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捞”是中国餐饮业的异数，它并非如“俏江南”定位的高端餐饮，也不像“辛香汇”那样瞄准中端市场，准确来说，“海底捞”甚至并非餐饮企业，它的如下几个特质可以与传统餐饮企业区别开来：

1.“海底捞”的门店24小时营业（24小时营业的餐饮企业在此之前只有“麦当劳”和“百胜”旗下的“肯德基”两个洋快餐品牌，中餐素无全天循环模式）。

2.“海底捞”使用SAP这样的大型数据库。

3.“海底捞”推荐使用微信支付，通过此渠道结账享受每单十元优惠。

4.“海底捞”借助微信等新媒体工具进行营销,更有天猫这样的B2C工具入口。

5.“海底捞”的店面内非就餐区域（意即不直接产生价值）占整个营业面积之比远远高于传统餐饮企业（不讨论星级酒店附设的西餐及中餐厅）。

可以说，“海底捞”从四川简阳这样一个人口百万、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出发，能在10年时间内复制扩张，做到每年30亿元的流水，自有其取胜之道，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服务说”不再援引，本文从其他角度来解读一下“海底捞”。

传统经济学中界定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经营者才能，技术，信息。

受制于中国特殊的国有和集体土地的两分法，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财富爆破式增长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受惠于土地的获得权限，国有企业和带国企色彩的大学、医院等行政机构尤为明显。在这个要素上，民营企业基本没有腾挪空间。

资本，和土地一样，具有先发优势的往往是国企和外资企业，制度红利为其背书。虽然后来经过税则改革，单纯从税收这个经营成本上讲外资企业已经不占绝对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操作上，同样的行业和经营规模，外资在当下中国所受礼遇远较民营企业为尊崇，这是不争事实。

劳动和经营者才能，同属生产要素，但相较土地和资本而言不可显性量化，因此最为复杂，可以说，这二者和工业化后期世界扁平化后突显出的另外两个要素“技术”和“信息”综合叠加交互作用，决定了一个现代企业是否伟大和是否具有持续效能。

回头来看本文讨论个案“海底捞”，它区别于传统餐饮企业的优势在于，敏锐地捕捉到了信息制造和信息传播对现代商业的巨大影响，至于它所宣称的”绿色蔬菜基地”“无公害”等等口号都是传统餐饮企业的老调重弹，并无多少新意（O20比如“美团”和“大众点评”已经有趋势可能改写餐饮行业格局）。纯粹从口味上来讲，“海底捞”的食材选择和口味也未见得比被“百胜集团”收购的“小肥羊”高明多少，把“海底捞”从大众餐饮的充分竞争市场中打捞出来的，正是软性的不可量化的“服务”和“传播”：在海底捞用餐，可以享受到的免费服务包括：iPad上网，按摩椅，擦鞋，美甲，打印聚餐照片，川剧“变脸”，如果恰逢顾客生日，店方提供员工组团的DIY蛋糕和献唱，给小朋友提供游乐区域……这些服务单独割裂开来放到任何一家餐饮店都只是加分项，不是决定项，但当全部组合在一起，并贯彻实施形成视觉和其他感官轰炸时，“海底捞”自然无往不利。

但仔细探究海底捞强大的服务系统背后的理念支撑，还是可以看出中国式企业的影子（这是文化因素，应当不是海底捞的错，自然也不是海底捞一家能够改写的局面）,那就是：海底捞的服务组成元素无论其表现形式是擦鞋还是“变脸”，都镶嵌在“海底捞”这个大平台上，并不突出个人贡献，通俗一点来讲，就是海底捞的歌手并不会因为海底捞的营业额增加而享受到个人成就感，这和西方文化凸显个人淡化群体截然不同，西方的“小费”是对个人的褒奖，是消费者对直接服务提供者的认同表现，《中国合伙人》里那个在美国餐厅打工但并无资格收客人小费的小伙子最终接受了白人妇女的小费，这样，他在餐厅这个固定的物理场域的身份就由busboy变成了waiter，这种认同其实是对小伙子服务背后人格的认同，而与在餐厅里享受到的菜肴没有直接关系。

当然，小费的形成和文化心理有关系，不能简单地和东西方直接对应，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尊集体抑个人的传统会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个人价值，它不将个人视为独立存在，而是依附于组织（比如海底捞）的功能性（比如：唱歌）物体，从而完成了集体对个人的绝对控制。

纯粹从文化层面上辨别东风西风不是本文目的，在商言商，以海底捞为例的中国企业如何向下走，走得更好，这是问题之所在。

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住房、教育资源配置，就业机会非均布）造就的高昂的生育成本已经使人口增长曲线出现拐点，改革开放30年赖以维系的人口红利即将消耗殆尽，“人力”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供给资源，不论这“人力”受教育水平如何，位于劳动力市场的哪一个梯队，对人的充分尊重是未来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有可持续发展的市场一定是要素禀赋相对健康的市场，而“活劳动”（马克思语）的可迁移性决定未来的个体细胞化生存趋势上升，作为硬盘形式的依附于特定组织架构的物化劳动，将在经济活动总价值构成中占比逐渐下降。

仍以“海底捞”为例，如果，“变脸”表演者和以雇佣劳动关系表现出的其他员工能够以特定方式获得企业的增长红利，他们将在某种程度上和企业本身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加紧个人能力演化提升：比如，未来的海底捞，你能够看到新加坡分店员工穿着纱笼直接演唱本地小调，外文歌曲，这对消费者体验无疑是一次质的提升，反过来讲，“海底捞”这样的特定经济组织能从员工个人素质提升上受惠，从而引发新的消费需求和现金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