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朝乾夕愓

海叔先说：去年，有幸拜读了一位老领导的学史、学哲、学文笔记，包括学习《史记》、《三国志》、《40堂哲学公开课》等的随笔摘要和体会文章，不禁深为他钻研的劲头、娴熟的笔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而钦佩。

朝乾夕愓，这是老领导的笔名，人如其名，在他身上，海叔看到了从早到晚勤奋谨慎、不敢懈怠的蓬勃朝气，看到了始终如一主动作为、积极向上的昂扬锐气。说句实在话，在精神状态上，海叔虽小他七八岁，但有时却的确不如。

推荐他的系列笔记文章，一为分享，与海豚们共读；也为记忆，记住朝乾夕愓的精气神，记住老领导的鞭策与教诲。

《史记》是研究秦史最重要的史料。以《史记》为主要素材来看，大秦帝国从秦襄公始国起，历经560多年曲折发展，最终能统一六国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秦在五个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一、地理优势

秦吞并六国最基础的条件之一，就是她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汉初贾谊在《过秦论》开篇就说：“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馀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

秦这一绝佳地理优势在战国时代就被许多有识之士所看重，著名辩士苏秦认为，秦是“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史记•苏秦列传》）。后来成为秦相的范睢（又名张禄），在入秦游说秦昭王时也是首先分析秦国的地理优势，他说：“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甚至在几百年，乃至千年之后，许多政治家仍然非常看重秦地的地理优势——这也是西安之所以能成为十三朝古都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最辉煌的两个朝代——汉、唐，都定都于秦地。比如说，刘邦在结束楚汉战争后，本想以雒阳为都，但后来还是听从张良和刘敬（原名娄敬）的建议，定都关中。张良对关中的地势分析得相当透彻、非常精彩，他的台词是：“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邦是个要实惠不要面子、从善如流的政治家，听了张良的建议后，马上动身，“即日驾，西都关中”（《 史记•留侯世家》）。

二、帝王优势

我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历史，归根到底还是“人治”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一朝天子一朝臣”、“政因人兴、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秦国也不例外，从襄公始国到秦二世亡国，秦共历30位君王，统治565年【襄公（公元前771年因勤王有功被封为诸侯，在位12年）→子：文公（在位50年）→孙：宁公（在位12年，其父峥公）→子：武公（20年）→弟：德公（2年）→子：宣公（12年）→弟：成公（4年）→弟：缪公（39年）→子：康公（12年）→子：共公（5年）→子：恒公（27年）→子：景公（40年）→子：哀公（36年）→孙：惠公（10年，其父夷公）→子：悼公（14年）→子：厉共公（34年）→子：躁公（14年）→弟：怀公（4年）→孙：灵公（13年，其父昭子）→叔（怀公子）：简公（16年）→子：惠公（13年）→侄（灵公子）：献公（24年）→子：孝公（24年）→子：惠文君（27年）→子：武王（4年）→弟：昭襄王（56年）→子：孝文王（3天）→子：庄襄王（3年）→子：秦始皇（36年）→子：秦二世（在位3年，公元前206年卒）】。在这30位君王中，最有作为的有5位：秦襄公、秦缪公、秦孝公、秦昭襄王、秦始皇。

襄公始国：襄公以前，其先人以养马发家，逐步成为西垂大夫。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所杀，周平王继位东迁时秦襄公将兵救护有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赐之以岐以西之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周平王开出的这张“空头支票”为后来一代代的嬴氏秦人开疆拓土提供了法理支持，嬴氏独霸西戎合法化了。

缪公霸业：缪公任好是春秋五霸之一，也是《史记•秦本纪》中着墨最多、描写得最精彩、最传神的一位。他一生最大的功业是“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他在招揽贤才（如百里奚、由余等）、以德治国（如食马之德）、有过必改（如殽之战）等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在政治外交方面，缪公堪称嬴秦放眼看天下第一人，他在晋国“骊姬之乱”后，先后给晋国送去了两位国君：晋惠公夷吾、晋文公重耳；他还和晋文公一起出兵助周襄王杀了犯上作乱的王弟带；晚年发兵突破黄河，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镐。但他生不逢时，当时的晋国、楚国非常强大，把秦国牢牢地钳制在西北边陲，无法称霸中原。

孝公强国：孝公渠梁是弱秦走向强盛的转折点，他在位24年强力支持商鞅两次全面变法，以军功制度改革贵戚世袭制度，奖励农耕，移风易俗，使秦成为战国后期变法最彻底、成果最丰硕的国家，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政治、经济、军事基础。秦孝公的自强，就是邻邦魏惠王恶梦的开始，孝公通过战元里、降安邑、虏公子卬、战雁门等一系列战斗，不断打击魏国，使之一步步走向没落的深渊。

昭王奠基：昭襄王在位56年，是秦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王，他甚至把他儿子都耗死了——昭襄王死后，他那个当了几十年太子的儿子孝文王，只过了3天称孤道寡的瘾，就随其父一命归西了。昭襄王漫长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先用司马错伐取巴蜀，再骗囚楚怀王，后采取范睢远交近攻之谋，重用一代战神白起四面出击、攻城掠地：破楚、割魏、败赵、攻韩、灭周，尤其是长平之战斩杀赵军45万，使赵国从此一蹶不振。昭襄王时期，是大秦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山东六国只能任其宰割、无力回天，“使秦成帝业”。

始皇一统：秦始皇“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他通过26年的血腥而残酷的战争，最终灭六国、统天下；在作皇帝10年期间，他废分封、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北修长城、南平百越，焚书坑儒、统一思想，为中华民族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提供了范本和雏形，不愧为中华民族“千古一帝”。

从秦560多年的历史看，作为西周末年新兴的诸侯国，前410年的秦是苟安一域的西垂小国，政局动荡、经济落后，为中原各老牌诸侯国所不齿。但经过孝公和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孝公之后的150年，秦是幸运的，因为这150年的7名君王中，有4位都非常有作为（孝公、惠文王、昭襄王、始皇帝），而其他3位（武王、孝文王、庄襄王）加在一起，统治秦国只有7年。这150年是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互相兼并日益白热化的关键阶段，山东六国内忧外患、日趋没落，而相比之下，秦国却内部平稳、外向扩张，利则东伐，疲则西守，在七国争雄的历史大格局之中，越来越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而这与秦国后期有这几位有作为的君王是分不开的。

三、人才优势人才是兴国之本，得人才者得天下。

大秦帝国的强盛之路，其实也是一条不断聚拢人才、才尽其用之路。

1、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尤其重用敌国的人才。秦国历史上出现了樗里子、白起、王翦、王贲等土生土长的人才，但在秦国历史舞台上作用更大、身影更多的却是外来人才，如：商鞅是卫人；几个著名相国张仪、范睢、犀首、吕不韦都是魏人，著名军事家尉缭也是魏人（大梁人）；甘茂（孙：甘罗）、穰侯魏丹、李斯是楚人；战功赫赫的蒙氏家族（蒙骜，子：蒙武，孙：蒙恬、蒙毅）是齐人；还有两名秦相：楼缓是赵人，蔡泽是燕人。这些外来人才的作用，李斯在著名的《谏逐客书》中归纳得非常精彩，被后人收入《古文观止》千古流传（“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面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攻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史记•李斯列传》）。外来人才特别是敌国流失的人才，由于他们对故国的仇怨，到秦国之后往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和杀伤作用：比如，由余来自西戎，而秦缪公正是用他的计谋灭了西戎。丕豹在晋国受到迫害，逃到秦国后，在打击和消弱晋国方面不遗余力。商鞅不被魏惠王重用，在秦得志后重点收拾的就是魏国，以至于惠王后悔：“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张仪曾被楚相“掠笞数百”而后奔秦，后来楚国尤其是楚怀王在他手上就倒了大霉了。还有睚眦必报的范睢，被魏相魏齐和须贾“笞击”、“折胁摺齿”而差点丧命，后来逃到秦国作相国后，借机羞辱须贾，并给赵魏两国施加压力逼迫魏齐自杀。（类似的事件还有：伍子胥被楚国迫害，逃到吴国，领兵复仇攻陷楚国郢都，掘楚平王墓并鞭尸。）

2、聚拢人才难、用好人才难，但独具慧眼识别人才更难。国乱思良将，硝烟四起的战国时代，各国君王都有聚人才、用人才的良好愿望，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往往不被发现、不被识别，即使是贤明的君王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后人都很仰慕商鞅的才干与魄力，但他与求贤若渴的秦孝公还差点失之交臂。商鞅第一次见孝公，“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怒景监（景监是举荐人）。”过了五天之后，商鞅第二次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第三次会面，“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直到第四次见面，秦孝公才发现商鞅是栋梁之材，“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范睢身上，王稽向秦昭王举荐范睢，“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岁馀”——昭襄王用最低等的待遇冷落了范睢一年多，才予以重用。（《史记》中记载的类似事件还有：韩信“国士无双”，不但项羽不赏识，刘邦起初也不以为然，以至于后来才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

四、经济优势。

秦国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在《史记》中不系统、不集中，因而也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实际上，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没有强大的国力作支撑，秦不可能统一六国。司马迁也认为：“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也就是说，打仗就是要大把大把地撒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经济不发达，没法打胜仗。秦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1、重农耕。近代工业文明出现之前的几千年，甚至是几万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是华夏民族积蓄国力最佳途径。秦国具备发展农耕经济的地理条件，《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王谷，地重，重为邪。……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最后这句话很关键，意思是说，秦地占了全国财富的60%。在此基础上，商鞅在变法令中，要求秦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也就是说，交粮交布多的，可以由奴隶成为自由公民，而懒惰、贫穷的，就要由自由公民降为奴隶。通过法令鼓励农耕、发展经济。

2、惜民力。商鞅法令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样做的目的，我认为就是为了限制流民，减少游手好闲之人，把劳动力紧紧地拴在农耕上。同时，法令还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人民相互依赖、闲散懒惰，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因而逐步形成“好农而重民”的良好局面。

3、兴商贸。秦国的商贸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载，“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货物多、商人多、畜牧业天下第一。与此同时，秦国境内“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物流比较发达。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楚等国家，“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无饥馑之患，亦无积聚而多贫”，“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4、修水利。秦国比较重视水利，著名的水利工程有两处，一是都江堰，“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县两江，溉田万顷”。另一处是郑国渠，首起雍州云阳县，东注洛，三百余里以溉田。这一工程本来是韩国为了消耗秦国的民力、财力，而派水利工程师郑国游说秦国动工的。工程上马之后，被秦人发现这是个阴谋，“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史记•河渠书》）。这两大水利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秦人靠天吃饭的境地，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五、军事优势

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山东各诸侯国谈之而色变，均冠之以“虎狼之师”的恶名，言下之意是秦军非常的勇猛而强悍，战斗力超强，所向披靡。但秦军的战斗力为什么这么强？《史记》却没有系统回答，从有限的史料来看，起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制度。在这方面还得归功于商鞅，他在变法令中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禁止民众私斗，鼓励秦人上战场、争军功。同时还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也就是说，你即使是秦王宗室成员，不管是王子还是王孙，如果没有军功，那么也不得继承王爵，“谓除其籍，则虽无功不及爵秩也”。——这招太狠了，连王室特权都取消了，自上而下，军功为上，一视同仁。之后，还规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意思是说，有无军功、有无爵秩，待遇天差地远，有军功者，从衣服到房子、田地，跟别人都不一样；没有军功的人，你即使富有，也没有社会地位。由此秦人“闻战则喜”，“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

2、良将。关内出将，关外出相。秦地民风彪悍，盛产良将。其中居功至伟的当属武安君白起，他作为一把杀人利器为秦昭王服务近40年，“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馀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斩杀敌军无数，《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其所领导的战斗战役中，斩首、坑杀、俘虏敌军的数量竟达89万之多！其他，如司马错、商鞅、樗里子、甘茂、李斯以及王翦家族、蒙骜家族等，都曾为大秦王朝建立赫赫战功。

3、兵器。（《史记》对这方面没有记载，以下内容由央视纪录片《复活的军团》提炼。）据考古学家考证，秦在兵器制造方面有几大特点优于其他各国，甚至超前于其所处时代若干年。

第一是兵器的精良研制。比如在兵马俑坑中复原的秦弩，射程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150米，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弓（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考古还发现，秦弩的发射扳机和瞄准用的“望山”（相当于准星）也设计得非常精巧，大大提升了秦军弩机的准确性。秦军三棱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接近完美的流线型，不但有效减低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而且这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箭头就能够穿透铠甲、直达人体。秦人凭经验接近了现代空气动力学的规律。秦弩，连同它配备的弩箭，在那个时代很可能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它使秦军的攻击力大为加强。专家考证，秦剑也达到了青铜剑铸造工艺的顶峰，它的长度、硬度和韧性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结合，攻击性能也因此大大增加。

第二是兵器的标准化生产。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三棱箭头有4万多支，但它们都制作得极其规整，箭头底边宽度的平均误差只有正负0.83毫米。北京理工大学的冶金专家对秦军箭头做了金相分析，结果发现它们的金属配比基本相同，数以万计的箭头竟然是按照相同的技术标准铸造出来的。早在两千年前农业文明刚刚开始成熟的时代，秦人就已经开始标准化地生产兵器，真令人难以置信。

第三是兵器制造的责任制。在兵马俑坑中的兵器上面，刻着一些文字。这些看似普通的文字透露的是秦国军事工业的管理机密。专家推断：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管理的细节，但秦国的法律对失职者的惩罚是非常严酷的，这就是“物勒工名”的用意。秦国众多的兵工厂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大批量地制作高质量的兵器，金字塔式的四级管理制度是根本保证。当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仍然被荒蛮和蒙昧包围的时候，而秦人就以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创造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兵器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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