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俄罗斯世界杯怎么看？喝着啤酒看球侃球的同时，界面天下也推出了“围观世界杯”系列报道。在这里，我们聊的不止是足球，我们把视角挪到了这项运动背后，“围观”赛场上各国身后的政经社会生态，漫谈世界杯外围之事。
今天推送的第【11】篇，我们把目光从战事火热的俄罗斯移开，投到一个并未打入决赛圈的国家身上：意大利。在去年11月的预选赛关键一战中，意大利因未能赢下对阵的瑞典、总比分落后而失去了世界杯的入场券。这也是曾四度拿下世界杯冠军的意大利六十年以来首次缺席决赛圈，震惊世界足坛。而对于当下的意大利来说，足球的失意更像是现实窘迫的一面镜子：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债务、压城的难民危机和渐涨的脱欧情绪、新掌权的民粹政府与极度分裂的民意……似乎都在提示，无论是足球、还是国家，意大利都走到了一个必须转型的十字路口。
界面新闻驻欧记者王磬记录了她今年探访意大利多个城市的经历，透过一对普通球迷父子的故事，管窥足球和政治在意大利交织的肌理，和它们共同面临的艰难选择。
一、克劳迪与他的两场球赛
罗马青年克劳迪告诉我，他的人生开始于一场球赛。
1994年的夏天，加州的玫瑰碗球场，意大利国家队迎战巴西，这是那届世界杯的决赛。“忧郁王子”巴乔踢飞的点球，将巴西队送上了冠军宝座。当时只有7岁的克劳迪趴在屏幕前，盯着巴西加冕的画面。他余光瞟见电视机旁的父亲，用一支烟续上了另一支。
第二天，克劳迪从父亲那里收获了第一只属于自己的足球。他记得，随着这只皮球一同递过来的，还有他第一次隐约感知到的“意大利人”身份。
“等你长大就知道，意大利的男人们聚在一起，谈论的都是足球。”世代居住在亚平宁半岛的父亲说，“你不了解足球，就不算意大利人。”
那只似乎承载了身份认同的足球，伴随着克劳迪和小伙伴们度过了夏天的剩余时光。在家门口的球场边上，他常听到大人们的私语，关于那场输掉的决赛，埋怨巴乔或是为他辩护，“意大利之光”或是“罪人”。那个与大力神杯失之交臂的夏天，他感到格外漫长。
“对意大利人来说，今年的夏天大概也会很漫长。”时钟快进到2018年6月，在Facebook的另一端，资深球迷、而立之年的克劳迪给我敲下了这几个字。
这次对话的几天之后，俄罗斯世界杯热闹开幕。但这一次，意大利国家队连飞往莫斯科的入场券也没拿到。预选赛未能出线，60年来第一次，球迷们迎来了没有意大利的世界杯。
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在1958年。1949年发生了都灵空难，都灵足球队队员全体罹难，其中包含多名意大利国脚。这支联赛领头羊的全军覆没，让意大利国家队遭受重创，影响一直持续到之后的至少三届世界杯。
对克劳迪意义非凡的另一场球赛发生在2017年11月，正是那场后来被媒体称为“世界末日”（apocalypse）的世界杯预选赛。意大利主场对阵瑞典，要出线必须赢。在罗马市郊的一间酒吧里，早早聚集在大屏幕前的克劳迪和朋友们，眼看着在经验不足的主帅的指挥下，意大利队犯尽错误、失尽良机。
克劳迪无法忘记那个冬日的夜晚：比赛在一点点接近尾声，意大利仍然没有突围的迹象；从担忧转为害怕、恐惧。结束的哨声吹响，意大利没出线已成定局，酒吧里没有人愿意相信，这竟然是真的。几分钟后，愤怒的情绪涌了上来，有人咒骂主教练文图拉，有人摔了酒瓶子，连骑在男人肩上的小孩都哭了。
“像是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米兰体育报》在次日的头版头条里写道。南部的一家报纸则将这场失利与一战时的卡波雷托战役相提并论，那场战役中意大利与奥地利军队对决，损失惨重。而罗马的《信使报》则直接在标题中印上了大大的“国耻”（National Disgrace）二词。
“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能让所有意大利人都放下工作、放下成见，聚在一起——那只能是足球。”对话框的那一侧，克劳迪顿了顿，“每天都能看到分裂的民意，我们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件能让人们团结在一起的事情。”
我没有瞥见克劳迪脸上的神色。但我猜他敲下这些字时，也许带着苦笑，那种天性乐观的南欧人在面对无奈时特有的自嘲，就像数月之前我在意大利报道大选时见到他的那样。
包括克劳迪在内的意大利人开始相信：足球的失意，只是当前意大利社会窘境的一面镜子。
二、罗马与米兰
三个月前，在罗马城南的一间咖啡馆里，我第一次见到克劳迪。
当时我正在写意大利议会选举的报道，了解到罗马有个来自民粹政党“五星运动”的市长。众所周知，意大利政坛近年来民粹争艳、反建制运动风起云涌。这当然是一系列社会危机的结果：比GDP总量还要高的债务，三分之一的人处于失业状态，愈发疲软的经济，压城的难民危机，还有渐涨的脱欧情绪。十年前的次贷危机和八年前的主权债务危机，意大利至今都没有完全走出来。
然而，要在首都选出一位民粹市长，仍不是件容易事——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进步的首都向来被认为是反民粹的大本营。我很好奇，罗马的年轻人都在给谁投票。
“罗马是意大利的一个完美缩影。如果你想知道意大利正在发生什么，要来罗马，不要去米兰。”坐在我对面的克劳迪边说边抿了一口咖啡，嘴角弯出苦笑的弧度。在罗马出生长大的他，已经因为工作原因搬到了米兰，但仍要回到原籍罗马投票。
从米兰到罗马，乘高铁只要2小时55分钟。克劳迪常在周末南下罗马探望父母，周初又回到米兰工作。他身边不少年轻的罗马朋友，都在经历这样的双城生活。
刚开始，那并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五年以前，刚毕业的克劳迪原本希望在罗马求到一份职务，但多方碰壁。半年之后他才终于决定离开罗马，接受米兰一家NGO发来的工作邀请。
他很快感到，搬去米兰，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罗马与米兰之间的距离，远不止三个小时的火车那么简单。
米兰——亚平宁半岛北部的明珠，是身陷泥潭的意大利几乎唯一一个还在增长的地方。特别是2015年的米兰世博会后，这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在提升，经济也欣欣向荣。克劳迪将之称为“意大利的例外”：“在米兰，你可以看到那些在意大利很难看到的东西，比如报酬不错的工作；再比如，对未来的希望。”
而罗马——悠久却老旧的政治中心，既是大量公共机构集聚的地方，也是意大利体制僵化、官僚丛生的弊病暴露得最严重的地方。关键岗位全被老人把持，无背景的年轻人鲜少有机会拿到入场券。我曾采访过的另一位罗马年轻人这样解释他给五星运动投票的原因：罗马是个老年人的城市，只有年轻的五星运动才能改变它。
这与意大利足球眼下的难题几乎如出一辙。
在与瑞典的预选赛后，漫天的问责向国家队涌来，首当其冲的便是主帅文图拉。这位缺乏大赛经验的主教练，被指责在选择球员时固执且保守。但这并不是文图拉一人的毛病，如果稍稍往回追溯，在2014年世界杯中，时任主帅的普兰德利就几乎没有给予新球员上场锻炼的机会，也导致了几年后国家队的青黄不接。
僵化、陈旧、官僚的足协决策层逐渐与年轻一代失联，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而这正是意大利社会同样面临的困局。
离开时，克劳迪提出载我到老城区转转，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车开在从南郊进城的某条大道上，他侧头看着窗外：“条条大路通罗马，你听过这个说法吧？我们现在就在其中的一条大路上。”
我点头。车开过一段古城墙，路中间的转盘由一扇残缺的古城门改造而成，现代生活跟历史融合得不留痕迹。
“罗马不只是让人愉悦，它让人晕眩（stunning）。”克劳迪感慨着，仿佛在跟自己确认。
坐在副驾上的我，瞟见堆积在城墙边的空瓶子和烂塑料，露出狰狞的面孔。那大概是困扰了罗马多时的城市垃圾问题的遗迹，在这座废墟之中的永恒之城，日复一日地腐臭下去。
三、足球、政治与移民
事实上，没有打进2018年的世界杯，并不是意大利国家队面临的唯一问题。
稍稍观察便会发现，在2006年拿下世界杯冠军之后，意大利队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一个常被提起的证明是，在2010年和2014年的世界杯上，连续两届，小组赛即被淘汰。意大利足球这是怎么了？
我向足球专家王勤伯请教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最知名的体育记者之一，他精通多国语言，已经在意大利住了十五年。
“意大利足球最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系统培养不出有才华的球员，”王勤伯语气肯定，“足球是全球化的人才争夺，但意大利的移民政策却在拖后腿。”
三个月前，在佛罗伦萨郊外一间足球氛围浓厚的餐厅里，我与王勤伯和他的家人有过一面之缘。他和妻子都热爱足球，是那间餐厅的常客。餐间闲叙，聊起当日的佛罗伦萨新闻。一名企图自杀的意大利白人，没有勇气对自己开枪，却在街上枪杀了一名来自塞内加尔的黑人商贩。
王勤伯感慨，许多意大利人在骨子里其实是非常种族主义的，这也是近年来移民问题的根源之一。
他回忆起自己看过的一些青少年比赛，总体印象是，如果有北非或黑人移民的小孩，一般都比本地小孩踢得更好。“因为足球的本质是反工业、反中产阶级秩序的，踢得特别好的小孩，大多数是踢野球长大的。”王勤伯这样解释。
这也是为什么欧洲社会在中产化之后，很多国家的足球产业把目光投向家庭比较贫穷的移民小孩。但在意大利，这些移民后代没办法很快地进入体育系统。意大利移民法规定，外籍人士想要入意大利籍，必须年满18岁。相比之下，邻近的法国、德国就要宽松很多。一旦出现稍有足球天赋的移民，来不及等到入籍，就很可能被别国挖走。
“如果意大利的法律不利于把移民纳入体育系统，那自然就没办法从贫穷里收获资源，”王勤伯说，“但很可惜，足球产业就是需要从贫穷里收获资源的。”
开明的体育界人士也曾呼吁，希望政府可以指定更宽容的移民政策。作为回应，此前的民主党政府尝试过更改入籍法，但遇到北方联盟的激烈抵抗。
以反移民起家的民粹政党北方联盟，曾在大量使用外籍球员这件事上猛烈抨击AC米兰，还主张大规模驱逐地中海上逃来的难民。今年,2月，一名北方联盟的地方候选人在大街上向六名非裔移民开枪，遭到警察逮捕。
足球和政治，是一个担忧的两面，是一种情绪的两个出口。
“就算是青训系统超好的西班牙，也一样需要吸收入籍球员。在德国长大的土耳其后裔，德国和土耳其都在激烈地争抢。1930年代意大利两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裔球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点很多意大利人都忘记了。”王勤伯说。
我忽然想起克劳迪的家所在的那个社区。几十年来，那个位于罗马南郊、以移民聚居而著称的街区，是不同的种族在意大利扎根的缩影。低矮杂乱的老棚户与高耸齐整的新楼邸相与为邻，又可以看到近年“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迹象。在那附近一间由学校改装成的投票站里，克劳迪给主张对移民友好的民主党投下了他的一票，尽管他本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意大利人。
我们开车穿过高低相间的楼房，路过一处不知名的纪念碑。“二战时这里被称为‘蜂巢’（bee hive），是许多‘叛军’的藏身之处。他们就躲在居民的家里，各个种族的人家，一天一换。纳粹德国想要剿灭他们，一直没有完全成功。”克劳迪向车窗外指了指，“但是后来大家好像都忘了这件事。”
四、“意大利人”
大选的那天，克劳迪邀我跟他同去投票站。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父亲，那个送给他第一只足球、又向他启蒙了“意大利人”身份认同的人。
今年58岁的迪父是名退役军官，声音很洪亮。意大利没有打进世界杯，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
“我们这里的人习惯的事情是，太阳一直都很好，咖啡一直都好喝，意大利队随便打一下，就能进世界杯。”迪父对我调侃道，“意大利人是被宠坏的（spoiled）。”他英文不太好，想了好久才想到spoiled这个词该怎么说。
但在资深球迷克劳迪看来，父亲甚至都不能算个足球迷。虽然号称自己是尤文图斯的支持者，但父亲其实不追联赛。在意大利，孩子一般会选择支持父亲也支持的俱乐部。但即使是长大以后的克劳迪并未追随他的步伐、而选择成为AC米兰球迷这件事，也没给父亲添堵。
“但他在乎足球，”克劳迪说，“在乎足球这件事，让我爸感觉自己更像是个意大利人。”
我则对“意大利人”的提法产生了兴趣——这个在当下看来具有魔性的词，其实是个很晚近的概念。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近1400年间，亚平宁半岛一直遭受外族入侵。尽管前有文艺复兴、后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意大利却始终未建立起政治上的共同体。
俾斯麦就曾总结到，当欧洲大陆上许多国家在15、16世纪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时，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为寻找认同而挣扎。即使是1861年建立起的意大利王国，也没有为挣扎的认同画上句号。
足球便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引入意大利的。在今天，论证足球与认同建构的研究已如汗牛充栋，其中一个共识是：足球赛事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让不同的群体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为同一个事件而疯狂。它创造了一种易上手的、普适性的语言，让对话和共情得以发生。有学者曾指出，它甚至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宗教仪式”，用于凝聚本地社区，强化本地认同。
“足球让人哭泣、欢笑、尖叫，让人抛物、蹦跳、奔跑，或是脱下衣服，亲吻陌生人，甚至去刻一个他们很快会后悔的纹身。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90分钟以内，中间带有一次停顿。别忘了，这也是好莱坞电影最经典的叙事模式。”一篇研究意大利民族认同的论文写到。
意大利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似乎更给足球激起的这些荷尔蒙撒了催化剂。相信英雄主义、相信荣光、相信艺术和充满罗曼蒂克的感情——只有在球场里上演的这些，能让人暂时忘记生活中的艰辛，与周围人的不同，而变为一个整体。
五、尾声
离开意大利之后的三个月里，关于意大利的新闻一直没有断过。
选举投票的结果，是极左和极右的两支民粹政党拿了票数的头两名；磕磕绊绊的组阁谈判，组成一个对欧盟、对移民、对弥合民意来说最糟糕的选项；总统动用手中的权力否决关键提名，是多年以来的首次；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马不停蹄地做空意大利....而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并没有随着新政府的上台而出现好起来的迹象。
我偶尔会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到Facebook上敲一下克劳迪，问他的看法或是一起吐个槽。
在最近的一次对话中，我们聊到意大利新上任的民粹政府拒绝难民船靠岸的新闻。那艘载有数百名利比亚难民的救援船，只好离开意大利的海岸、投奔邻国西班牙。
“这不是我的政府，”克劳迪告诉我，他自己也正在考虑暂时离开意大利。他所供职的机构打算在肯尼亚开展新项目，可能会是个选择。
“也许就看不到那么好看的足球了，”克劳迪笑道，“不过呼吸一下另一个大陆的空气，也挺好。”
（界面新闻驻欧记者王磬发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克劳迪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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