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正当而立之年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自己在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间供职于英国印度事务部之便，撰写并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印度的货币与金融》。在印度事务部的工作经历和成果让他宦海晋级，获得了英国皇家金融与货币委员会的职位，为撰写十年后出版的那本《论货币改革》积累了资料。可能凯恩斯自己也没有想到，虽然当初公务员考试的第二名成绩让他无缘进入财政部工作，但进入印度事务部，却为他熟悉货币以及货币的运行机制提供了便利。对货币的讨论是凯恩斯经济学之路的第一个台阶，而“凯恩斯进入经济学领域只是一个偶然，而不是专门的职业生涯设计的结果”（R. F. 哈罗德语）。

凯恩斯一生著述颇丰，很多人认为，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货币论》《论货币改革》以及《通论》。弗里德曼就说《货币论》是凯恩斯最好的著作。与著名的《货币论》以及《论货币改革》相比，凯恩斯的《印度的货币与金融》虽然也讨论货币，但名气则远远不及。究其原因，可能与随之出版的《和约的经济后果》有关。毕竟，战后的和平条约以及和约带来的经济影响，才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欧洲人民关心的事情。一个殖民地国家的货币与货币运行机制，于己何干？不过，基于完稿时人们盛赞该书为“一流作品”以及马歇尔称该书“体现了一位天才的建设性工作”的赞誉，凯恩斯对此书信心十足，专门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讨价还价，并达成与其平分出版利润的结果。《印度的货币与金融》出版之后销行十年，到一九四二年共售出了四千九百册，凯恩斯获利二百九十五英镑，这初显了凯恩斯赚钱的本事。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撩开了覆盖在生产和流通上的货币面纱，并在《通论》中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加以统一，他说：“经济学以价值和分配理论为一方，以货币理论为另一方的分野，是错误的划分方法。”不过，任何思想都不可能凭空形成，都有自己的源泉和土壤。凯恩斯货币经济思想是以《印度的货币与金融》这部杰作奠基，一步步形成的。印度的货币制度在短期内的发展结果显然给了凯恩斯极大的想象空间，凯恩斯的代表性理论，比如按照经济周期管理货币的数量，比如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或票据调控，比如货币扩张之于经济，尤其是管理货币的思想等等，都可以在该书中找到源头。

凯恩斯对印度货币的认识，成就了其对货币经济的宏观管理思想。一九〇三年三月，凯恩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印度近期的经济事件》，就是用黄金的流入和流出来讨论印度的物价问题。此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做了六次讲座，基本内容就是后来的《印度的货币与金融》所论。有人评价说《印度的货币与金融》充分展示了凯恩斯对经济社会实际运行机制的天才洞察力，也是对马歇尔深奥货币原理的实际运用。对货币以及货币运行机制的认识，也让凯恩斯在后来的外币期货买卖中获利甚丰。直到晚近，国际学术界还有人将《印度的货币与金融》中对金汇兑本位制的讨论，看成是连接“一战”之前的金本位和“二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论桥梁；有人运用该书的思想，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Ⅰ之后的体系Ⅱ；以及讨论二〇〇八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具有的种种技术安排。

顾名思义，《印度的货币与金融》讨论的是印度一国的货币与货币体制，但实质上，凯恩斯的讨论从未囿于印度一国，他的视角和对货币制度的思考具有普遍意义。印度的货币体制是印度孟买银行副行长、英国人林赛在一八九三年为大英帝国治下的印度所设计的，也是当年因为印度的白银丑闻而引起英国经济学界热议的话题。这个货币体制就是后来的国际金融教科书中所说的金汇兑本位制。现在很有一些人将这个货币体制看成金本位制度彻底崩溃之前对金本位的苟延残喘，是殖民地国家依附于宗主国的一种附庸货币体制。不过，凯恩斯很看重这个货币体制，他不认为这种虚金本位是相对于金本位的“二等”制度，他把这个体制看成“货币发展的主流”，是“一种更科学并经济的货币制度”，甚至是可以解决（当年）金融危机的“一种学术和科学的方法”。他认为，在使用纸币的条件下，每个国家存在的货币问题其实不过就是：在需要而又无法获得国际货币的条件下，为了确保自己的货币不出现风险，要持有一笔黄金或者储备，以备必要时可以动用其中与所需数额相符的部分。至于“适用于每个国家的解决方法，却要受制于该国在国际货币市场的地位，以及该国与主要金融中心的关系，受制于不明智地干扰了货币运行的国家惯例。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金汇兑本位制进行评价”。

当年建立这个货币体制的初衷是为了节省黄金的使用。凯恩斯研究印度货币体制的时候，距离十九世纪中叶的黄金大发现已经有些日子了。黄金虽然“天然就是货币的材料”，但只能天然地生产，除非发现了金矿，否则人类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可以生产出黄金。因此，如果没有金矿可采，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使用黄金作为交易媒介，就存在黄金数量不足的可能。十九世纪中期黄金大发现之后，全球迟迟没有再发现大的黄金储存，经济发达国家就出现了黄金不足问题。印度的货币体制是一种将纸币和黄金做了人为挂钩安排的体制，这个体制不需要用黄金进行支付。国内本币的发行依据政府手中的外汇之多寡，收的外汇多，就可以多发货币，收的外汇少，就少发货币。因而，这个货币体制不仅节省了黄金的使用，还有控制政府发行货币以免引发通货膨胀的作用。在不同经济周期产生的对货币数量的不同需求，可以通过政府票据的买卖进行调节，因此也克服了因为外汇基础的多与少而产生的货币增减缺乏灵活性的弊病。总之，这个货币体制有一定技术含量，政府如果想要增加本币，可以拿出政府票据在国外金融中心（比如伦敦）拍卖，由此收入外汇，有了外汇就可以据此在国内发行本币；政府如果需要黄金，只需用手上的外汇在国外金融中心兑换成黄金，汇兑回国。通过这种技术安排，黄金铸币的金本位就转换成了没有黄金铸币的虚金本位。

当然，我们今天已经不在乎交易贸易的媒介到底是由什么物质表现了，我们早就超越了凯恩斯所谓使用纸钞和廉价金属辅币这个阶段。我们只需在计算机或者手机上发个指令就OK了，甚至开源P2P软件产生的比特币也可以用来买东买西。所以我们关注的重点不是这个货币体制的货币，而是这个货币体制的技术安排和运行中体现出来的自动机制和管理机制的融合。

我们知道，印度是个农业国，农业国家的经济周期会跟随农作物的播种或者收获而波动，因而会导致货币数量周期性地发生变动。根据凯恩斯的观察，从秋季谷物收获的繁忙季节开始，大量的印度卢比会从省城流向县城收购粮食；早春时节，卢比又会流动到缅甸，资助那里的稻米耕作；到了夏季，卢比又慢慢再次回流到省城。凯恩斯观察了随经济变动而产生的货币流动情况，随货币流动而出现的印度和伦敦两地的利率变动，以及根据印度和伦敦两地的利率变动而产生的印度事务大臣抛售和收购政府票据的情况。凯恩斯不仅从中了解了货币与货币体制的运行规律，了解到货币与经济的一体性，还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货币体制下，货币权利已经从公众手中转到了政府手上，政府对一国的货币量有了控制权。对印度货币体制的研究使凯恩斯对政府的货币管理产生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管理货币”思想也由此产生。

对印度货币周期性流动的观察还启发了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的想象。按照《通论》的分析，人们之所以愿意持有货币，主要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因此，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包括：交易需求、谨慎需求和投机需求。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对货币需求的讨论跟凯恩斯不一样，弗里德曼认为，人们的货币需求由收入水平和货币预期收益以及偏好决定。两位先生对货币需求的解释，形成了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重大区别。追根溯源，凯恩斯对人类货币需求的认识，最早开始于对印度货币体制的探讨。凯恩斯早就注意到，印度人的货币需求每年都很不相同，总是在发生变动。是什么情况促使人们在不同时候有不同的货币需求呢？凯恩斯通过观察发现，每逢经济出现波动的迹象，印度人就会因为担忧经济危机而在自己家里大量囤积货币，因此印度全国会突然出现货币贮藏热。“在东孟加拉的小土地所有者中，我知道一个非常保守的婆罗门家庭。这家的家长每周一次都会独自藏在屋檐一角，虔诚地拿出贮藏的钞票，一张张数一遍并仔细审视，又用毛刷刷去上面的灰尘，然后再把钞票放到太阳底下通风，除去上面的潮气。如果某张钞票显出一点破旧或残损，就会被拿到距家最近的货币办公室，换成一张新钞票。在多事之秋，这样的家庭会囤积更多的货币。”这是一种人类正常的心理自我保护机制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这种谨慎性普遍地存在于人的心理活动中，其功能类似生理上的免疫系统。一旦人们发现自己由于某种原因将要或已经陷入紧张状态时，总要启动心理自我保护机制，采取行动来减轻或免除内心的不安与痛苦。储藏货币就是这种谨慎心理的表现，上升为理论就是货币的谨慎需求。凯恩斯在对印度货币体制的研究中发现了人类的这一特点，相比较于弗里德曼“理性”味道浓郁的货币需求动机，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动机显然更贴近实际，对世道人性更体察入微。两者的基础完全不同。

再说说凯恩斯货币管理的调控工具。青年时代的凯恩斯显然对英国当时的通货紧缩引发经济紧张的状态印象深刻，因而萌生出因经济周期的不同而扩张或紧缩货币数量的想法。印度货币体制的特点，即因为印度的货币体制绝对缺乏灵活性从而衍生出的调控货币数量的技术手段，是他关注的重点。在印度，除非收到了外汇（沙弗林），否则“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在印度国内采用某种信用工具暂时性扩张货币，以便满足正常的周期性季节贸易需求”。采用其他货币体制的国家在面临这类难题时，都可以通过银行创造信用解决问题，比如可以采用中央银行的贴现工具。“只要贴现多于平时数量的国内票据，就可以在不相应增加贵金属准备的条件下，暂时增加纸钞的流通量。”印度没有贴现工具，但凯恩斯在研究中发现，印度存在采用一种补救技术的可能性。补救措施是利用虚金本位的准备金，同时在国外的储备金存放地和国内发行不超过三个月的政府债券，并据此每逢周四在伦敦利用公开市场操作，调控货币数量。凯恩斯这样考虑问题是因为，按照印度货币体制的特点，如果想要增加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除非从国外进口资金，“但海外进口是永久性增加货币而非暂时性增加货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按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的利息放手运作票据，不仅政府有利可图，而且还可以防止贴现率达到很高的水平从而遏制经济和生产。利用政府票据调控货币数量不过是利用了人类占便宜的心理。所以，“在需要流通货币的时候，黄金流入与购买政府票据或外汇流入相比较，黄金流入换取外汇从而增发货币比较便宜，黄金就会流入”。凯恩斯在这里顺便纠正了大学课堂上关于黄金输送点是永久恒定的一个点的错误说法。凯恩斯表示：“印度的例子很好地说明，这种说法与真相相差太远。”黄金从一国汇兑到另一国家的费用，由保险费、运费和利息损失构成。其中，保险费可能时不时出现差异。“比如最近从伦敦运往亚历山大的沙弗林在途中遭劫之后，凡运送黄金经过被劫黄金曾经走过的旅途时（不来梅和的里雅斯特），黄金运费的报价就会翻倍，从一先令三便士上升到两先令六便士。”除此以外，黄金输送点上出现费用差异的其他原因还有：有可能从其他地方搞到沙弗林，有可能两国利率有差别。

总之，这部《印度的货币与金融》有助于我们理解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也为我们思考现实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思路。有人认为，对《通论》的研究可以让人深刻感受到《货币论》意义之重大。笔者觉得，《货币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这个货币理论有根基，有养料，它是凯恩斯在充分了解印度货币实际运行机制之后的理论整理和升华。可以说，没有《印度的货币与金融》，就没有《货币论》。货币理论的这棵参天大树，扎根于凯恩斯对印度货币体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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