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的伦敦，“中年危机”的概念首次被提出。那一年，40岁的埃里奥特·杰奎斯（Elliott Jaques）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自己撰写的论文。

面对数百位听众，杰奎斯声称，人们在而立之年都会经历一段持续数年的抑郁时期。杰奎斯是一名医生和精神分析师，他说自己是在研究了众多伟大艺术家们的一生之后发现这一现象的，这一现象在艺术家们那里往往有着更为极端的表现形式。一般而言，人们的症状可能包括宗教觉醒、滥交、突然失去了享受生活的能力、“对健康和外表的过分关注”，以及保持年轻的“强迫性尝试”。

中年危机通常是由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过一半，死亡并不仅仅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它同样也会降临到自己这里”而引起的。

杰奎斯提到了一位36岁的抑郁症患者，他曾对他的治疗师说，“直到现在，生命还好似一条无尽向上的斜坡，除了遥远的地平线外我一无所见。突然间，我好像触到了斜坡的顶点，前方就是下倾的坡道，路的终点呈现眼前——尽管还很远，但却真真切切——在那终点，死亡确定无疑地显现着。”

杰奎斯并不自视为中年转折的首个发现者。他指出，14世纪诗人阿利盖利·但丁（Dante Alighieri）的《神曲》的主角——据学者考证他时年35岁——在一开头就发表了一段著名陈述：“在人生旅程的半途醒转 / 发觉置身于一个黑森林里面 / 林中正确的道路消失中断。”但是杰奎斯对这种现象提出了一个现代的临床解释，关键是，他还给这种经历起了个名字——中年危机。

在伦敦的会议上演讲时，杰奎斯非常紧张。观众席中汇集了当时顶尖的精神分析学家，包括学会主席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他以过渡客体理论成名，杰奎斯的导师、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也列座其间。这群人严苛非常，并且分裂成了竞争激烈的不同派系。提问环节中对演说者的穷追猛打人尽皆知。杰奎斯并不仅仅只是在展示一个抽象理论：事后他告诉一个采访者，他在论文中提到的那个36岁的抑郁症患者，正是他自己。

当他读完那篇题为《中年危机》（The Mid Life Crisis）的论文后，杰奎斯停顿下来，等着被问题轰炸。然而，在一阵简短的讨论过后，“场下一片死寂”。他事后回忆道，“真是相当相当尴尬，没人站起来说话。这种事情太新鲜，太稀罕了。”第二天，梅兰妮·克莱因试着鼓励他说，“如果有什么事情让精神分析学会的人招架不住了，那就是死亡主题。”

作为惩戒，杰奎斯把“中年危机”这项研究抛在脑后。他继续撰写不那么个人化的主题，比如关于时间与工作的理论。“我坚定不移地认为，那篇论文是一次完全的失败，”他回忆说。但他无法忘记，那个站在坡道拐点处心绪纷乱的人心中的感觉。大约六年后，他将论文递交给《国际精神分析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并于1965年10月以《死亡与中年危机》（Death and the Mid-life Crisis）为题刊载。

这一次，人们对杰奎斯理论的巨大狂热取代了沉默。如今，中年危机已经与时代精神结合在了一起。

如果你是一个1900年出生的人，你只有50%的几率可以活到60岁。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52岁。把40岁看作是人生终局的开始并无不妥。但是，在富裕国家，人们的寿命每隔十年就会增长2.3年。生于1930年代的人，已经有接近80%的几率可以活到60岁，这就使得40岁带上了一种新的活力。《人生四十才开始》是1933年美国非虚构书籍的销量冠军，身为记者的沃尔特·皮特金（Walter Pitkin）是这本书的作者，他解释说，“在机械时代到来之前，人们到了40岁基本就油尽灯枯了。”不过，多亏了工业化、新型药物和电动洗碗机，人们从古老的谋生手段转向了更新奇的方式。

在埃里奥特·杰奎斯1965年发表《死亡与中年危机》一文时，西方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攀升到了70岁。这让人们在30或40岁的年纪改变人生变得有意义了，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活得足够久，享受新的职业或选择新的配偶。

改变人生轨迹也变得更容易。投入工作的女性数量创下了记录，这让她们在经济上更加独立。接受心理咨询和夫妻咨询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数量也创了新高。人们不再把婚姻当作单纯的浪漫机制，也视其为他们达成自我实现的源泉。离婚规约开始松动，离婚率也有了上升的趋势。从公民权利运动到避孕药，戏剧性的社会剧变也随之发生。面临中年危机的不只是那些个体，整个社会似乎也有着同样的问题。

“中年危机不可避免”的观念，很快就从杰奎斯的学术论文跳进了流行文化领域。根据新形成的“传统智慧”，40岁左右是中年危机的高发期。在1967年出版的《中年危机》（The Middle-Age Crisis）一书中，作者芭芭拉·弗莱德（Barbara Fried）认为中年危机“是成长中很正常的一面，中年危机对40岁的人来说，就好像小孩长乳牙一样”。

中年危机，这个在五、六年前还基本不存在的现象，突然之间就被视作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生理现象，能掌控甚至杀死人类。“处于挣扎之中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身体里正在发生变化，物理改变会对情绪产生影响，”1971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这样阐释道，“他深陷优柔寡断、坐立不安、无聊、前景‘有什么用’这类想法之中，饱受束缚感的困扰。”

中年危机的概念很快就从杰奎斯的原始定义扩展到涵盖了人类几乎所有的内心斗争——你没完全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说自己面临“中年危机”；就算你得到了所有，但从中看不到意义，你也可以说这是“中年危机”。

管理理论告诫企业，要提防那些被中年危机困扰的职工们。1972年，美国政府特别工作组警告说，中年危机可能会导致35-40岁男性的死亡率上升。“一种普遍的荒废感似乎正笼罩着那些年近四十的中层管理者。他们的事业似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高度，他们意识到，从今往后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下坡路。”

抛开一些生物学论断，中年危机通常被视为是只有中上阶级才有的苦恼。典型的患者特征为：白人、专业人士、男性，有余暇时间思考个人发展以及琢磨怎么弄到跑车和情妇这些问题。工人阶级和黑人不会想着怎么去自我实现。女性则被认为应该根据婚姻、更年期以及孩子离家等事件，单独划分人生周期。

但女性们很快意识到，中年危机实际上包含了一种解放性叙事，与新生的妇女运动声调一致：如果你憎恨你的生活，你可以改变它。记者盖尔·谢希是这种观念的完美注解。谢希是韦斯特切斯特市一位广告执行官的女儿，她乖乖地学习家政，嫁给了一位医生，成家生子。但是这种生活并不适合她，1970年代初，她与丈夫离婚，成为了一名记者。

1972年1月，谢希在北爱尔兰执行任务，她要采访正面中弹的天主教年轻抗议者。这一事件带给她的震撼，很快伴随她而立过半的震惊一同袭来。“一些闯进来的东西触动着我的灵魂，并喊叫着：加油！你的生命已经过半了。”

她向研究人员解释说，35岁时的恐慌是很正常的，因为成年人像儿童一样在经历成长期。谢希周游全美，采访了18-55岁受过教育的美国中产阶级人士（有男有女），询问他们的人生。1976年夏天，她出版了一本近400页的书，名为《探索者：克服人生危机 追求生活幸福》（编者注：该书英文原名为Passages: Predictable Crises of Adult Life，中文译名采用了1989年知识出版社版本译法）。在当年8月，它就成为了《纽约时报》非虚构书籍的销量冠军，并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保持前十。

谢希在美国猎寻中年危机，并成功找到。“当人们步入中年，停滞感、失调感和抑郁就是可以预见的了，”她在《通路》中写道。人们可以想见，“观念有时会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几年前还充满热情去做的事情，现在突然神秘地变成了不满。”在37-42岁这个年纪，“几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焦虑的高峰期。”她说，这种危机也会发生在女性身上。

通过谢希的书，一个十年来一直在积蓄力量的观念变成了生活的现实。很快，中年危机主题杯子、T恤以及棋盘游戏都出现了，游戏名字为《你能否度过中年危机而不崩溃、不分手、不破产？》（Can You Survive Your Mid-Life Crisis Without Cracking Up, Breaking Up, or Going Broke?）

但是，中年危机确实发生过吗？人类学家斯坦利·布兰德斯（Stanley Brandes）有自己的怀疑。在1980年代，他本人步入了不惑之年，注意到他的居住地伯克利市的书店里摆上了许多自助手册。这些书纷纷警告他说，他将经历一段兵荒马乱的人生。

布兰德斯想到的是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写于1928年的名著《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米德在书中写道，不少美国人都认为少女们会经历一场青春期危机，然后她们确实如此；然而萨摩亚人并不认为青少年成长的那几年会充满情绪波动，因此萨摩亚青少年们便没有那样的表现。布兰德斯由此认为，中年危机很可能也是一种文化建构。“它是我的文化对我耍的一场把戏，我并不一定非得按剧本表演。”他心意已决，并于1985年出版了著作《四十岁：年龄与象征》（Forty: The Age and the Symbol）。

他并没有太多数据，但研究者很快就得出了分析结果。一系列研究纷纷展开，其中包括一项1995年开展的、名为“美国人的中年”（Mid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MIDUS）的大型项目。关于中年危机，它们揭示出了哪些内容？

“大部分人都没有中年危机，”MIDUS创始团队成员之一、布兰迪斯大学的玛吉·拉克曼（Margie Lachman）说。他说，中年危机一般而言都伴随着身体健康、社交活动丰富，同时也是职业生涯收入最丰厚的时期，所以“人们都感到很满意”。拉克曼说，那些自我报告经历了中年危机的个体，可能有“危机倾向”或者神经质特质较高。他们一生都会有危机感，不单单是中年。他们中的一半人还提到，其中年危机和一些人生事件有关，比如健康问题、失业或离婚，本质上和年龄无关。MIDUS和其他研究显示，只有10-20%的美国人有可以被界定为“中年危机”的经历。

随着数据的增多，大部分科学家都放弃了“中年危机是生物性的”这一观念，他们更多地把它视为一种文化建构。那些曾经鼓吹中年危机的大众媒体，如今又开始试图批驳它，打着形式各不相同的“中年危机迷思”标题的新闻故事层出不穷。但是“中年危机”实在太诱人，难以驳倒。它已经成为了西方“中年叙事”的一部分，提供着鲜活的自我实现故事，来说明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

拉克曼说，这个观念的另一个成功之道在于，人们喜欢给人生阶段贴标签，比如把蹒跚学步的孩子叫做“糟糕的两岁”。然而他说，“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觉得他们两岁的时候过得很开心。”中年危机的执念，部分是因为这个名字太动听了。

埃里奥特·杰奎斯惊异地见证了他的论文引发的雪崩式后果。重印《死亡与中年危机》的请求从世界各地飞来。杰奎斯转而研究其他主题已经很久了。他成为了一名工作关系方面的专家，设计了一种根据任务完成时间来测量员工的方法。他为美国军方以及英国教会提供组织结构方面的咨询，一生写了20本书。他再未碰过中年危机这一主题。

2003年，杰奎斯去世。他的第二任妻子凯瑟琳·卡森（Kathryn Cason）曾参与创办了一个致力于传播杰奎斯工作场所理论的组织。她回忆说，中年危机只不过是“他早年工作成果的一个小小方面”，并且杰奎斯“不希望20年或30年后，还有人在讨论这个”，她建议人们阅读一下杰奎斯后期的著作。

我必须得承认，我没做到。杰奎斯有很多伟大创见，然而全世界似乎都只对他的这个小想法感兴趣。《纽约时报》刊登关于他的讣告时，取的标题是——“埃里奥特·杰奎斯，享年86岁，首创‘中年危机’概念的科学家”。

（翻译：马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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