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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18日凌晨一点多，格林威直村西四街临近第六大道的性商店旁边，几个中国画家在为路人画像，旁边聚集着一些围观者。灯光昏暗，时间渐晚，喧嚣声也静了下来。在路边画像的画家中有张泽平、我、张宝琦、倪军、魏小峰、冯良鸿。性商店的旁边是是一家半地下的店铺，终年封着门，我们便在橱窗一侧的便道上毫无顾忌地将画架支起来，招揽生意。
突然间，十数个警察荷枪实弹地把我们围了起来，人群一阵愕然。询问后才知道，中城的时代广场发生了枪击事件，有中国艺术家出事了。不多时，有人从时代广场过来，说是上海来的画家林琳被一个黑人枪杀了，警察局最直接的反映是派警力把几处街头艺术家聚集的地方保护起来。
时代广场是我们不太情愿去的地方，虽然那些年也常常出没在那里。广场灯红酒绿，嘈杂无比，各色人种混杂，拥挤的街道上充斥着一种特殊的味道。那些国际观光客衣着光鲜，翩翩入时，出入百老汇剧院酒店的绅士淑女，夜空下无数霓虹灯广告牌上巨幅的俊男美女袒露的肌肤，音乐剧中类似西部牛仔的英雄们，对面是凯文·克兰的内裤广告。一座座摩天大楼反射出的七彩的高光。旋转门的背后闪出的势利的看门人。永远修不完的马路上迎面横着路障，一截粗大的烟囱将路面下供热管道的缕缕白色蒸汽引出，这是曼哈顿特有的景观。脚下的地铁通风口在冬季的时候排出大量浑浊而温暖的臭气，无家可归的人们、流浪汉、艺术家们藉此而取暖。街角横流着小便，观光马车遗留的马粪，这里的空气甜腻腻、臭烘烘，这里的艺术家必须勇敢而顽强，同行之间、或与非同行之间的为生意争夺地盘的争斗时有发生，大动干戈，甚至惊动警察。
这里的男人几乎清一色，腋下夹着薄薄的黑色皮箱，打开来满满的装的是各种电子表与进口名假表，生意特别好，街头游荡的黑人拦着过路人，从口袋里掏出假金项链兜售。街边卖电器与照相器材的商店几乎都是中东人经营的，其中讳谟如深，本地人是从不踏进去的。而我们，通常是腋下夹两把海滩折叠椅，一只手提画具皮包，机动而又轻便，不少东欧、俄国的艺术家仍企图维持他们“高贵”的欧洲血统，他们会把画箱高高地支起，阳伞撑起，各种画笔连画带刷。但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画不过中国大陆来的画家的。当他们遭受警察骚扰的时候，躲避转移速度颇慢，费事而笨拙，而中国人的短平快优势尽显。
那些波多黎哥的西班牙裔的穷人们通常集体行动。在街头用纸箱摞起赌桌，用可乐瓶盖、骰子为赌具，庄家魔术师般地挪动耍弄着几只可乐盖，口中念念有词，蛊惑围观者。周边则埋伏了一些“托儿”不断“赢钱”，而街角两端都有望风的人。直到有游客被骗后痛哭流涕，孤立无助。每晚这种把戏的上演都训练有素，当望风的人报知警察来了，瞬时推倒纸箱，全部人马便立即消失，混迹在路人中，毫无踪影。
我们和这些人一样，急切地挣钱，焦虑地等待，热情地拉客，小心警察的光临，唯一不同的是人们还称这个行当为艺术，而我们是艺术家。你可以在如此嘈杂可怕的环境中十分钟、二十分钟地凝视那常常是如天人般端庄、美丽、宁静不动的美人儿。揣摩那些造物的不同群种的骨骼结构，黑瞳之后那莫测的内心。被画者的静穆、画者的专注，似乎能片刻抵消周遭的凡俗。
在我们身前身后游来荡去摇曳着妓女们那些粗大的、娇小的、浓艳的、俗媚而裸露的身影。久而久之我们都认识了，见面会友好地点头。从不会错把对方当作猎物，就像不同戏份、不同场次的演员在幕后相遇那一刻，身在戏外的漫不经心，还原本真的严肃与心知肚明。
2
每当经过路边演奏的音乐家的身旁，我总是满怀敬意，恐有不妥地小心上前，躬身往琴盒儿里放上一枚硬币或一两张纸币。我知道，我与他们一样，我便是他们。
1988年我初到柏林时曾与一些“朋克”比邻而居，他们居住的楼房后面便紧邻柏林墙。这些朋克很多来自其它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车往往拖着厢形拖车来到此地散落在楼前空地，吃住有时就在车里。他们居住的楼房是一座战前的老楼，盟军轰炸柏林的时候它竟然幸存了下来，旁边便是旧时马莉安娜修道院和教堂的钟楼，她们也都在战争中存活了下来。作为德国的一个重要艺术机构，许多艺术家的工作室、印刷作坊也自然在里面，那些年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兴起，这里也常常上演一出出实验艺术剧，大多与中世纪宗教桎酷、社会、政治、心理、与德国和欧洲的历史相关，血淋淋，阴森森，怪异的。
柏林市政府一度企图拆掉“朋克”们居住的那座老楼，这激怒了“朋克”，于是许多窗户被砖头封起来，“朋克”们踞守在楼里楼外，整座楼变成了堡垒。市政府说来也算仁慈，这样一闹便决定不拆了，且住在楼里的人多年来更没有房租之虞。
楼的地下一层有低矮的窗户在地面之上，那里常常传来喧闹声，我透过窗户看到里面灯光幽暗，人声鼎沸，摇滚乐声大作，男人女人肢体乱扭，五颜六色的头发刺向天空。黑色的摩托装与闪亮的金属配饰是惊世骇俗的宣言。有人热情地向我招手，示意我进去，我虽满怀好奇与敬意，却不曾有勇气参与其中。
白天阳光下又与他们遭遇，这些年青人友好地打招呼，他们庸懒的生活方式，吉普赛人似的漂泊与流浪，总使我暗暗向往。斯图加特的街头音乐家，一看就是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年青人，无论长笛、黑管或小提琴，沉着流畅的演奏出古典室内乐的章节，曲曲珠联璧合。斯图加特皇宫附近的喷泉水池和卵石铺就的步行街，安放着古代与现代的雕塑与塑像，古典与现代的交融浑然一体。
无论我在瑞典歌德堡的市中心，在斯图加特皇宫周围几个世纪的建筑中穿行，或是哥本哈根市内的运河码头，我都会驻足于这些街头艺术家的面前，并为之迷恋。当我在海尔辛格栖憩的短短三个半月里，每逢周末，我便会乘火车去哥本哈根，倘佯在丹麦皇宫的护城河边，在运河边安徒生的故居外面流连，享受北欧的阳光，耳边传来街头歌手粗哑的歌喉。
唯有纽约，唯有纽约不同于所有这些城市。当我动身前往这座城市前，是万万不可能理解的。
在丹麦的海尔辛格大学时，我的英文与文学艺术的老师是理查德，他是英国人，曾久居澳大利亚。他思想左倾，是澳大利亚土著人权利益的捍卫，对澳大利亚的白人政府有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青年人的愤怒。当澳大利亚庆祝建国二百周年时，在海尔辛格安祥宁静的小镇上，他组织了一批学生上街游行，我仍记得那天他神情严肃，认真而诡秘。
他在文学课上教授讲解鲍勃·迪伦的歌曲，其中一首长长的歌曲叫《朋友》，有诗体的歌词，以我浅显的英文水平，竟也被感动得无以复加，我记得他事后对我说“我知道你是懂他的，我感觉得到”。自此之后，他常常唤我去他的寓所喝酒，用不多的英语交谈，用印制着代表他贵族家族姓氏的超大啤酒杯喝酒。他极为神经质，当得知在英格兰的弟弟遇害身亡之后，沮丧悲哀，竟割腕自杀未遂。
我们一起去哥本哈根，他说要带我去看看资本主义的另外一面。我们去了博物馆，那里正好有文森特、凡高、保罗和高庚的展览，我们沿着哥本哈根古老的市区散步，一起浏览那些波西米亚聚集的地方。他说哥本哈根有个自由城，那里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毒品，大麻是完全合法的。光顾那里的瘾君子多是教授、工程师、大学生、知识分子，当然还有朋克。
我们在火车站附近选择了一家小小的上空酒吧，一进门，他便向柜台边的两位女侍者介绍“他叫Ma kelu，是从红色中国来的。”我上他课的第一天，他曾对全班的各国同学说：“这里是丹麦，在这里人们永远随身携带的一件东西是这个。”说着便发给全班每人一个精巧的啤酒开瓶器。
此时我眼前出现一个怪异的场景，理查德还是一派的英国绅士，我傻呵呵地着一身牛仔服，而吧台后面的两位女侍者下身穿着短裙，上身则完全袒露，两人的乳房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晃来晃去。我稍觉怪异，却也无甚不适。理查德逢人就会说到我要到美国去，似乎是他要到美国去。两位女侍者都是在读的大学生，他们的话题充满了对欧洲与新大陆之间的社会、文化的比较，理查德总会说到文学、艺术与诗歌，而两位女侍者，对这些话题也有着深刻的见解。
丹麦的啤酒很浓，我们都喝了很多，由于谈话语言的渐渐艰涩，我听他们的谈话颇感吃力。紧靠里面的一间房没人，光线暗暗的，却传来一声声鞭挞的声音，我踱步过去，进到那间屋里，墙角一只黑白电视机正放着两个女人施虐与受虐的场景。两人都穿着深色比基尼，一女执鞭一女匍匐，似乎享受着被鞭挞的快感。我生平第一次见此场景，除去不解与好奇，一阵生理厌恶。几分钟后我回到吧台前。两位女侍者很自然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并无轻佻，与理查德严肃而悄声地交谈着。
离开丹麦之前，一群日本同学为我单独举办了一场晚会。理查德又在和平学的课堂上，向全班同学宣布：“Ma kelu要去纽约了！”他反复强调“纽约”，似乎是要送我去前线作战。他割腕未遂那天，我和几位同学老师拦阻、簇拥着他，他脸上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沮丧，交给我一件纯羊毛毛衣，语重心长一语双关地说：“Take it with you, the NewYork is cold！”（带着它，纽约很冷！）一件很漂亮的毛衣，他说毛衣的图案是英国的劳工画家劳瑞的一幅油画，接过毛衣那一刻，我心中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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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魏小峰、艾未未一同乘坐地铁，来到了纽约哈陵区。未未几乎从不会来到这里的，他声称：“曼哈顿的十七街一下可以找到全世界的服务，足以处理生活中所有的事务。”当我们刚刚从地铁站钻出地面，未未警觉地提醒我们说“你看，这就是哈陵区。”眼前一位年青人跑过的身影，紧跟着，一个黑人男子追赶着、叫喊着、手中挥着一把“Box Night”，一种割纸箱用的刀子，二人飞似地跑过，消失在黑暗中。
我们来到131街，林琳的寓所。这是一套几家合用的公寓。房子极其便宜，才百多元一套，一分摊每家月租不过几十元。这一带的居民多为黑人，也有许多其它少数族裔的穷人。楼房墙皮油漆剥落，污迹班班，楼道灯光昏暗，当我们走进他们居住的房间，才意识到这里人们生存状况的拥挤、狭窄。
林琳夫妇的房间仅能容身，仅能放一张单人床，床头上方的书架堆满了书，很有一些重量极的书，最大的客厅是合用的工作室，地板隆起，裂开缝隙。林琳面目清朗，来自上海，从他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从我们仅有的一两次短暂的会面，我对他充满敬意，且有好感。他与他的好友、同是来自上海的艺术家赵穗康和张建军一起就读于位于曼哈顿二十三街的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在美国学艺术很奢侈，学费不便宜，他们需要用街头画像或打工的钱来支付学费，完成学业，我能想象其中的艰难。
纽约视觉艺术学院通常代表着纽约艺术动向的最新的潮流与趋势，而那个年代，正好是新表现主义的尾声，纽约新绘画的领军人物是朱利安·施纳贝尔、巴斯奎特、大卫·萨利、罗伯特·朗戈、辛迪·沙曼等一批八十年代起来的年轻人。后现代主义思潮方兴未艾。
林琳的作品能使我想起巴斯奎牙与朱利安·施纳贝尔，我能窥见他的热情与野心，画面上嵌着一块块一尺左右长的橡胶轮胎，每幅画成为厚重的立体画面，似乎毫不透明的工业油漆，淋淋洒洒地覆盖了整个画面，从中我能感觉到哈陵区、布鲁克林区、布朗克斯区那些到处废墟般的街道，街道上到处寻得到废弃的汽车残骸与车轮轮胎。寂廖的街道上行走的一脸冷漠的黝黑人体散发出的浓浓的非洲香料与熏衣草的混合气味，一些失业无助的人们聚集在街头。不远处一家修车行的隔壁上，满是描绘黑人生活的颜色浓郁线条粗犷的涂鸦与壁画，车行门板洞开，空荡而幽深，库房的尽头传出黑人男性的爵士，与布鲁斯音乐，嘶哑而哀怨的吼叫，我听不出那是BB·King还是Miles Davis。
7
我把家里的电视机、录像机搬到了街上，在西四街与第六大道的夹角处的便道上，反复播放过去几天各大电视台关于林琳遇害的新闻。我们分头向路人募捐，来帮助他的家人，投入为林琳伸张正义的活动中去。9月18日，我们与亚裔反暴力联盟联手组织了游行示威，长长一队警察摩托车开道守护，从东四十六街第八大道的梅尔福德酒店门前出发，一路手执横幅标语，来到位于曼哈顿中城最东侧的市警察局门口对面。在场的中国画家中有许多我亲近的朋友：郝兵，张宏图，艾未未，钱大经，林圣元，魏小峰等。倪军用英语向公众做了演讲，许多美国艺术家与亚裔、西班牙裔、黑人艺术家也都参加了这次亚裔反暴力大游行。
这种抗争、呼喊的方式在我居住纽约的十八年中，时有发生，日有所闻。而艺术家反对暴力、反对歧视、争取言论自由、生存自由、反对警察骚扰街头艺术家画像与卖画谋生的诉求与抗争，在90年代中以及后几年更为激烈。1993年反对纽约警察骚扰、拘捕街头艺术家谋生自由和90年代中对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以及纽约警察局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律诉讼，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一直闹到最高法院，几年之后终于艺术家获胜，获得了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以及在纽约街头展示与谋生的权力。
我们继续在西四街有街边篮球场的街边画像。那几年艺术家越来越多，几乎排满了从西四街到西三街的东面便道，最临近马路的都是本地黑人与非洲的新移民，他们贩卖非洲香料、香水及首饰，最可爱的是几个黑人流浪汉，每晚天色将暗，他们便会身著各色西服，提着手杖来到街边（反正他们有的是不知从哪里捡到的旧西服供他们穿），地上的手提录音机播着黑人爵士乐或者加勒比地区的节奏，随着Bon Marly的乐曲，挑逗性地与围观的路人互动。
但他们的营生是卖旧书与捡来的杂志，主要是那些成人杂志，花花公子或是其他性爱的杂志。他们迅速地将它们摊在地上，一两美元一本，但他们的心思似乎从来没在生意上，挣到几块钱了，就早早把杂志收进啤酒框里，藏到不远处的靠墙的树丛后面，一人分得几块钱各自分开。不难想象，他们会转身来到四街的华盛顿广场的街角，把全部挣到的钱换来一小塑料袋大麻，或者去了第二大道二街西南把脚那家狭小简陋的、喷满涂鸦的工人阶级与朋克光顾的酒吧。那里啤酒两块钱便能买一杯。可能，可能……太多的可能，使我羡慕与惭愧的是，我们这些黄面孔的家伙们都是贪婪而又要面子的，即便已经来到街头，什么时候我们敢载歌载舞？什么时候我们也引吭高歌？什么时候又舍得喝得大醉，享受周末村中的夜生活？又可曾慷慨解囊、散财接济那些已丧失生存能力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们……每个人都焦急地等待，热情地拉客，忍辱似地低头作画，碰到挑衅者没事般地一脸堆笑。我常常为此而难为情。
但我很骄傲我身边的这几个哥们儿，不屈服命运的血性。孙思翰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是上戏一拨拨学子里面的英俊小生，个子高高，仪表堂堂，招致他的摊位常有许多女士就坐。他父母都是绘画的教师，八十年代初便来到美国，那时也以此为生。他的技艺显然没有任何专业可言，也没有任何专业造型的基础的痕迹，却总能画得很像。他每每正襟危坐，画具摊开，画样、价格表一应俱全，他从不主动拉客，有人砍价，他总是摇头拒绝。即便这样，他的座位上永远不断有女孩坐下，与其说他得以凝视端详这些美妙女子的花容，不如说这些好色女子如愿地在饱餐他的秀色。
那时我们都傍成一团，一字排开，一个个酷得要命。宝琦来自西安美院，由于长期健身，体格壮硕，肩膀宽厚，他深知自己的优势，站立时两臂有意地稍稍向外自然下垂，他总是身穿皮夹克，更增加了双肩的宽度（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身著黑色皮夹克，登一双长筒马靴或高跟的翻毛牛皮工作靴）。他之前从洪都拉斯去到加州，在种植园工作过，后又在饭店炸鱼，显然深受加州拉美人的影响，留着一头卷曲的长发。他下笔中规中矩，造型准确而结构又结实，但致命的是他画中所有的人都是一种表情，严肃木然。不过，宝琦本人却是个活宝，很好玩儿，能吃苦且本性善良。他有时还常常穿一件米色卡其布四只口袋双肩佩带的夹克，领子又尖又大，不知是因为卷曲的背头发型还是着装的缘由，常常被人误认为南美人或哥伦比亚的毒枭，或来自墨西哥城……
而师哥是真正不明国籍的人。师哥叫李组明，上海人，性情儒雅个子瘦小，面目非常清秀，五官的骨骼非常有型。他蓄须蓄发，头发出其的柔软，炭一样漆黑。和我一样，师哥也是自学非科班出身的画家（我从他画像的手法技巧就能揣度出来）。
师哥那时是个异常严肃的满怀宗教感的画家，他在九十年代初期的画作常常使用综合材料，用笔用色都很重，冷冷的，是一个崇尚艺术的神性的使徒。一度与几个美国艺术家合用一个画室，画室位于布鲁克林百老汇大道的一座厂房内，隔出一小间便是睡房，窗外便是轰轰作响的地铁高架路。他的寝室充满神秘感，床高高地架起，一只小沙发，极其简单的家具，他在那只老旧的电视屏幕上用胶带满满地贴了一个十字，瘦小的身体埋在沙发里，两只手臂几乎要高举平放在沙发两侧扶手，说话时缓慢而又肯定。师哥那时喜欢穿一身黑，黑色紧瘦筒靴永远绑腿，衬衫掖进裤子里，你可以想象那副场景，再加上长发黑须，你能得到的便是一个不明国籍的人。
你无法得知他的文化背景，他的宗教信仰，他是否有功力，甚至年龄……无数黑人对他恭敬有加，都称他为“Master”（师父），认为他功夫高深，不是凡人。他刻意摆姿站桩，调整呼吸，声称在“吐出俗气”。我常见他们和他握手寒暄，他也就愈加向对方倾倒而笑容可掬，殊不知他只是勉强有缚鸡之力。
小峰和方子都是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而功心是首师大美术系的，出国前已是教师，我常常看到他在西村的路边迅速地用彩色粉笔造型。他标准学院式的素描功底使我为之侧目，虽然多年来不屑于这种技巧与与训练。功心很敏感，常常在有无生意之间注意着周围发生着什么。当初我刚刚从缅因州到纽约，荷包空空，坐到街上开始挣钱的时候，还不认识他，也不懂规矩，但能感觉到他警觉的目光。我把肖像价格压低，连续以十美元的价格搞定三十块钱之后，便从一个黑人手里买下一件韩国出产的旧皮夹克，之后我又挣得几十元，立即买了一部电话座机。功心频频往我这边张望，怏怏地欲言又止。当然是我严重违规，犯了忌；这要遭万人捶的。很快我意识到了。
当我们日后都做了朋友，功心告诉我这一切时，已经是付诸笑谈了。
小峰极其聪明，他英语流利，衣装入时，思维跳跃，联想能力远超出常人，是我们这帮人里被认为最能融入美国主流价值观和主流社会的。他那时的女友是现在的前妻，台湾出生美国长大，思想前卫，是个多媒体实验艺术家。可怜的小峰也得朝那方面靠拢。之前他也混迹于街头，和我们一样，没大出息，我曾亲眼得见他画像时的非常独特而有趣的故事。现在他在一家设计公司任职，收入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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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昏黄的路灯下，西四街的性商店门外，宝琦即将画完一个女孩子，她的父亲正在画家身后，他注意到宝琦旁边的另一位中国画家更不同凡响；小峰画像不用画架，只是一本画夹上一本雪白细腻的素描册，他手中一把削得尖尖的炭笔，一上手便利索地将两只眼睛画得晶莹剔透，通常他会在黑色瞳孔上面两点高光。他的身边聚集了很多围观者，随后见他逐渐往四周扩展，往下推由眉弓，鼻梁至鼻翼，人中再到嘴唇、下颚，最后才勾出脸的外轮廓……那位父亲注意到小峰身后越来越多的围观者，开始对宝琦即将完成的肖像提出异议，说宝琦画得不像，不用再画下去了。这时宝琦已接近结束，其实画得很像。几经交涉无效，女孩的父亲要求先让小峰再为他的女儿画一幅。而小峰画画的有趣之处才刚刚开始。
人们逐渐发现透明白皙的脸，开始有了挺直的鼻梁，丰满的鼻翼，但接下来是稍长的人中和嘴唇，再接下来是明显被再度拉长的方方的下巴，由此整张脸的轮廓被再度扩大，而且还是那样的白皙。头发乌黑，晶莹剔透的眼睛。一张清秀的面孔由此而变得古怪。这使得围拢过来的人群渐渐散去，女孩的父亲失望之余渐渐冷静下来，近乎难为情地恳求宝琦再让他看看他女儿的那幅肖像。
小峰在工作室里的想象力是要远胜过宝琦的，他在九十年代有一系列的作品，将书籍切割交叉后做成的雕塑，再不同码放，与数码科技的电脑合成的大幅合成喷绘图片，想象宇宙爆炸、人类迁徙月球等场景，充满了实验性和想象力，是小峰特有的聪慧。
艾未未在任何地方都是传奇式的人物。我没到纽约之前，张伟在来信中反复提起，我便印象深刻。在我们奋战在格林威治村的那几年，未未始终是最淡定的，他每天工作的时间是固定的，他每天拉着拖着他的载着画具的行李车，从东村的七街一直走到西四街，往往九点便到，这时大多数中国画家经过通宵的工作还在梦乡，格林威治村街头行人稀疏，他和几位美国画家便已经摆起画具，在靠近四街口的最前端，他通常一边用彩色粉笔画着，一边悠闲地和被画的顾客聊天。当天色刚刚暗下来，不管生意多好，他总是准时收拾家什，安然地往东村回去。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可鲁，早来，早来能画彩色的。”那时画一幅黑白素描是15美元，而画一幅彩色粉笔肖像是30美元，当你面对第一个客人的时候把价格降到25美元，通常客人便坐了下来。
几位美国艺术家永远是架子十足，气定神闲，每个人都是一幅专业画师的风度，但功夫却远远不如中国艺术家们。两方倒也相安无事，但时而会听到他们抱怨中国画家们把价格压得太低。
在街头画像，你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面对的顾客更是五光十色，街头混迹的，寻衅闹事的，同行及附近店家，同是街头谋生的，同命不同行的……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哥们儿个个酷得要命，如果有人因为什么事遭遇刁难、非礼，或有闹场者，就会立即应声而起，抄起家伙一拥而上。这种自发的保护在纽约街头险恶的环境下是绝对必要的。
那时曼哈顿几处地方街头的艺术家已超过百人，各色人种，柏林墙倒塌后不久蜂拥而至的，多是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东欧各国的，还有阿尔巴尼亚和前苏联的功勋艺术家，像马克西莫夫这样的艺术家大有人在。其中那位阿尔巴尼亚的官方功勋艺术家的写实技巧非常了得。可能都是来自共产主义国度，一样的背景经历，一样受过意识形态的艺术教育，一样的对事物的感同身受，一样的自卑与人穷志短的宿命，一样的经历着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与中国艺术家朝夕相处，生活上相濡以沫，生意上相互合作，二十年来成为佳话。
被警察骚扰、拘捕、没收画具，几乎是街头艺术家每个人的恶梦，大家都被公园局的保安驱赶，被制服或便衣的警察盘问拘捕、驱逐。每天时代广场上演着猫捉老鼠的把戏，频频地换地方，艺术家一直要等到入夜11点以后，才可以在百老汇的人行道上摆摊儿。其他各种营生的小贩们也同时出动，让时代广场成为喧嚣的罗马集市，这样我们要在这里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种才算挣到了钱。
每到深秋，天气转冷。高楼飓风吹透衣服钻入骨头，瑟瑟缩缩的我们几乎入春以来从未歇过周末，是的，我们只有在夏天的周末才容易挣到钱，我们不放过每一个周末挣钱的机会，这样，冬天才可以在工作室冬眠。
至今记得最初在街头工作的日子，人海之中的茫然，不情愿的吆喝，廉价地为几美元讨价还价，路人最常见的避闪的神情。你卑微地工作，卑微地等待顾客的一声认可，凌晨你收好画具，拖着疲惫的身躯走下地铁，夜间的地铁已班车稀疏，满是黑灰，肮脏破旧的纽约地铁，从隧道一头传来音乐声，一支凄凉的萨克斯悠扬哀怨，一个孤独的黑人老乐手，整个车站空空荡荡……猛然间，隧道一阵风起夹杂着灰尘，列车轰然钻出隧道，呼啸着将一切其他声音淹没。待到列车远去，昏暗的站台又只留下了孤独哀婉的音乐声……你蜷缩在车厢的一头，警觉地注视着车厢里的人们，当车厢空荡下来，从前面车厢流窜过来一个黑人流浪汉或几个西班牙裔或一个喝得大醉的白人，都会增加你的恐惧。你慢慢克制不住困意……迷糊中列车死一般地一动不动，你抄起家什走出车外却不知身在何处，这时天色已微明，你被通知列车夜间改道。你被迫来到了布朗克斯或是曼哈顿东河上的罗斯福岛……那么再往回走，继续等待，然后再换乘列车。当你再次钻出地面，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向住处，天色早已大亮。初阳的光芒，铺满你疲惫而又惨黄的脸上。这不是浪漫的描述，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日常。
平心而论，街头的艺术生涯，帮助了无数在外游荡的我们。画肖像使我们在异国他乡能独立生活，供养我们的生计、画室与画梦。我曾在柏林看到同行的年轻人的无奈与焦急，走投无路时极度的沮丧。我以仅有的能力帮助他们度过难关。我也曾鼓励同车的国内来的长号手，走下柏林的地铁吹奏，当他第一次赚到四十马克后，我听到他兴奋地与他国内的妻子声泪俱下的通话。这使他从灰心绝望中恢复生存的勇气。
不是每个人出国都会得到贵客的礼遇，不是每个人出国能够拿到全额奖学金，或得到各种机构的邀请，不是每个人出国都功成名就，也并非每个人可以轻易进入名校的大门。但每个人都应该自立，养活自己，并能够兼顾他人，这是真实的人生，之后我们才会有内心的自尊与自由。每当我回望那些曾在街头日日夜夜为生计毫无畏惧地挣扎的人们，对他们都充满敬意。
—— 完——
马可鲁，当代艺术家。1973-1974年在北京文化宫美术学习班学习，1989年于美国斯古海根绘画雕塑学校进修，1989-1990年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学院。多次在国内外办个展、群展。
本文节选自《马可鲁：纽约往事·殤城》，有删节。
题图为90年代中的纽约街景。本文所有图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