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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教授”乔丹·皮特森的过时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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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教授”乔丹·皮特森的过时神话

让皮特森成为一个保守的反动主义思想家的,不仅是他非黑即白的看待世界的眼光,还有死守这种二元划分的顽固信念。

乔丹·皮特森。图片来自:YouTube/BBC

乔丹·皮特森(Jordan Peterson)对神话领域颇有研究,所以他把自己的思想轨迹比作是死亡和涅槃的轮回,也不足为奇了。1999年,这位加拿大心理学家的处女作《意义地图》(Maps of Meaning)出版,书中讲到,幻灭感曾经让当时还很年轻的皮特森陷入绝望,近乎自我毁灭。他在十几岁时便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却没找到一个能给生命赋予意义的替代品。不久后,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粗通皮毛,但在他看来,与其说左翼激进分子的内在动力是同情穷人,倒不如说是仇富心理,于是痛苦再次淹没了他。在二十世纪80年代早期,皮特森进入了大学。在冷战背景之下,核战争摧毁人类的阴云成了他挥之不去、循环往复的梦魇。

皮特森自命不凡地将自己心理上的地狱称为“堕入地狱”(descensus ad inferos),和《新约》中的冥府、浮士德和但丁相提并论。和这些前任对毁灭的探索一样,皮特森也通过自己煎熬的艰苦跋涉觅得了智慧。卡尔·荣格(Carl Jung)的理论拯救了他。荣格认为,世界并非杂乱无章,通过不断复现的文化模式——也就是神话——人类智力是可以理解其中意义的。于是皮特森逐渐认为,研究“比较神话学资料”不仅是了解人类心理的方式,也是通向内心平静和社会和谐的路径。

对皮特森来说,神话不只是简单的故事,而是塑造人类知觉的“原型”,它指引着我们摆脱混沌的原始生存状态,走向更有序、更富成效的个人主义。他的《意义地图》满溢学术气息,书中对神话有这样的概况,“我们通过故事讲述自己的行为模式,而神话是其凝练的精华”:

和梦境一样,神话也可以看作是有意识的抽象认知的摇篮,它是孕育思维的母体。无论我们的概念看起来多新奇,它们都根植于人类早前智力活动的土壤中。神话用当下已知的事物来象征未知,为更清晰的认知埋下了基础。

皮特森和先前的许多学者一样,一开始并不为人所知,他的第一本作品《意义地图》反响平平。但时来运转,他今年出版的第二本著作《人生的12条法则》(12 Rules for Life)登上了全球畅销榜,这也让皮特森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评价最两极分化、褒贬不一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本书延续了《意义地图》中的基本思想,并重铸改造成了一本自助书。

皮特森畅销新作《人生的12条法则》

在他的分析中,中心位置一如既往还是神话。《纽约时报》的一篇人物特稿笔触尖锐,记者内莉·鲍尔斯(Nellie Bowles)写道,皮特森“引用了大量古代神话来阐释自己的理论,他引入了巫师的故事、圣经寓言和远古传统。而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些古老的故事到今天依然能给我们以指引”。皮特森通过龙和巫师的存在做出了回应。

“它们当然存在,但不是以你所认为的方式存在着。你可能会说,它们根本不存在,但它们确实存在着——捕食者这个类别和龙这一类别其实是同一回事,它们存在的真实性不比任何东西低。你可能会说,‘世上没有巫师这种东西啊’,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但这和你看电影时产生的想象不同。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落入这些分类里,无处遁逃。”

皮特森对神话如此着迷,这也说明他的世界观十分老旧。他坚定支持传统的性别秩序,认为这种秩序不仅深深植根于客观自然世界,在神话的文化真理中也有迹可循。对支持他的人来说,这一点让他成了圣·乔治(罗马骑兵军官,因阻拦戴克里先对基督徒的迫害而被害)般的英雄人物,抵挡了政治正确和社会正义的捕食和掠夺。

“他所传达的信息范围很广,从由来已久的独立、自助的论调(比如说打扫你自己的屋子,比如挺直腰板)到倒行逆施的政治观点(比如说当前社会的父权制度不无道理,而其形成原因最主要还是男性的能力,以及白人特权的概念就是一场闹剧),都有涉猎。我们社会上的文化斗士们孜孜不倦地想要破坏主流自由主义的平等思想,而皮特森正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严肃而正统的声音。”

皮特森扎眼的政治立场,是人们对他产生争议的原因之一,而在这中间,他将跨性别平权支持者和毛泽东主义者进行对比这一点尤为显著。但就皮特森本人来说,他在神话方面的研究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如此受欢迎,为什么他会持这样保守的政治观点,以及为什么他的理论如此跟不上时代。

从服装打扮上来看,特别是在镜头前,皮特森总是一副复古模样。“他穿着棕色的三件套西装,面料稍有光泽,外套的大翻领上别着一枚银质装饰,”鲍尔斯描述了最近多伦多一场讲座上皮特森的装扮,“这让人联想到百年前的人物形象。”

皮特森在多伦多演讲后台。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皮特森对其他著作的引用也和他的衣橱一样陈旧。他引用的学者多在上世纪中叶名声大噪,除荣格以外,作家约瑟夫·坎贝尔(Joesph Campbell)、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和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作品也常常出现在他的参考文献中,在这中间,正是伊利亚德为皮特森的神话分析奠定了基石。

荣格、坎贝尔和伊利亚德都认为,神话中承载着人类文化的核心真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倾向于保守的反动主义政治。一定程度上,他们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极右政治的关系暧昧不明。伊利亚德与右翼政党的关系最为紧密,二战时,他支持家乡罗马尼亚的法西斯政党铁卫团;坎贝尔曾是移民反犹分子;而荣格则对当时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和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独裁政权抱有好感。在法西斯主义浪潮结束后,他们三人都成了更加传统的保守主义者。

这些学界领先的神话学家们的政治立场都是右翼,绝非巧合。毕竟他们都在努力试图用比较神话学来代替自然神学(虽然随着科学的进步,它正在逐渐被瓦解)。在人类文化背后,潜藏着一套共有的神话系统,这一点为正困在左翼和现代性推动之下的社会变革围攻中的文化传统打了一针强心剂。

在1999年的著作《神话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yth)中,加州大学的宗教学教授罗伯特·埃尔伍德(Robert Ellwood)指出,这些神话学家鄙弃现代社会,却“歌颂传统的农耕文明,包括这些神话中来自于‘人民’而不是作者的表达方式,他们依然会赞颂那些富有人格魅力的古代、现代英雄,宣称他们象征着文化中的最高价值。”埃尔伍德还认为,“神话思维最显著的缺陷,就是它用泛化的概念来理解民族、种族、宗教和党派。”

就皮特森而言,以上所说的这种趋势在他对性别的极端化观点上显而易见。按照他的说法,在神话学领域,男性和女性是绝对区分开来的,而这一点也指导了社会的良好运行。“秩序和混沌就是道家学说中的阴和阳,是首尾相接的两条蛇,”在《人生的12条法则》一书中,皮特森写道,“秩序是雄性白蛇,混沌则与之相对,是黑色的母蛇。”让皮特森成为一个保守的反动主义思想家的,不仅是他这种非黑即白的看待世界的眼光,还有死守这种二元划分的顽固信念。

皮特森对诸如《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样的迪士尼电影予以称赞,认为它们肯定了人的原始性别角色,同时他并不看好《冰雪奇缘》,因为它违反常规。“这种传统和规则可能会被推翻,迪士尼最近充满政治宣传意味的《冰雪奇缘》正是如此,认为女性不需要男人来拯救,这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即只有在女性想要或已经拥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她才需要男人的拯救——至少需要支持和援助。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女性需要有一种被拯救的意识。正如上文所说,有史以来,意识就象征着男性气质(并且以秩序和理性作为终结表现出来)。”

然而,此处就产生了争议,既然《冰雪奇缘》被定义为“政治宣传”,是因为它违反了“从时间的开端”就延续下来的神话寓言,那么神话本身真的是坚定不移、静止不动的吗?

皮特森将动画电影《冰雪奇缘》定义为“政治宣传”

碰巧,皮特森任职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还有另一位教授,终其一生都在反驳这一设想。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学术界打响了名声,于1991年去世。和皮特森一样,诺思洛普·弗莱的文化分析也深受荣格、伊利亚德和坎贝尔的影响 [荣格在加拿大深受欢迎,在罗伯森·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漫画作家戴夫·西姆(Dave Sim)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找到荣格的影子] 。但对于这些神话学者理论中“潜在的保守主义”,弗莱始终持批判态度。

正如格伦·罗伯特·吉尔(Glenn Robert Gill)在其著作《诺思洛普·弗莱与神话现象学》(Northrop Frye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Myth)中所说,弗莱作为文学家,他的一大重要革新就是在太空领域择除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这是一种对阴曹地府的猜想,是对经验主义实证精神的公然挑衅),重新回归到历史。通过他对圣经和文学的研究,弗莱认为,神话原型是强大的、不断重现的,但同时也会不断被修正。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英国艺术家和诗人威廉·布莱克了,他吸取了圣经中的神话故事,又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将其颠倒——上帝成了暴君,恶魔则是反叛者。“米尔顿之所以把上帝和天使描绘成束缚和枷锁,把恶魔和地狱描绘成自由,就是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而且站在魔鬼的一边,尽管他可能并不自知。”在《天国与地狱的联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一书中,布莱克这样写道。

布莱克重塑了圣经,正如《冰雪奇缘》给传统的女巫角色(具有神奇力量的艾尔莎)扣上主角光环,重塑了迪士尼的公主故事一样。这就是文化产生作用的方式,神话不是一代代流传下来、亘古不变的,反之,它逐渐调整、扭曲甚至颠覆。和皮特森的认知相反,女巫不是真实存在的;更重要的是,文化赋予女巫的意义在随时间嬗变(也在女权主义者重申女巫的主角地位的影响下)而更迭。

皮特森自比为神话英雄,是撒播人性之光的普罗米修斯。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里,乔治·艾略特笔下的一个角色似乎与他更加贴合。在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中,活泼的多萝西娅·布鲁克(Dorothea Brooke)嫁给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爱德华·卡索邦(Edward Casaubon),他正在写一本大部头,宣称是“所有神话的解答”。最后布鲁克发现,卡索邦根本不是一个天才,而是一个老套腐朽的骗子,然而为时已晚。

(翻译:马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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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共和

原标题:Jordan Peterson’s Tired Old Myths

最新更新时间:05/26 09:41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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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教授”乔丹·皮特森的过时神话

让皮特森成为一个保守的反动主义思想家的,不仅是他非黑即白的看待世界的眼光,还有死守这种二元划分的顽固信念。

乔丹·皮特森。图片来自:YouTube/BBC

乔丹·皮特森(Jordan Peterson)对神话领域颇有研究,所以他把自己的思想轨迹比作是死亡和涅槃的轮回,也不足为奇了。1999年,这位加拿大心理学家的处女作《意义地图》(Maps of Meaning)出版,书中讲到,幻灭感曾经让当时还很年轻的皮特森陷入绝望,近乎自我毁灭。他在十几岁时便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却没找到一个能给生命赋予意义的替代品。不久后,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粗通皮毛,但在他看来,与其说左翼激进分子的内在动力是同情穷人,倒不如说是仇富心理,于是痛苦再次淹没了他。在二十世纪80年代早期,皮特森进入了大学。在冷战背景之下,核战争摧毁人类的阴云成了他挥之不去、循环往复的梦魇。

皮特森自命不凡地将自己心理上的地狱称为“堕入地狱”(descensus ad inferos),和《新约》中的冥府、浮士德和但丁相提并论。和这些前任对毁灭的探索一样,皮特森也通过自己煎熬的艰苦跋涉觅得了智慧。卡尔·荣格(Carl Jung)的理论拯救了他。荣格认为,世界并非杂乱无章,通过不断复现的文化模式——也就是神话——人类智力是可以理解其中意义的。于是皮特森逐渐认为,研究“比较神话学资料”不仅是了解人类心理的方式,也是通向内心平静和社会和谐的路径。

对皮特森来说,神话不只是简单的故事,而是塑造人类知觉的“原型”,它指引着我们摆脱混沌的原始生存状态,走向更有序、更富成效的个人主义。他的《意义地图》满溢学术气息,书中对神话有这样的概况,“我们通过故事讲述自己的行为模式,而神话是其凝练的精华”:

和梦境一样,神话也可以看作是有意识的抽象认知的摇篮,它是孕育思维的母体。无论我们的概念看起来多新奇,它们都根植于人类早前智力活动的土壤中。神话用当下已知的事物来象征未知,为更清晰的认知埋下了基础。

皮特森和先前的许多学者一样,一开始并不为人所知,他的第一本作品《意义地图》反响平平。但时来运转,他今年出版的第二本著作《人生的12条法则》(12 Rules for Life)登上了全球畅销榜,这也让皮特森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评价最两极分化、褒贬不一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本书延续了《意义地图》中的基本思想,并重铸改造成了一本自助书。

皮特森畅销新作《人生的12条法则》

在他的分析中,中心位置一如既往还是神话。《纽约时报》的一篇人物特稿笔触尖锐,记者内莉·鲍尔斯(Nellie Bowles)写道,皮特森“引用了大量古代神话来阐释自己的理论,他引入了巫师的故事、圣经寓言和远古传统。而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些古老的故事到今天依然能给我们以指引”。皮特森通过龙和巫师的存在做出了回应。

“它们当然存在,但不是以你所认为的方式存在着。你可能会说,它们根本不存在,但它们确实存在着——捕食者这个类别和龙这一类别其实是同一回事,它们存在的真实性不比任何东西低。你可能会说,‘世上没有巫师这种东西啊’,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但这和你看电影时产生的想象不同。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落入这些分类里,无处遁逃。”

皮特森对神话如此着迷,这也说明他的世界观十分老旧。他坚定支持传统的性别秩序,认为这种秩序不仅深深植根于客观自然世界,在神话的文化真理中也有迹可循。对支持他的人来说,这一点让他成了圣·乔治(罗马骑兵军官,因阻拦戴克里先对基督徒的迫害而被害)般的英雄人物,抵挡了政治正确和社会正义的捕食和掠夺。

“他所传达的信息范围很广,从由来已久的独立、自助的论调(比如说打扫你自己的屋子,比如挺直腰板)到倒行逆施的政治观点(比如说当前社会的父权制度不无道理,而其形成原因最主要还是男性的能力,以及白人特权的概念就是一场闹剧),都有涉猎。我们社会上的文化斗士们孜孜不倦地想要破坏主流自由主义的平等思想,而皮特森正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严肃而正统的声音。”

皮特森扎眼的政治立场,是人们对他产生争议的原因之一,而在这中间,他将跨性别平权支持者和毛泽东主义者进行对比这一点尤为显著。但就皮特森本人来说,他在神话方面的研究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如此受欢迎,为什么他会持这样保守的政治观点,以及为什么他的理论如此跟不上时代。

从服装打扮上来看,特别是在镜头前,皮特森总是一副复古模样。“他穿着棕色的三件套西装,面料稍有光泽,外套的大翻领上别着一枚银质装饰,”鲍尔斯描述了最近多伦多一场讲座上皮特森的装扮,“这让人联想到百年前的人物形象。”

皮特森在多伦多演讲后台。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皮特森对其他著作的引用也和他的衣橱一样陈旧。他引用的学者多在上世纪中叶名声大噪,除荣格以外,作家约瑟夫·坎贝尔(Joesph Campbell)、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和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作品也常常出现在他的参考文献中,在这中间,正是伊利亚德为皮特森的神话分析奠定了基石。

荣格、坎贝尔和伊利亚德都认为,神话中承载着人类文化的核心真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倾向于保守的反动主义政治。一定程度上,他们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极右政治的关系暧昧不明。伊利亚德与右翼政党的关系最为紧密,二战时,他支持家乡罗马尼亚的法西斯政党铁卫团;坎贝尔曾是移民反犹分子;而荣格则对当时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和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独裁政权抱有好感。在法西斯主义浪潮结束后,他们三人都成了更加传统的保守主义者。

这些学界领先的神话学家们的政治立场都是右翼,绝非巧合。毕竟他们都在努力试图用比较神话学来代替自然神学(虽然随着科学的进步,它正在逐渐被瓦解)。在人类文化背后,潜藏着一套共有的神话系统,这一点为正困在左翼和现代性推动之下的社会变革围攻中的文化传统打了一针强心剂。

在1999年的著作《神话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yth)中,加州大学的宗教学教授罗伯特·埃尔伍德(Robert Ellwood)指出,这些神话学家鄙弃现代社会,却“歌颂传统的农耕文明,包括这些神话中来自于‘人民’而不是作者的表达方式,他们依然会赞颂那些富有人格魅力的古代、现代英雄,宣称他们象征着文化中的最高价值。”埃尔伍德还认为,“神话思维最显著的缺陷,就是它用泛化的概念来理解民族、种族、宗教和党派。”

就皮特森而言,以上所说的这种趋势在他对性别的极端化观点上显而易见。按照他的说法,在神话学领域,男性和女性是绝对区分开来的,而这一点也指导了社会的良好运行。“秩序和混沌就是道家学说中的阴和阳,是首尾相接的两条蛇,”在《人生的12条法则》一书中,皮特森写道,“秩序是雄性白蛇,混沌则与之相对,是黑色的母蛇。”让皮特森成为一个保守的反动主义思想家的,不仅是他这种非黑即白的看待世界的眼光,还有死守这种二元划分的顽固信念。

皮特森对诸如《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样的迪士尼电影予以称赞,认为它们肯定了人的原始性别角色,同时他并不看好《冰雪奇缘》,因为它违反常规。“这种传统和规则可能会被推翻,迪士尼最近充满政治宣传意味的《冰雪奇缘》正是如此,认为女性不需要男人来拯救,这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即只有在女性想要或已经拥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她才需要男人的拯救——至少需要支持和援助。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女性需要有一种被拯救的意识。正如上文所说,有史以来,意识就象征着男性气质(并且以秩序和理性作为终结表现出来)。”

然而,此处就产生了争议,既然《冰雪奇缘》被定义为“政治宣传”,是因为它违反了“从时间的开端”就延续下来的神话寓言,那么神话本身真的是坚定不移、静止不动的吗?

皮特森将动画电影《冰雪奇缘》定义为“政治宣传”

碰巧,皮特森任职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还有另一位教授,终其一生都在反驳这一设想。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学术界打响了名声,于1991年去世。和皮特森一样,诺思洛普·弗莱的文化分析也深受荣格、伊利亚德和坎贝尔的影响 [荣格在加拿大深受欢迎,在罗伯森·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漫画作家戴夫·西姆(Dave Sim)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找到荣格的影子] 。但对于这些神话学者理论中“潜在的保守主义”,弗莱始终持批判态度。

正如格伦·罗伯特·吉尔(Glenn Robert Gill)在其著作《诺思洛普·弗莱与神话现象学》(Northrop Frye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Myth)中所说,弗莱作为文学家,他的一大重要革新就是在太空领域择除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这是一种对阴曹地府的猜想,是对经验主义实证精神的公然挑衅),重新回归到历史。通过他对圣经和文学的研究,弗莱认为,神话原型是强大的、不断重现的,但同时也会不断被修正。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英国艺术家和诗人威廉·布莱克了,他吸取了圣经中的神话故事,又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将其颠倒——上帝成了暴君,恶魔则是反叛者。“米尔顿之所以把上帝和天使描绘成束缚和枷锁,把恶魔和地狱描绘成自由,就是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而且站在魔鬼的一边,尽管他可能并不自知。”在《天国与地狱的联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一书中,布莱克这样写道。

布莱克重塑了圣经,正如《冰雪奇缘》给传统的女巫角色(具有神奇力量的艾尔莎)扣上主角光环,重塑了迪士尼的公主故事一样。这就是文化产生作用的方式,神话不是一代代流传下来、亘古不变的,反之,它逐渐调整、扭曲甚至颠覆。和皮特森的认知相反,女巫不是真实存在的;更重要的是,文化赋予女巫的意义在随时间嬗变(也在女权主义者重申女巫的主角地位的影响下)而更迭。

皮特森自比为神话英雄,是撒播人性之光的普罗米修斯。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里,乔治·艾略特笔下的一个角色似乎与他更加贴合。在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中,活泼的多萝西娅·布鲁克(Dorothea Brooke)嫁给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爱德华·卡索邦(Edward Casaubon),他正在写一本大部头,宣称是“所有神话的解答”。最后布鲁克发现,卡索邦根本不是一个天才,而是一个老套腐朽的骗子,然而为时已晚。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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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更新时间:05/26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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