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时代的最大讽刺。不平等的回潮成为西方民主的紧迫关切，但持有社会民主立场的政党却处于危机之中。从法国到奥地利到荷兰再到意大利，主流左派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总结了这一困局。他的《21世纪资本论》正是以不平等为重点关注对象，如今销量已逾百万册。为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政治实践，皮凯蒂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力挺社会党候选人贝诺瓦·阿蒙（Benoit Hamon）。然而最终阿蒙得票只排第五，之前占据议会多数的社会党也在次月的立法机构选举中遭逢惨败，失掉大部分席位。此后，社会党为偿还债务，不得不卖掉其位于索菲黎诺大街、极具历史性意义的总部大楼。

当代资本主义的诸多不正义虽然广受关注，但欧洲的中左派并没从中占到什么便宜。极右派民粹政党的兴起自不待言，更强有力的趋势则是政治光谱的碎片化，且左右两派均未能幸免。这一碎片化现象很大程度上源自持有社会民主立场的左派的分崩离析，它们不再是一支可靠的政治力量。

在许多国家，中左派政府在其执政期间经历了一场衰退，具体来说，就是国民财富中工资所占的比例有所减少，而股东与大资本家获益增加。工资分配中的不平等也有加剧之势，公司负责人为自己开的薪水越来越高。财富集中于社会顶层，侵蚀着社会团结并掏空了公共机构。在某些社会民主文化较为强势的国家亦是如此。例如挪威，它长久以来由中左与中右联合组织政府，2005年至2013年间，中左派更独霸过一阵子，但这一“挪威特色”平等主义社会契约目前正遭逢收入不平等扩大及地产价格疯涨的两面夹击，几乎处于崩溃边缘。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左在设定政治议程上的失败值得特别注意。与英国工党前党魁艾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及其他许多人所预计的不同，这段时期并没成为社会民主的机会窗口。恰恰相反，由于各国政府忙于处理债务危机，主导这一时期的是保守的或曰紧缩的财政政策。

面对疲态尽显的中左派，选民开始青睐极左派吹鼓手的“真诚性”：例如法国的让-鲁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在捷克打出高效政府与民粹主义这一奇特组合拳的安德烈·巴比（Andrej Babis）、意大利的路易吉·迪·迈耶（Luigi Di Maio）和法国的伊曼努尔·马克龙。

但形势也不是完全无可救药。欧洲左派的转型既有衰落的一面，也有革新的一面。变革正悄然发生于现存的政党内部（如英国工党）并伴有新派政党以及新型公民运动的兴起。欧洲左派的未来取决于这些形态各异的全国性变革的命运。

另外还有一个隐藏颇深的大问题亟需处理，那就是左派究竟应该拥抱还是拒斥进一步的欧洲统合。左派在欧洲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是其革新的最大障碍之一。

表现出衰落与革新之复杂纠缠的政党，莫过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德国的社会环境对左派政党基本上是有利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德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型造就了“哈茨四世（Hartz IV）一代”——此称谓源自改革家彼得·哈茨（Peter Hartz）——这代人的工作形式以定期或临时合同为主，工资增幅不大，且财务上的不安全感日益升腾。两德统一30余年以来，东西德的社会与文化差异仍然存在。人们希望社会民主党加以弥补的，正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整体经济表现的强势和许多德国人的日常生活现实之间的鸿沟。说到底，资本主义特别擅于给出一堆它根本无法兑现的承诺。然而，社会民主党未能争取到那群忧心自身未来经济境况的德国选民，反倒拱手把他们让给了持极左立场的“左派党”（Die Linke）以及极右派的“德国选择党”（AfD）。有观点认为，社民党选民支持的迅速流失——从1998年的40%以上落到了2017年的20%有余——源自其多年以来与安格拉·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组建大联盟（grand coalition，德国政治俗语，特指由社民党和基民盟两个最大党组建的执政联盟——译注）的经历，而这有损于它的身份认同。

今年2月忽然辞去社会民主党党魁一职的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tz）曾主张，担当反对党的这段时间将能令社会民主党重建自身并寻回其根本。这是个很强势的立场，但舒尔茨转而撤回了这一决定并开始与默克尔进行谈判。如此一来，这种粗枝大叶的机会主义就断送了他在党内的领导权以及在新的联合政府中谋职的希望。

3月初，社会民主党的46万名成员以多数投票决定与安格拉·默克尔组织联合政府。话说回来，社会民主党的乱象也表明欧洲左翼政党的高层经常是改善左派处境的绊脚石。

自1990年代重归权位以及在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名义下拥抱市场经济以来，这群大人物们已习惯于享受位高权重者的种种特权，几乎忘记了为民发声的初衷。社会民主党内部的争斗，体现出该党的草根支持者——尤其是其中的青年派——已经完全厌烦了这种只顾自己利益的行为。

社会民主党内围绕是否要加入大联盟所展开的争斗，也将许多欧洲发达民主国家当中深刻的代际冲突摆上了台面。财富愈发集中于老年人，这一点在住宅需求迅速扩张的国家尤其明显，50至70岁的中老年群体坐拥大量现金，同时还享有丰厚的退休金保障。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目前尚可透过继承的渠道传给下一代——著名的“爸妈银行”（Bank of Mum and Dad）——但大部分财富并不是这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自命不凡实质上是一整代人的自命不凡：草根的反叛因而也是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的反叛。

将眼光转到法国，我们留意到当变革发生于中左派政党之外时的种种情形。其后果相当富有戏剧性，如今的社会党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经完全边缘化了。

法国中左派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有一段时间了。社会党成了城市中产知识人的壁垒，这群人的权力基础在于公共领域的工会和各大高校。党内的某些头面人物更是典型的“香槟社会主义者”，骨子里是巴黎上流社会阶层的习性。结果就是，社会党很难真正代表出法国工人阶级的期望与意愿，即便它一度希望能如此。

当社会党候选人里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在2002年总统大选中被极右派领袖让-玛丽·勒庞击败（Jean-Marie Le Pen），连第二轮竞逐都没能进入时，持左倾立场的记者惊呼：“给国民阵线投票的究竟是哪些人？”这群记者的无知，乃是其脱离郊区及农村选民的标志，后者当中有许多人在很久以前就开始投票支持国民阵线了。

受教育程度高的中产选民则把目光投向心直口快的老派左翼代表让-鲁克·梅朗雄，此人承诺要付出更多真心来拥抱法国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直到1990年代前期，法国共产党（PCF）都一直是法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存在。其前领导人侯贝尔·于（Robert Hue）在1996年总统大选的第一轮角逐中所获得的选票甚至比2017年的贝诺瓦·诺蒙都还要多。至少就局部而言，法国共产党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以报纸和夏季嘉年华的形式——透过梅朗雄发起的“不屈的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运动而得以继续发扬。左派的这些变化与分裂有助于解释马克龙为何能成功撼动既有的体制系统。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前两轮角逐之间，有不少左派为了弃权票的是非而连夜展开争论。到头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梅朗雄支持者投了弃权票；其余人则把票投给了马克龙，以便能击败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让-玛丽·勒庞之女）。在法国，革新以抉择的形式展开：要么选择极左派的真诚性，要么选择马克龙的“前进党”（En Marche！）所秉持的颇为诱人的中间派路线。留给社会党的则只有衰败一途。

此类中左派迅速出局的场景在欧洲一再重演。2017年，原先执政的捷克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仅居第六位，其票数占比从2013年的20.5%降到了7.3%多一点。最大的赢家是持民粹主义立场的亿万富豪安德烈·巴比以及由他发起的“不满公民行动”（ANO）运动，所获选票约为总票数的三分之一，但其领导人随后又在欧盟补贴的用途方面卷入了一桩政治丑闻。

中左派老菁英的自命不凡，意味着大胆对领导层开刀或可收到奇效。工党就是这种路数的典型。令法德两国备受困扰的政治碎片化同样也没让英国幸免。苏格兰国民党（SNP）和英国独立党（Ukip）得到许多对现状不满的选民支持。两党均夺走了大量的工党选民。

不同于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他退职后的生活倒是充实而愉悦的——出身于普通议员，于2015年艾德·米利班德失势后成功上位的杰里米·科宾因其略带傻气的真诚而备受尊重，尤其受青年选民欢迎。2015年9月，在其身为反对党领袖的第一轮任期中，他还在首相答问环节朗读了公众的来信。科宾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我待在这里不为自己，而是代表着人民及其诸多关切。有诸多理由可以解释工党在2017年大选中的异军突起；“科宾因子”无疑是其中之一。

再将目光投向别处，伊比利亚半岛的左派也因为政治阶级的变动而重获新生。诞生于2012年西班牙“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抗议的“我们能行党”（Podemos）的目标是：颠覆并取代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作为左派第一大党的地位。如今看来，我们能行党的雄心已经有所消退，社会主义工人党则展露出一些复兴的势头。话虽如此，我们能行党的到来也让西班牙的政党体制变得更加碎片化且更加难以预期。我们能行党的领导集体强调要与传统政治菁英的专业化、且时常有腐败苗头的实践保持距离。该党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大学教授群体，不过它在公众形象上则是一场接地气的公民运动。

党魁帕布罗·伊格雷西亚斯（Pablo Iglesias）梳着油亮的马尾辫并有着蓬乱的胡须。他的从政风格融合了高瞻远瞩的理念与日常的文化气息，曾献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Felipe）一套盒装的《权力的游戏》，此举传达的信息在于，这部剧乃是理解西班牙眼下所面临的政治困局的关键。

但我们能行党也费了很大一番周折维护自己的“公民运动”特质。其基层成员抱怨称领导集体独揽大权，普通支持者在形塑政策或作出关键性战略战术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还不够高。

我们能行党几乎是一炮而红式地进入到西班牙政治生活的中心，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但它同时也表明这个新生的政党照样无法摆脱困扰着建制派政党的一大张力，亦即谋求官职还是谋求选票的问题。在英国，科宾上位之后兴起的“冲力”（Momentum）运动能否真正代表它宣称要为之发声的人，目前也不甚明了。其成员大多偏年轻、来自城市且教育程度较高。

这些激进左派的新领袖、新政党以及新运动是否意味着一项全新的政治规划的诞生？抑或，他们本身也受困于当代政治生活的局限性，积极分子之间的讨论尽管十分火热，但公众当中的深刻分歧及其对代议政治的反感却也一如以往。

就欧洲社会民主派在这一不平等的年代所遭逢的令人困惑的失败而言，我觉得还有别的理由，它关乎左派的规划本身。

如果我们只对社会民主取一种温和的观点，这种始于20世纪中期试图将经济繁荣与社会正义熔冶于一炉的努力，能否在一个全球竞争、市场整合的时代里存续下去？

左派政治至少有两项核心信念：相信政治的力量多于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存在一个可行使权力的政治主体——如国家、议会和政党。如果没有这种主体，也没有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为政治性的领域的话，那透过经选举产生的代议士来实施社会转型的想法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经常会有人认为左派政策面对全球化的经济是完全无力的，这已经成了一种套话，但却从未以令人心服口服的方式被彻底地驳斥。

而且，并没有证据表明欧盟就能弥补民族-国家的弱点。“愈发紧密的联盟”看上去削减了国家政府的权力，但却并没在全欧洲层面上对之进行重塑。这就导致任何明确地依赖政府权力来缓和资本主义之不平等的政治计划被置于一个相当不利的、没人能具体负责的境地。在一切真实的、有能力贯彻其目标的政治主体阙如的情况下，这类计划几乎完全搁浅，按德国社会主义者克劳斯·奥弗（Claus Offe）的说法就是落入了“欧洲陷阱”（the European trap）。在奥弗看来，放到欧盟层面上，问题不止于“应该做些什么？”，还涉及到“有谁可以来做？”近来欧盟所面临的诸危机几乎使左派陷入瘫痪，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积极的政治行动。受困于“陷阱”，意味着处于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尴尬状况。

事态的关键在于“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所带来的难题。当代欧洲的左派政党如今根本不相信这种可能性了。这一方面牵涉到过去的失败，另一方面则在于全球经济的特定环境。法国在这一状况中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诸如荷兰工党（PvdA）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者公社（PASOK）等左派政党的历程也呼应了法国的经验。

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竭力拥抱自由市场新时代的背景下，1981年参选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被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他的“一国之内的凯恩斯主义”计划承诺充分就业、减少不平等、国有化、将储蓄导向工业投资、加强对重工业的支持、对高收入者增税、工作场所权利的拓展以及逐步减少法国对进口商品的依赖。然而，在就任的那一天，密特朗在宣誓仪式上前往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先行者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墓前献完花之后仅过了几个小时，下属便报告称国家外汇储备陷入紧急状态。密特朗被告知，数小时之内的取款额度已经达到了15亿美元，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来制止这一外流。

从密特朗担任总统之初，政治规则与市场规则的较量就已经白热化了。关键的问题在于密特朗要保卫法郎还是打算让法郎贬值。若要保值，则需要实施我们如今所称的财政紧缩政策。在汇率压力大到完全无法承受之前，密特朗一直强撑到了1983年3月。他私下与总理沟通，表示希望带领法国撤出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但过一阵子，他又改变了想法。此后，按照某记者的说法，梦想不得不立即让位于现实。

此类政策上的失败自1980年代以来差不多定义了欧洲左派的历史。近来，希腊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规划也以胎死腹中告终，且流产的速度异常之快。2015年1月，极左派政府上台所带来的欢喜和希望在其执政区区6个月之后就土崩瓦解，人们对政府与欧盟新签订的纾困协议感到十分失望，该协议的内容甚至比之前希腊在全民公决中否决掉的那份协议还要苛刻不少。

话说回来，左派所遭逢的过往失败的阴影与左派有关“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之不可能性的信念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现实的、外在的约束放到今天来看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强劲。这些约束原本是先前政策失败的后果。如今，它们成为了导致左派难以追求一个坚定的左翼议程的诸多原因之一。

在转变对紧缩政策的态度后，密特朗又以重启欧洲统合计划来掩人耳目。1986年的《单一欧洲法案》（The Single European Act）承诺跨境贸易额度的提升将有利于国家经济增长，不再强调扩张主义的凯恩斯式政策。考虑到公共开支的短期增长经常富有诱惑力，且尤其对左派政党如此，各国政府都倾向于加强外部约束。

1990年代则见证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扩散。这些政策受到各国左派政府的青睐，意在让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得严谨而自律。这类约束并不全是处于欧洲层面的：1997年的布莱尔政府就将审慎的财政政策列为其选举纲领的重中之重。

这一时期的高潮在于欧元的诞生，这一几乎完美的管控工具剥夺了各国政府自行设定汇率的能力。“愈发紧密的联盟”强调诸多领域的规制形式之间的高度协同性，这极大地限制了一国追求不同于邻国的道路的可能性。在收入再分配的核心问题上追求有意义的政策差异，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宪法上都比以往要困难许多，此约束对于想要维持单一市场成员身份及留在欧元区的国家而言尤其明显。

对欧洲左派而言，这带来了新的两难困境：他们必须决定自己要在哪一层面上活动，国家还是泛欧洲？假如国家层面的空间被泛欧洲的财政纪律与货币约束压缩得所剩无几，那么把活动场所转向欧洲似乎就是不错的选择。这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乃至于整体而言的欧洲左派所共享的看法。这一取向的支持者指出，欧盟对进步主义事业的兴趣正日益高涨：例如它遏制了谷歌、亚马逊以及苹果等科技巨头的避税企图，打算引入金融交易税（financial transactions tax）等等。

不过，相反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吸引力。经济学家愈发对并行货币（parrallel currencies，一种货币体制，用欧盟来打比方就是欧元与英镑可以在英国境内同时流通——译注）的运作机制产生兴趣，且开始关注可抵税的债券（tax bond）是否有助于令某些国家脱离欧元区。希望在于退出欧元区将能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多元性创造出更大的空间。在欧洲许多高级政策人士的圈子里，为取消欧元区或部分成员退出欧元区作辩护，已经不再是什么激进的立场了。

在左派当中，这些争论为许多各不相同且彼此竞争的政治规划奠定了基础。政治上的能量可以导向国家层面，也可以导向欧洲层面，但两者不能同时成立，因为专注于其中一面必然会弱化对另一面的关注。对欧洲层面的乐观态度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政策协调在国家层面已经非常困难，中央银行、财政部门以及强势的利益集团都能找到办法在政策里“掺水”。在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的联盟当中，各国政府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有着五花八门的政治蓝图。

此外，如果全国性的左派政党想要与自家选民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它们在欧洲层面上的断裂与孤立感便会随之加剧。所谓的泛欧洲政治生活不能说没有，但它单薄且不甚和谐。近来，企图为明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提出跨国名单的努力遭逢了惨败：欧洲议会投票否定了此类提案，一次有35000人连署的请愿也同样流产，这样一群人在全欧洲5亿人口中几乎连零头都凑不上。

从历史上看，左派政治力量发源于欧洲劳工的期待及愿望与19世纪放任式的自由主义无力满足二者之间的张力。长久以来孕育着左派理念的土壤，正是人民的需要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无法满足这些需要之间的矛盾。

今天的欧洲左派政党与社会过于脱节且过度孤立，难以知晓人民的心声。考虑到许多左派头面人物自命不凡的姿态，他们是否愿意为左派谋出路是完全不清楚的。新的运动如果想要为左派的革新杀出一条血路，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社会就成为成败的关键。有鉴于此，左派政党如今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与个人主义日益强化的社会重新建立起联系。

欧洲左派不应沉湎于社会民主“黄金时代”的乡愁之中并没完没了地追问如何回到那个时代。1940年代或1950年代的世界迥然不同于今日，20世纪早期的那些年头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当时大众政治的兴起改变了政治体制并催生出新的社会运动。左派也不应该企图在欧洲层面上重建这一黄金时代，如今这种想法不过是乌托邦式的一厢情愿而已。

眼下的挑战在于将左翼社会与政治思想之理论工具的革新与了解人民的想法及需求这两方面整合起来。接下来则需要弄清，实现这些想法及需求究竟要求何种社会变革，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新的政治规划。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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