一天生日，还与国务院、法院、检察院、考试院一起，组成中华民国政府的“五大院”。

随着时间的推移，故宫博物院的政治意义被逐渐冲淡，文化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提及。1987年，故宫博物院被正式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大门对全世界，对所有的友好、关心与好奇敞开。

从皇宫到博物院的转身，本身就是故宫根本性质的转变。如果说中华民国的成立代表政治上对民主的追求，那么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则代表文化上对民主的追求。

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李文儒认为，从紫禁城到故宫再到故宫博物院，转变的不仅是故宫的机构属性，还有与之对应的文化形态：从帝制时代的“皇权”，到故宫时代的“半君主半民主”，最后到故宫博物院时代的“民主”。从皇宫到博物院，从封闭到开放，故宫的这一转身，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