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5月10日，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美国的东西部连接起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在六年的时间里，一万多名工人在危险的环境里下用双手修建铁轨。在一张纪念铁路竣工的历史照片中，参与建设的人聚集在两座火车头边，庆祝最后的完工时刻。80%以上的铁路工人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但照片里没有一个中国人。

这张摆拍照片是十九世纪中后期反华情绪日益高涨的诡异产物，这种情绪在1882年的《排华法案》和1888年的《斯科特法案》中达到了顶峰。正如贝丝·卢-威廉姆斯（Beth Lew-Williams）在其新书《中国人必须走：暴力、排斥和在美外国人的形成》（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中所指出的那样，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一开始并非不受欢迎：对于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治家、传教士和商人来说，中国移民是美国对华贸易推进的一部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政治和经济不稳定促使中国工人大量涌入美国，为增长中的美国经济提供了劳动力。与此同时，劳工、商人、学者和传教士在美中之间的流动加强了两国关系。

然而，美国扩张主义者所欢迎的这种关系激怒了美国西部的白人定居者。他们认为中国移民压低了工资，威胁到了白人工人的独立和自给自足。他们还认为，中国移民不能被同化，因为他们拒绝了美国的消费习惯——他们“不吃红肉、不买书、不买好衣服、不花时间休闲”，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是如此——而且他们似乎不在美国支持家属，而是把工资寄回给中国的家人。许多白人担心中国移民的存在本身足以动摇美国共和国的基础。从日记、官方文件和演讲中，卢-威廉姆斯精妙地总结了他们的思路，“虽然威权国家也许能够制服”少数民族，但他们认为，一个共和国需要同质化的公民才能生存下去。

但是，反华情绪要上升为国家政策，需要的远不止这些偏见。这些政策将会产生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在近60年的时间里，除了此前就已经存在的华人社区之外，1882年的《排华法案》和1888年的《司各特法案》几乎摧毁了所有华人社区。虽然它没能真正结束中国人的移民，但它同时禁止了中国人在美国的归化，并纵容了对中国工人的持续虐待。卢-威廉姆斯研究的是这一政策的发展过程及其留下的遗产，追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利益如何构建了公民和外国人的现代观念。

在《排华法案》之前，美国曾多次试图限制中国移民，每一次都是为了回应美国白人普遍的反华情绪——1879年的一次投票显示，99%的加州选民反对中国移民。中国工人遭受了暴力和骚扰，以及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加州工人党的丹尼斯·卡尼（Dennis Kearney）和华盛顿领地劳工骑士团的丹尼尔·克罗宁（Daniel Cronin）等领头者利用现有的仇视中国的情绪，将反华运动定位为“和平”的工人权利运动。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非暴力的，但他们利用暴力威胁来迫使国会考虑排华。

在尊重对华外交和维护国内秩序的撕扯之间，国会做出了一系列不温不火的妥协。为了维持限制移民的假象，1875年国会通过了限制中国妇女移民的“Page法案”。美国还通过协商推翻了先前的条约规定，首次允许美国官员监管中国工人的移民。随后，1882年，为回应日益加深的对白人暴力的担忧，国会通过了“华人限制法案”，这一法案现今被称为1882年《排华法案》。该法案阻止新工人进入，禁止现有居民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公民和外国人之间的区别，加剧了已有的种族主义、经济焦虑和仇外心理。地方官员面临着管理旧金山海港和美加广阔边境这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他们转而依靠旧金山和华盛顿领地的白人市民举报他们的邻居和同事。事实证明，这种形式的边境管制很不可靠，因为白人市民往往不加区分地以中国工人为靶子，反过来加剧了此前已经融合的社区和工作场所的种族紧张关系。当暴力事件爆发而官员们未能予以谴责时，他们实际上承认了白人义警是联邦和州的边境管控机构的延伸。

特别是在太平洋西北地区，当地白人还不能在全国选举中投票，这场运动的领导人辩称种族暴力是一种正当的政治运动形式，而联邦政府几乎没有阻止。1885年华盛顿领地石泉大屠杀（Rock Springs Massacre）期间，白人矿工杀害了28名中国工人，打伤15人，并在放火焚烧华人居住区之前驱逐了数百人。受到这场事件新闻报道的鼓动，塔科马的白人义警与市政府官员携手宣布对中国居民进行“和平”和“公事公办”的驱逐。

尽管塔科马人发布死亡威胁、抢劫和烧毁房屋，驱逐除一名中国居民外的所有中国居民，但《洛杉矶时报》和《塔科马每日新闻报》等西部地方报纸的反华编辑将这一事件描画为成功的、非暴力的排华蓝图。“塔科马做法”激发了整个西海岸和太平洋西北部的义警驱逐华人，根据卢-威廉姆斯的统计，在1885-1887年间，有200多个城镇发生了类似事件。

出于对美国反华暴力蔓延的担忧，同时也担心大批移民回国，中国官员在1886年提议，如果中国劳工打算移居美国，政府将禁止他们离开中国。与此同时，国会面临着在大选之前解决“中国人问题”的压力。美国国会议员非但没有解决暴力加剧的问题，反而认为中国自己颁布的禁令是扩展1882年法案的便利机会。1888年，《斯科特法案》通过，规定即使中国工人持有有效的返回证也不能再进入美国。美国的商业扩张和白人民族主义不再互斥——它们现在完全可以相容了。

这一时期制定的法律为系统地监视在美华人和其他亚洲移民铺平了道路。1892年，《盖瑞法案》要求所有中国移民进行登记，并提供他们在美国本土居住权利的“肯定性证据”。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卢-威廉姆斯写道，登记制度“针对长期居民，事实上将排除华人的法案转变为驱逐华人的法案。边境管制不再局限于国家边境，而是延伸到国内”。

排斥性的政策让移民转入了地下，导致人口贩率上升，并增加了旅途中原本就伴有的身体和心理危险。美西战争结束后，暴力和排斥不仅在美国境内继续存在，在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等海外地区也是如此。华人社区——其中一些存在于已经融合的社区和工作场所——被迫转入高度隔离的区域，而一些人则与他们的社区完全失去关联，分散在全国各地持敌视态度的白人主导地区。即使在1943年《排华法案》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其影响仍然显著：今天，只有不到10%的华裔美国人能够将在美国的家系上溯三代人。在塔科马，人们对塔科马华人后裔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搜寻，一个都没有找到。

今天在美华人中的大部分与其他东亚人、南亚人和东南亚人一道，在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颁布后来到美国。这部法律优先考虑家庭团聚和熟练工人，重塑了美国亚洲人的社会经济构成和种族构成。具有向上流动性的移民涌入给保守派和自由派提供了一个摒弃“黄祸”刻板印象的机会，把亚裔美国人重新塑造成“成功移民”——政治上顺从，且能够融入白人中产阶级的美国。许多亚裔美国人在五十年代被污蔑，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排斥和暴力，他们也支持这种模范少数族裔的叙事。这种精心编织的亚洲成功又被用来论证对其他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并且抹杀了亚裔美国人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和代际差异。

模范少数族裔的迷思并没有反映亚洲人在美国的复杂历史，比如长达60年的排华历史、对日本人的监禁，以及激进的亚裔美国人运动。这段历史至关重要，但却很少在学校里被教授：2015年一项针对美国政府教科书的调查显示，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问题平均只占不到1%的内容。如果说现在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亚裔美国人对数十年的排华历史感到生疏，那么这一生疏也是由白人暴力、联邦政府失败、排斥性政策以及持续的历史抹除所造成的。

今天，亚裔美国人是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群体，但与其他少数族裔相比，他们的选民投票率却是最低的。扩大政治接触、提供翻译过的选票，对于将亚裔美国人动员为政治力量而言至关重要，但有意义的公民参与首先要从历史和政治理解开始。亚裔美国人越来越有必要思考结构性不平等的历史根源，这一不平等仍然在形塑着今天的美国。这不仅意味着打破历史上和当下的刻板印象，也意味着从关于过去的图景中看到缺失的东西。

（翻译：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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