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不相信速成的东西。在创作小说的时候，罗伊喜欢等待她的人物自己展开，向她自我介绍，然后二人逐渐相互建立起信任和友谊。然而有时候，外部事件会强行擒住她的手，阻断故事的发展。其中一个例子就是，2014年，带有分裂倾向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莫迪当选为总理。

在那时，继1997年的处女座《微物之神》之后，罗伊正在埋头苦写她的第二本小说。她在这本小说上已经花了七年，然而莫迪的成功当选让她不得不“把固定帐篷的钉子放下来”，停下了手头的工作——当时创作的书就是今天的《极乐司》（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真是当头一棒，”罗伊脖子上戴着一条优雅的格子围巾，像是叉子上缠绕着的意面一样，她一边捻弄着围巾，一边回忆道，“许多年来，我总想爬上屋顶大吼大叫，宣泄自己的情绪，那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失败和绝望。当时我要么瘫在床上躺尸五年，要么全身心投入到这本书中去。我再也不想写其他文章了——尽管我还是写了一篇，但我觉得自己能说的都已经说完，是时候接受失败了。”

罗伊自己也许感觉受到了沉重的挫败。但去年《极乐司》的面世，几乎在其他所有人眼中都是一次巨大成功，值得好好庆祝一番。这本书的平装纸质版已经开始发售了。《极乐司》的前半部分，讲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德里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围绕一个穆斯林阴阳人安尤姆（Anjum）展开，在印度，这样的人被称作海吉拉（hijra）。在书的下半部分，场景转移到了克什米尔，我们遇到了一位新的女主角提洛（Tilo）。提洛是一位建筑师，后来和一群克什米尔独立运动战士走到了一起。两条故事线最后重合到了一起，但随着情节的推进，形形色色的人物闯入故事中，又逐渐淡出，有时候我们并不能一下子就摸清楚她设置这些人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有读到《极乐司》的结局，你才恍然大悟，罗伊塑造了怎样一个非凡的故事，又是如何深入骨髓地挖掘了国家的现状。

“我当时就是想知道，小说能够成为一座城吗？”罗伊解释说，“我们能不能防止它成为一下子就被消化掉的婴儿食物呢？所以读者们也必须得直面错综复杂的事物，而他们的生活经验却恰恰训练他们要规避这种复杂性。”

从《极乐司》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罗伊个人经历的影子，尤其是她本身在学校里也主修建筑，而且参加过克什米尔独立运动的游行示威。罗伊当时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并不适合研究建筑学。“我成功毕业了，但从没有真正参与过任何建筑项目，因为我就不是为设计夫人的华丽的屋宇而生的，”她笑着说，“我和客户们吵过很多次架，最终因为不良行为被炒鱿鱼了——原因是我的傲慢！”

那么在当时来说，写作是最好的选择了吗？“我从很早就知道，我是不可能给别人打工的。”

即便到了今天，56岁的罗伊的骨子里依然保持着叛逆。海伊文化节结束几天后，我们在伦敦企鹅兰登书屋出版社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她。我发现罗伊并没有参与文化节，便想知道个中原因。原来是印度企业Tata的出现让她拒绝出席此次活动。Tata是个跨界巨头，从茶叶公司Tetley到钢铁制造厂，经营范围很广。在海伊，它打着“带着目的开拓”的旗号，赞助了各式各样的活动。罗伊曾经痛批它是控制现代印度、剥削人民的“特大企业”之一，现在也不愿做个伪君子来参加和它有关的活动。

罗伊解释说，“许多这样的企业或矿业公司都会赞助文化活动。比如说韦丹塔资源公司（Vedanta）就赞助过2016年的斋浦尔文学节，十年来我一直在写关于这些公司的文章。最近，在泰米尔纳德邦的一场抗议中，有十三名抗议者当街遇害（罪魁祸首是当地警察），而他们抗议的对象就是韦丹塔资源公司。对我来说，这二者水火不容——因为我写的许多东西都是关于这些商人背后的意图，而他们在这里有言论自由，能够公开演讲，所以我还是回避好了。”

罗伊现居德里，比起参加老对头的文学节活动，她更希望好好利用在伦敦的日子，敲定她的非虚构作品集的出版细节。她的两本小说间隔了20年，这些非虚构作品就填满了她的大部分时间。她激情满怀，写过印度政府劳民伤财的大坝建设，写过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大屠杀，还和极左的纳萨尔毛派游击队员一起走过印度中部密林，捍卫当地部落的权利，把他们遍地是矿产的土地从矿业巨头的挖掘机下拯救回来。这部集子体量巨大，将以《我骚动的心》（My Seditious Hear）为书名于明年出版，届时预计将会是一本超过1000页的鸿篇巨著。

罗伊的政治观点常常把她推上风口浪尖。在2016年，印度全国各地爆发了学生抗议运动，原因正是她曾经盛赞的一名克什米尔分裂分子被处死。这时她觉得，是时候离开德里去伦敦避避风头了。“比起我的书，我对自己的利益的担忧就不足挂齿了，”她回忆道，“我当时十分脆弱，因为距离完成《极乐司》只有几个月了，而当时随时都有学生被捉进监狱，街上到处都是暴民。主流的电视台都是一样的论调：‘谁是幕后主使？’是的，是我。但我来到伦敦后，待了大概十天便又回去了。我明白，逃跑不是我的风格。”

罗伊将她的小说称作“紧急干预”，但自从莫迪上台后，她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虚构小说的写作中。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现在不需要等上20年才能看到一本新作了。“不过谁知道呢，希望不会出什么岔子吧。因为我真的很想要捡起我的小说，但不得不承认，现在时局不稳定，印度接下来将面临异常艰难的一年，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也不能提前预知自己该做什么……”

她摇摇头，笑着说：“我的生活毫无章法。”

名人书迷向阿兰达蒂·罗伊提问：

莱昂内尔·施莱弗（Lionel Shriver、作家）：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参与社会活动会影响你的小说创作，或者至少是分散你的注意力？在政治方面，你一直是只出头鸟，这会不会改变读者和评论家看待你小说的方式？

阿兰达蒂·罗伊：“社会活动家”这个帽子，我不敢乱戴。这应该是一个挺新的词，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诞生的，但一定是最近才有的概念。我不希望在写作之外再附加什么第二职业，这些都是涵盖在写作之中的。我不敢说过去的作家百分百都是政治动物，但大多数如此，带着政治立场写作可以理解成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周遭的世界。所以我没有受威胁的感觉，也不会为此担心。对我而言，小说和非虚构都带有政治性，只不过小说是一个宇宙，而非虚构是一段论证。

我真正担心的，是作家们因为害怕触碰政治而畏首畏尾。想想看，现在作家们正在沦为迎合市场的文化商品制造者，这些东西可以不经咀嚼畅通无阻地穿过你的喉咙，反倒深受读者喜爱，因而登上畅销榜。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拿今天的印度打个比方吧，“大多数主义”（majoritarianism）正在悄然生根。而在我眼中，“大多数主义”不仅仅是政府行为，还有那些通过种种方式转变为“微法西斯主义者”（micro-fascist）的个体，他们是暴民，是自以为是对他人施以刑罚的人。而作家对此会说：“即便我不属于那大多数人，我也要谴责你。”所以作家的观点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当今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甚。

妮娜·丝黛比（Nina Stibbe、作家）：披头士乐队的成员里你最喜欢谁，为什么？

阿兰达蒂·罗伊：约翰·列侬！就是睡着了我也会这么说。至于原因嘛，因为我能感受到他在智慧光芒下包裹的悲凉底色吧。这不是我喜欢他的唯一原因，我还爱他的样子。今天早上，我有点儿嫉妒小野洋子能和他在一起，我急得快要骂 “他妈的”了。尽管他已经不是我这个时代的人，不过我还是……

乔治·蒙比奥（George Monbiot、作家兼环保主义者）：在这个气候恶化，生态崩溃，几十亿人处于生死边缘的世界，是什么给了你希望？

阿兰达蒂·罗伊：我有一本杂文集，主题就是“那些学会了不凭理性获得希望的人”。所以要怀有希望，唯一的方式就是扔掉理智。我总是处在每天与生活抗争的人中间，当你融入他们的时候，就会看到生活也不是毫无光亮的。这些人被逼到了绝境，为生存斗争，但大部分时候他们也都能对一些愚蠢的东西哈哈大笑。

比如说，当我和游击队员们走在中部森林里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了，我看到有个弟兄在他的太阳能电脑上打字，便过去问他：“你在干什么？”他回答说：“我在发文否认。要知道，如果我们否认的文字全都发表了，能编纂成好几本书呢。”我接着问道：“你否认过的最荒谬的指控是什么？”他用印地语回答说：“不，兄弟，我们没有敲死那些牛。”

事情是这样的，印度首席部长在他竞选的时候曾经承诺说，如果他赢得了竞选，每个农村家庭都能得到一头牛。所以他刚一上台，就假装要兑现他的承诺。政府部门拉来一些年老的奶牛，集中转包给那些运送的人，让他们送到散布在森林各个角落的原住民家中。有些人就在中途杀了这些牛，然后栽赃给毛派分子。这真是一石二鸟，首先他们就免得去送货了，其次，毛派分子是反印度教徒。

所以在这些人中间，总会有一种面对死亡的幽默，以及钢铁般的坚韧。我相信，如果世界真的能变好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些人的抵抗，而我和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伊芙·恩斯勒（Eve Ensler、剧作家）：在读者们对《极乐司》的反馈中，最让你惊讶的是什么？

阿兰达蒂·罗伊：哈哈哈，有几条评论挺有意思的。一是因为这本书并没有要假装成是什么普世的、概念化的作品，而是关于一个地区的详细记录，然而让我吃惊的是，现在它已经被翻译成了46种语言，甚至越南、格鲁吉亚都不乏读者，但我从没想过要把它写得通俗易懂。前些天我收到了一位巴勒斯坦读者的来信，信中说：“感谢你在书中运用了如此诗意的语言。”这真是太神奇了，因为操着各种语言的人都能对书中的故事展开想象。而考虑到现在印度的局势，我很高兴能在红绿灯路口用半价买到这本盗版书！

温迪·多尼格【Wendy Doniger，美国印度学家，其作品《印度教徒：另类历史》（The Hindus: An Alternative History）于2014年被企鹅出版社印度分社召回】：你认为作家和出版商能不能联合起来，抗议印度刑法第295A条对“亵渎”或者是“冒犯”的迫害呢？或者至少是把罪名从刑事犯罪减轻到民事违法？

阿兰达蒂·罗伊：如果我们单独把印度拎出来谈，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我知道温迪·多尼格的出版商给了她很大的打击，因为他们连法庭都不让她去。通过这种方式对人围追堵截，这么做的人真是疯了，但这就是印度当前的司法正义体制，司法人员可以挺她，但他们没有这么做。

当前印度的现状就是，审查被外包给了暴民。这时，有些人就会站出来说：“啊，你笔下的拉其普特人（rajput，原印度武士阶级刹帝利后裔的印度军人阶级）形象不太好。”其他一些团体也开始觉得，他们可以肆意烧毁电影院，可以阻挠电影上映，而这一切都是法律允许的。同样，作家被暗杀、被枪击、被威胁，政府好像熟视无睹，而他们一旦介入，竟是为了保护暴民。这一点引燃了诸多问题，而温迪·多尼格就是受害者之一。

萨布哈·劳（Shobha Rao、作家）：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童年结束了？

阿兰达蒂·罗伊：还没结束呢！作家的童年永远不应该结束。我最害怕的人，就是那些当我看着他的时候，已经无法想象他孩童时代的样子。由于我出生和成长的环境，在某些方面，我不得不变得相当成熟，但我希望自己至少有一部分，能保留一个幼稚的成年人的状态。

凯特·哈德森（Kate Hudson、核裁军运动组织秘书长）：印度博克兰核武器试验已经过去了20年，当时你猛烈抨击，言之有物地拆穿了所谓核武器只是为了起威慑作用，防止战争发生的说法。现在白宫方面表示要配备“可使用”的核武器。我们要如何才能遏制住这种全球性的自我毁灭，怎样才能建立起新的抗议运动？

阿兰达蒂·罗伊：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但我脑子里有一个想法——我知道它听起来很偏执，但我们有时候确实需要偏执一点——那就是人工智能（AI）。也许人工智能在外科手术中的操作能比医生更优秀，在诗歌方面比诗人的文字更优美，比小说家还会编故事。但它的一切能力，都使人口过剩得更厉害了，让人怀疑人类存在的意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AI的出现标志着工作时代的终结和享乐时代的开始，人们可以有人照顾了。然而即便是现在，人们也本应得到很好照顾的，因为如你所见，我们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能做到这一点，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当人类人口过剩的时候，这些带来种族灭绝的智能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就开始真正让我担忧了。因为我可以想象到，将来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会觉得，地球要是绝大部分人口都灭绝，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人工智能正是完美人类的一种形式——和法西斯主义者的至高人类观念如出一辙。想到这一点，试想如果这就是你的目标，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要下一步会是什么。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阿里·史密斯（Ali Smith、作家）：我是你所有作品的忠实粉丝，但这本小说有什么特别之处，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可能性？

阿兰达蒂·罗伊：当照相机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某些绘画形式就被淘汰出局了；当电影出现的时候，一些戏剧就销声匿迹了。所以当我写《极乐司》的时候，总会问自己，小说能实现什么别的东西做不到的呢？

小说有自己的功能。正如《极乐司》里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说的，“他们不会相信我的，因为他们知道我所言句句属实。”所以如果你把这本书中提到的政治事件单独抽出来，调查这些里程碑事件然后记录在非虚构文学中，可能就面目全非了。只有小说能把种姓、社区化、性别主义、爱、音乐、诗歌还有权利诉求的兴起这些元素，全部融合在一个社会中，展现在你面前，而这种结合具有其深度。我们长年累月的经验让我们“封闭化”了：我们的大脑总是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但比较激进的一个说法是，如果你想把这些东西统统吃透，那么只有小说能做到。

谢莉·麦克纳马拉（Shelley McNamara）和伊冯·法雷尔（Yvonne Farrell）【格拉夫顿建筑师事务所（Grafton Architects）董事】：你曾说过，文学不仅关乎某个事件，而是整个世界，关乎全人类；文学是巨大、深刻、美妙而复杂的东西。对于建筑，你会不会有相同的理解？

阿兰达蒂·罗伊：当然了，我学的就是建筑学。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职业，我会选择成为一名建筑师，因为我相信建筑也是关乎万事万物的。让我动了做个建筑师念头的人是劳里·贝克（Laurie Baker），他是个英国人，但一生都待在印度。他曾经做过所谓的“无花费建筑”，需要人们在材料的选择和来源上花很大心思。从他身上，我明白了伟大的建筑和花了多少钱不一定成正比。所以对我来说，建筑是一种基础而异常美丽的艺术，当然也是十分深刻的，取决于你怎么看它了。

读者向阿兰达蒂·罗伊提问：

能否就你的小说谈谈如何平衡调查、自传和虚构世界？这对你来说重要吗？——James Corut

阿兰达蒂·罗伊：我不会预先做调查。通常我会无缘无故被一件事吸引住，然后发现兴趣一发不可收拾，便开始了非虚构创作。写小说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一些事情就像是沉积岩一样压在你身上，然后不同的角色向你走来，就像当你走在街上，突然什么人抓住了你的眼球，后来你们再次相遇，便成了朋友。特别是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写作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等待。然后就有人来敲门，这时候你必须开门，必须请他进来——这是等待，而不是追求。

我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笔下描述的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我的小说也有可能是本自传，而我却不自知。当你打开自我、让这些角色靠近的时候，写的所有东西不都成了自传吗？《微物之神》中的艾斯沙说过：“如果你做梦在吃鱼，是不是就意味着在现实中你尝过鱼的味道？”对我来说，现实经历、自传、想象和理解，这几个世界是互相渗透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分裂看待。

我和朋友常常会讨论“最好的布克奖作品”是什么，我的选择是（排名不分先后）：《耻》《微物之神》和《午夜之子》。我想你应该也有过这种“酒吧对话”吧，所以能谈谈你最爱的布克奖小说以及原因吗？——Viren Mistry

阿兰达蒂·罗伊：我没有讨论过这个，因为不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衡量小说。每本书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三六九等。我明白，有时候人们需要设置奖项，这对你来说也许挺重要的，但我可能根本不会想到“布克奖小说”这回事。

不管当政的是哪个党派，你一直都在强烈表达自己对国家政策的不满，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参与选举进入政坛呢？如果考虑过的话，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行动？如果不想入仕的话，原因又是什么呢？——Anand Aani

阿兰达蒂·罗伊：没有（想过从政）。因为时间和空间对作家来说都很重要。我现在没有太多负担，不需要想方设法寻求别人的支持。而且作家十分需要独处的时间，这样才能在一些事情上准确地表达自己。所以如果我真的想要走上政坛，站在投票箱前让人们喜欢我、投票给我，那注定是一场失败，基因决定这不是我要走的路。我想象不出为了争取选票而改变我的穿衣、思考和说话方式，想象不出我要为了争取印度教徒的选票而突然走进寺庙，假装自己十分虔诚的样子。我做不到！在这方面我糟透了。

你曾经说过：“我每写一篇文章，就会把自己卷入麻烦里，然后就立flag说再也不会这么干了。”你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是什么，有没有给你带来麻烦？——Cate Lobo

阿兰达蒂·罗伊：我写的上一篇文章本身就是关于问题和麻烦的，标题是《我骚乱的心》。但在此之前，我写过一篇题为《教授，战俘》（Professor, POW）的文章，故事的主角是一名下肢瘫痪的文学教授G·N·塞巴巴（GN Aaibaba）。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关进监狱，罪状是……我也说不出他到底犯了什么事，但他被指控为毛派分子，背有叛国罪。至今他仍在监狱中，境况恶劣。

在写《教授，战俘》的时候，我和他已经是老相识了。当时我被指控藐视法庭。不错，我确实是藐视法庭的惯犯，也常常因此被判刑入狱。当时我必须得向最高法院申诉，才能撤销对我的判决，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这个过程太磨人了，不过我还承受得了，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结识了许多律师朋友。经济上我也有钱可以飞去另一个愿意接受我上诉的城市，然后订一家宾馆待在那儿。但假设有一个年轻记者，或是年轻作家没有这些资源，他能怎么办？他这辈子就完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向前迈进的步子被打乱，那些暴民就会涌出来对你大吼大叫，循环往复，没完没了。

那些让人潸然泪下的段落，你是怎么写出来的？你会不会事后回看这些部分呢？——Brendan Ross

阿兰达蒂·罗伊：写作和哭泣，因人而异。我自己永远都在写作，就连在走路、在逛街的时候，我都在思考，这是个运转不停的过程，而心碎的感觉往往是流于表面的。复述一个悲剧和不直接挑明了说是有区别的，因为后者更让人悲恸。所以当我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确实也会哭，但我会游走在狂笑、泪水和愤怒之间。我说我想一直做个孩子，也是这么个意思：不要丧失了体会这些情感的能力。

女性作家对你有何启发和影响？——Sofía Guerrero

阿兰达蒂·罗伊：当然，影响很大。很早以前我就读过简·奥斯汀的作品，我不知道她对我有没有启蒙作用，但我对她真是很感兴趣。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宠儿》（Beloved）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俄罗斯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的《寡妇》（Widow），还有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的《一线希望》（Hope Against Hope）——天呢，这本书简直难以置信。最近我正在读一本新书《奴隶收容所》（Barracoon），作者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是一位人类学家，她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记录了奴隶制废除后的最有一批奴隶的故事，从在非洲自己的村里被绑架——绑匪不是白人，而是另一个部落的土著——然后被卖给美洲的奴隶贩子，这本书让我对事物有了更复杂的看法。

《极乐司》构建的世界似乎脱胎于一个等级森严、恃强凌弱、恐同的堕落的种姓制社会，而后又从中脱离了出来。这样的社会只可能存在小说里吗？你觉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世界？——Alpana Sharma

阿兰达蒂·罗伊：我觉得《极乐司》不应该被看作是什么政治宣言，它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这本书讲述了一些独一无二的人，用独特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出路。通过这些角色，你就能明白，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种姓制度和性别问题都不容忽视。这就是《极乐司》想要传达的东西。

生命中的哪些时刻能给你带来安慰？——Sylvie Millard

阿兰达蒂·罗伊：当我把脸颊贴在我的小狗肚子上的那一刻吧。我有两只狗，其中一只肚子超大，另一只则更细腻柔软，它们以前都是流浪狗。有一只狗的妈妈死于车祸，尸体就在我家门外的路上。这只小狗眼睛紧闭，当时它真小啊，我只能用滴管给它喂食，现在它已经长这么大了。另一只狗可以说是我偷来的。有一天晚上，我看见它被拴在路灯上，便把它牵走了。后来我告诉人们说，是我带走了这只狗，他们说：“好啊，我们不想要它了。”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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