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她都深陷酒瘾,酒精在维持他们表面生活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将他们摧毁,他们无力自救,甚至曾自杀以求解脱。戒酒,这种寻常的言语对于真正的嗜酒者而言,不仅黑暗,且惊心动魄。
1.
阿宽在他25岁生日那两天里自杀了三次。他一觉醒来,发现所有的酒瓶都空了,烟盒里只剩一根烟,身上的秋衣已经两个多月没换,臭烘烘的。没有人跟他说生日快乐,朋友被他酒后胡言乱语的骚扰电话得罪完了,甚至有人扬言要杀他和他的家人。阿宽感到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他把仅剩的那根烟点上,吸一口,给自己唱一遍生日快乐歌。很快,他手上只剩下滤嘴。
在他尚能控制饮酒量的那段日子里,酒为他增加了不少魅力。他第一次喝酒是在12岁。大院里的哥哥们出去拼酒,赢回一瓶沱牌酒。他们拿着那瓶白酒问他,敢不敢喝一点。他接过来,一口气喝掉了三分之一,再递回去的时候,所有人都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这是阿宽少有的体验。从记事起他就跟这些朋友们格格不入。在阿宽出生的军区大院里,他的父母是少有的“普通老百姓”,他的自卑或许就是由此而起。尽管爷爷是军医,家境也不错,他还是不知如何面对院子里的“军属”小伙伴。他只有一个朋友。对这个朋友,阿宽与他分享零食,展示自己的玩具,用大把的零花钱来吸引对方并给自己堆砌一些优越感。他敏感地注意着对方眼神的变化,生怕出现厌烦。如果他的零花钱用完了,他也不敢去找这位朋友。这段钱堆起来的友谊最终还是无疾而终。而阿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家里他也时常感到无助。看到母亲被父亲家暴,阿宽走过去对哭着的母亲说,等我长大了就帮你打他。母亲还没等到他长大就跟父亲离婚了。那时阿宽刚上小学,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他看到别的孩子被父母带着出游会感到痛苦,也因此更加自卑。他常想象自己拥有高超的打架技术而备受伙伴们尊崇,在女生面前谈笑风生的样子。但现实中他是个虚弱的小胖子,跟女生说不了两句话就面红耳赤,走路总是低着头。
阿宽初中毕业后学起了跆拳道,打得还不错,拿了省级比赛的亚军。这让阿宽离自己想象中的形象近了一步。他打架常下重手,因此少有人敢接近他,也没有帮派敢喊他一起去打群架,怕他下手太重惹麻烦。他依旧没有朋友,依旧在和女孩子说话时面红耳赤。
他依旧有的是花不完的零用钱。他开始频繁地出入酒吧。两三瓶啤酒下肚后,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段子从他嘴里蹦出来,引得旁桌女孩侧目。大家都喜欢他喝了酒的样子,这与没有酒的他辩若两人。他成了自己幻想中的阿宽。
“普通人他们生下来就会得到一份生活说明书,告诉他们该怎么去做,”阿宽说,“但是戒酒之前我没有这个说明书。”
他不知所措时,只能求助于酒精。酒精遍地都是,从不令人失望。
2.
大约是从2001年,刘萍本科毕业出国留学的那年,她开始频繁地饮酒。
此前在大学,刘萍只是偶尔在聚会上喝酒。她酒量大,先于她醉倒的朋友都由她打车送回家,因此得到“酒风很正”的好评。在那个地区,酒量大是一件光荣的事。同学们一夜宿醉后都头疼得昏昏沉沉的,刘萍却没有丝毫不适。她的身体似乎对酒精有一种天生的好感。刘萍的舅舅在她还未断奶时喂她白酒,她没有被辣哭,反而表现出喜爱。
刘萍从没因为喝酒被父母责骂过,这与母亲对她过度的爱护有关。在刘萍的成长中,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地帮她屏蔽那些本该面对的压力。为了让刘萍免于老师的责罚或当上班干部,母亲会拿着家里贵重的瓷器找老师说情,回来跟父亲说摔坏了。所以当刘萍到了国外,脱离了母亲的保护圈,对那些扑面而来的压力和困难,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海外四年,刘萍换了好几个国家,朋友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一个“一想到跟他的那个什么未来就要喝”的男朋友。刘萍意识到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但她说不出那是什么。酒精无法给她答案,但可以让她不用面对自己的孤独脆弱和无助。甚至,必要时,酒还能帮助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在纽约时,刘萍牙龈发炎,她没有保险,也拿不出800美金的医疗费,便连着喝了一个星期的伏特加,每晚一杯,牙齿就消炎了。
刘萍躲在宿舍自酌自饮的次数越来越多。那四年里,她的中枢神经一直在自我调整以适应她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她不知道自己身体里的斗争。偶尔地,刘萍突然隐约察觉到自己对酒精的依赖,便告诉自己,喝酒是因为心情不好、学习累、失恋了、朋友来了、大家都在喝、女人喝酒是件挺有品味的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喝了就不用眼睁睁看着自己像被困住一样,等等所有她能想到的理由。她暗示自己并没上瘾。
刘萍说不出困住自己的到底是什么。现在她回想起来,可能是回国的日期一天天逼近,那意味着她要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本是她大学毕业时就该面对的压力,刘萍不愿意面对,便说服父母送自己出国。她还没来得及弄清楚自己欠缺的是什么,就该回国了。
回国没多久她就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那是一家雄心勃勃的私企,他们正准备开拓欧洲市场。成绩优异且实习经历丰富的刘萍被寄予厚望,公司甚至专门为她成立了新的部门。刘萍的生活看起来充满了希望。
与此同时,刘萍的中枢神经与她血液内浓度常年居高不下的酒精达成了一种病态的平衡。她必须每天喝酒,除了醉着的时候,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处在对酒精的渴求中。这种渴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疯狂,而酒精能带来的快感也会逐渐消失。
但在那时,刘萍还是能享受醉酒的,“我的头脑转得飞快,就像一个特别好的车,有特别好的引擎,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车没有闸,而且我就喜欢这种没有闸的感觉。”她乘着想象的翅膀,在MSN空间上写肆意汪洋的文字,对自己的才华和文笔击节赞叹。
3.
刚上大学时,阿宽的烟瘾比酒瘾重。跟同学闹矛盾、跟女朋友吵架之类,这些现在看来属于“鸡毛蒜皮”的小事,那时都能让他痛苦得抽上一整夜的烟。后来这些小事都成了喝酒的理由。阿宽还是酒吧的常客,同学间频繁的酒局他也极少缺席。他的酒量从四瓶啤酒逐渐增加到八瓶,喝断片过一次后,他一沾酒就抑制不住地要把自己灌醉。
阿宽对自己的酒精依赖毫无知觉。“酒徒”是个很酷的词。酒是诗人的好友,是侠客和将军的知己,能与酒为友的,都是豪爽的性情中人。阿宽自豪地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
但阿宽酒后的滑稽行为却和诗人侠客大相径庭。他把脖子上的玉佛摘下来,以烟代香对它顶礼膜拜;或者在喝得酣畅时把带着自己钱包的女朋友赶回家,第二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去向女友道歉;尿失禁也让他有些难为情,好在他总能想出办法把床单弄干。为了避免在人前做出荒唐行径,他克制着不在酒桌上多喝,回家再把自己灌醉。这显然无法解决什么问题。有一天他宿醉醒来,发现自己打了女朋友。他恨打母亲的父亲,现在他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阿宽觉得自己像个怪物,这让他苦恼,但是没有让他停酒。喝酒的理由千千万万,不喝酒的理由都不堪一击。跟同学闹矛盾了;跟女朋友吵架了;大学毕业了;工作太累了;又跟女朋友吵架了;跟女朋友分手了……阿宽在经理的规劝和训斥下尝试过停酒。为了不影响工作,他用雪碧代替,只在假期里喝酒。后来他连雪碧也放弃了,原因是工作压力太大。2007年,阿宽二十三岁,每天晚上把自己关在在公司宿舍里,听着歌,喝得烂醉如泥。
自己的月薪加上母亲依旧定期供应的零用钱,阿宽每个月有将近两千元钱可以自由支配。这些钱大都用于买醉。有时他一觉醒来,在房间里数出20多个空酒瓶,才知道昨晚自己喝了多少。为了节约成本,阿宽把啤酒换成白酒。如此,每天晚上他只要花七块钱就可以成功把自己灌醉。
与酒量同时增长的是他脾气的火爆程度。不知不觉阿宽已经成了有两年工作经历的老员工,新人依赖他,但他对他们几乎毫无耐心。对老同事也是如此,他无法容忍别人犯的任何过错,为此被调了几个部门。公司曾经非常看好阿宽,他们明确地告诉他,如果他再努力一点将会被升为店长。阿宽没有放在心上,喝酒才是最重要的。
他依旧每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如果第二天起不来,他就随便编个借口请假。阿宽说谎日渐频繁,自己都记不住哪句是真话。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因为起不来床而无故旷工和无故失踪的次数和频率让公司忍无可忍。阿宽25岁生日前几个月,公司告知,他们决定解除他的劳务合同。
他收拾东西时在柜子里发现一个酒瓶,里面残留着他不知何年何月喝剩的几口白酒。他拧开盖子,喝着酒走出了公司。
阿宽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全职喝酒啦。
4.
对于公司踌躇满志地准备进军的欧洲市场,刘萍并不看好。她认为“如果要对接上欧洲标准,产品的成本必须大幅度提升,那么老板所期待的利润空间就不存在了”。但她不知道该如何向老板陈述这条简单的理由。
这是她未能说出口的缺陷之一。她已经停酒四年,逐渐学会如何与她曾经看为“权威符号”的人交流。从小到大,父亲总是毫不留情地指责她犯的所有错误,责打是泄恨式的,丝毫不近人情。对父亲的恐惧和怨恨延伸到了老师、老板、警察、政府……这些对刘萍来说都是无法交流的权威符号。
她借口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并需要调整工作时间以对接欧洲时间。她每天晚6个小时到办公室,等所有人都下班后,她一边喝酒一边看资料到后半夜。她要开拓一个不可能的市场,压力无处排遣。
但是酒后的世界没有任何压力。“当你很疲惫时,能感觉到全身同时一下子就特别地放松,头脑里那些嘈杂的声音一下子就没了。世界一下子开阔了,眼前的问题也不是问题了,我是那个英雄,是宇宙的中心。”
至于欧洲市场,从公司的角度看,工作开展得实在太慢,最终他们决定辞退这个效率低下的高级人才。刘萍失业了。
离职后刘萍的忧虑不断增加,关于生活、未来和酒精依赖。
她陆陆续续换了几个工作。跟朋友合伙做过生意,当过两年独立翻译,在一家涉外酒店工作过,最后又去了一家刚起步的私企。每当找到一份新工作,到了一个新环境,刘萍都下决心要开始新生活,但都失败了。
现在困住她的不只是那个她依然说不出来的缺陷,还有酒瘾。
即使在涉外酒店工作,她也会在上班之前喝两罐啤酒,换衣服时躲在更衣室里又喝两罐,没有酒她无法镇定地面对客人。酒是维持身体平衡的必需品,放假或失业时则成了生活的全部。刘萍在家里不分昼夜地喝酒,控制不住地喝到昏迷,等到酒精消退后,再把自己灌倒。

5.
阿宽在失业后四个月里几乎不停地喝酒。
酒精模糊了虚幻和现实的界限。他曾无意中在交友网站上看到一个女孩子的照片,心中油然升起一股使命感,他要找到这个女孩子,把她救出来,娶回家,用一生呵护她。他甚至发誓,此生非她不娶。但其实他毫无行动力。他生活在一堆酒瓶子中间,蓬头垢面,几个月没换的衣服上沾满酒渍。
他依然每喝必醉,醉后跑到大街上撒酒疯,或者拿起手机乱拨号码,对着电话那头胡言乱语。如果是个女人接电话,他还会调戏一下。酒醒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一点点回忆起那些胡言乱语的内容。他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说成懦夫和妓女,把曾经信任他的朋友告诉他的秘密告诉每一个人。
他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但是有人扬言要杀他和他的家人。所以他每次酒醒之后打电话给所有亲戚,看看他们是否还安好。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骂他是畜生和人渣。家里人对他也逐渐疏远了。
半醒半醉之间,阿宽的自责和绝望日渐加重,但他也想不出任何办法,只好继续喝酒。在酒后的世界,他就是他自己的神。他拥有《海贼王》中各种恶魔果实的能力和江户川柯南的智商,集钢铁侠、超人、蝙蝠侠、蜘蛛侠、奥特曼等所有他知道的超级英雄的超能力于一身。他时而抗日救国,时而拯救地球,在日本侵略者和宇宙恶棍面前所向披靡,有惊无险地通过一道道关卡。唯一让他烦恼的,是酒醒后疼痛昏涨的脑袋。
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无力。
失业四个月后,在25岁生日那天,阿宽决心停酒。那天他坐在一堆空酒瓶里,感到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抽完烟盒里的最后一根烟,他换上干净的衣服去姨妈家。姨妈做了一桌子菜给他庆祝生日。由于过量饮酒和沉重的心情,阿宽几乎没有任何食欲。姨父问他:“你吸毒了吗?”他沉默着,想起自己曾经吸过两次冰毒。姨父叹气:“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就吸毒了呢?”他解释自己没有上瘾,又为那些胡言乱语的电话道歉。姨妈和姨父安慰他,并送了两包烟和两百元作为生日礼物。
阿宽已经几个小时没有喝酒了,他忍着买酒的欲望走回家,把自己关到房间里。他没有任何关于酒瘾的医学知识,不知道由于血液中酒精浓度的下降,中枢神经已经无法控制他的身体。幻听出现了。
6.
关于停酒,刘萍被朋友劝过几次。
“我必须得跟你说了,你这样子是有点问题的,一个20几岁大姑娘怎么把自己搞得闻起来跟70多岁老头似的。”朋友们讨论后,将刘萍的酒精成瘾归结于她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神经衰弱。刘萍提前三天停酒,给自己化好妆,鼓起勇气去了安定医院。她委婉地告诉药物依赖科的医生,自己最近“喝酒可能喝得有点多”。
医生告诉她过度饮酒的危害,这些没能吓住刘萍。她现在能确定自己对酒精的依赖了,但停酒对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2007年,刘萍因为肝损伤住院。她化验单上的各项指标高得连医生都受到了惊吓。住院期间,她回了一次家,看见爸爸泡的药酒,“喝一盅不会伤肝的。”她想。继而又想起那些高出常人数倍的指标,看着手上密密麻麻的针孔,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
一阵纠结之后,刘萍还是给自己倒了一小盅。焦躁和不安在酒滑过喉咙的瞬间全部消散。刘萍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感觉,仿佛一个有鼻子有眼的人在对她说:“这次这一小盅先放过你,只不过想证明一下,我对你有绝对掌控权。”
出院后刘萍过了两个月滴酒不沾的生活。这段生活是怎么结束的,她自己也想不起来。
朋友再劝她,已是2010年。她们坐在家乡火车站的候车室,朋友正陪着刘萍等开往北京的夜车。
“你喝酒有问题。”朋友说。
“我没问题。”刘萍极少在人前承认自己饮酒失控。
“这是一种疾病,我不会因为这个瞧不起你。但是你的这个病我帮不了你,谁也帮不了你。”朋友劝道,“北京有那么多资源那么多信息,我相信北京一定有人能帮到你。到北京之后你要去求助。”
出门之前,刘萍喝了两罐啤酒,醉意未消,她承认自己的酒精依赖,并答应了朋友的要求。朋友走后,她又买了三罐啤酒。身体里的酒精浓度在下降,她需要补充。刘萍打开一罐喝完,又打开第二罐。喝了一口,她大脑里响起一个声音:“如果你这辈子还想有所改变的话,就不要再拖了,你总要有个开始。”
刘萍停酒的决心从未如此强大。她把喝了一口的啤酒连同剩下的那罐一起扔了,然后坐了一夜火车。
戒断反应很严重,刘萍躺在火车上铺,身体止不住地震颤,冷汗湿透了衣服,又染湿了被褥。半梦半醒之间,一个个梦魇从眼前飘过。最可怕的是心悸,心脏像是要从胸口跳到喉咙。
死就死了吧。她想,如果真这么死了,就省心了。
7.
从姨夫家里出来后,阿宽停酒的决心坚定。他忍着强烈的戒断反应,直到幻听出现。
阿宽坐在房间里,忽然听到有人在骂他是畜生,是人渣。他站起来,想弄清楚是谁在骂他。辱骂变成了惨叫,声音很熟悉,好像属于哪个亲人。惨叫声逐渐多起来,男人和女人的声音都有,阿宽听见所有的亲人都在被人折磨。
阿宽走出房间又走出家门到了大院里,还是找不到声音的来源。他嘴里疯狂地喊着“别伤害我的家人”走了一圈又一圈。邻居听到声音探出头来问:“怎么了失火了?”看到是阿宽又缩了回去。他给父母打电话,没有打通。耳边的声音又变了,数不清的声音在告诉他你的家人都死了你的父母也死了。他想起爷爷,爷爷好像还在家里,有个声音说:“你爷爷一定得死,要不你现在把你爷爷杀了吧。”
阿宽被这个声音驱使着回家。他拿上枕头走到爷爷床边,叫醒爷爷,为自己对家人的伤害道歉。爷爷很奇怪,安慰阿宽“怎么会呢”。阿宽回到自己房间,为刚才的举动深深自责:“我真是个畜生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爷爷又睡着了。阿宽走到厨房找到一把菜刀拿回房间,在左手腕割开一条深深的切口,又在右手腕上割开一条。“不能死在家里面,”他想,“爷爷会受不了。”他走出门躲到一条小巷子里,在臭水沟边上坐下等血流干。他想起自己属鼠,臭水沟是个不错的归宿。
没多久,阿宽绝望地发现两个伤口的血都凝固了。他只能回家。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两点,爸爸和爷爷正在擦他流在地上和桌上的血。这场景加深了他的自责:“我是个畜生,我死了他们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他上床躺下,没多久就醒了。厨房的刀都被爷爷藏起来,阿宽还是找到一把水果刀。他握紧水果刀向脖子猛扎,半条衬衫瞬间被血浸透。房门没锁,阿宽看到爷爷在门外。天还黑着,爷爷没有看清他身上的血迹。“爷爷,任何人来你都别开门啊。”阿宽把门锁上,回到床上躺着,很快失去了知觉。
再醒来时,爸爸在房间里,正准备送他去医院。昨晚上的声音又出现在耳边:“你要去了医院的话你家人全都会死。”阿宽把爸爸劝走,甚至不让他给自己包扎,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去买安眠药。店员看着人模鬼样的阿宽,确定这是个因焦虑而长期失眠的人。阿宽把买到的六盒安眠药全部吞下。他想,这回应该可以了吧。
阿宽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多少事。他睁眼后发现自己被绑在一张病床上,手上扎着滞留针,姨妈在旁边问他要不要喝水。阿宽反应了一会儿,才弄清楚自己在医院的急救室。
后来家人告诉他,他差点就死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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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嗜酒者(下)即将在12月25日(星期四)上午刊发。
嗜酒者互诫协会“十二传统”中第十一条规定:“AA的公共关系基本策略是吸引人来参加而不是推动别人前来。对于报章、电台和影视媒体,我们恪守不透露个人姓名的原则。”因此,本文中提及的姓名皆为化名。
作者杨语,是界面实习生,目前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题图插画:14是14,他目前在东京游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