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4日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逝世50周年纪念日。这位英国前首相被很多人视为史上最伟大的英国人。

毋庸置疑，对英国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的领导在鼓舞国人士气并最终带领英国赢得对德战争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在滩头作战，在登陆地作战，在田野、在街头、在山丘作战。我们决不投降。”

“让我们承担起义务，让我们牢记，如果英国和她的联邦可以长存千年，到那时人们仍会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于2002年发起的“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投票中，丘吉尔凭借其在英国人心中的伟岸形象，力压莎士比亚、伊丽莎白女皇、撒切尔夫人、牛顿和达尔文，当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但在另一些英国人眼里，曾在政坛叱咤风云近70年的他，也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丘吉尔在一些问题上的言论，仍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中心(Churchill Archives Centre)主任艾伦•帕克伍德(Allen Packwood)对BBC说：“丘吉尔获得完全的偶像地位是件危险的事情，”这种形象将“减损他真实的人性”。

比如，在丘吉尔心中，种族也有高低尊卑之分。1937年，他曾对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说：“我不承认（我们）对美洲红色印第安人和澳洲黑人办了大错事。尽管事实上的确有一个更强大、更高等级的种族，一个世界上更富智慧的种族来到这些地方取代了他们，但我不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件不好的事。”

丘吉尔还曾提倡使用化学武器。在1919年担任英军陆军和空军大臣期间，他曾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使用化学气体这方面显得如此谨小慎微。我强烈赞成对那些不文明的部族使用毒气的做法。”

“从道德上说，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因为丧生的人数会降到最低。此外，不一定要使用最具杀伤力的毒气——可以使用那些不会对大多数人造成永久性严重伤害后果，但足以使他们感到身体不适并传播一种活生生的恐怖氛围的毒气。”

在印度开展“非暴力不合作”的“圣雄”甘地也是丘吉尔的眼中钉、肉中刺。1931年，丘吉尔在评论他的这位反殖民主义对手时说：“看到这位煽动性的律师如今以一个苦行僧的形象半裸着上身迈步走在总督官邸，我就感到烦恼和恶心。”

在另一个场合对内阁官员讲话时他说：“不应仅仅出于绝食的威胁就释放甘地。如果他死了，我们就将摆脱一个坏人，一个帝国的敌人。”

1942年2月，蒋介石飞赴印度会见同为反帝国主义者的甘地，以争取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支持英国对日作战。美国学者陶涵(Jay Tarlor)在一部研究著作中指出，尽管中方以此对盟国反法西斯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丘吉尔对中方正式访问“英王的印度”却与“近乎造反者”会晤大为光火。

对伊斯兰文化，丘吉尔的一生历程中也显示出截然不同的两面。1899年，在参加英国与苏丹的战争后，丘吉尔在他所著的《河上的战争》(The River War)一书中写道：“伊斯兰教到底给信众施加了怎样的诅咒！除了狂热的激动，还有宿命论般的冷漠。”

他写道：“没有远见的习惯，懒散的农业系统，迟滞的商业模式和财产的不安全遍布伊斯兰世界”。不过学者指出，这本书可能特指苏丹的马赫迪教派。

然而，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时隔八年后丘吉尔家人写给他的一封信显示，丘吉尔着迷于伊斯兰文化，家人甚至担心他会转向伊斯兰信仰。

1940年，丘吉尔的内阁曾拨款10万英镑在伦敦为印度穆斯林修建一座清真寺，不久后他对英国下议院说：“我们很多来自东方世界穆斯林国家的伙伴，已对这份礼物表达了极大的感激。”

确实，丘吉尔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比很多人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丘吉尔档案中心主任帕克伍德说：“丘吉尔是个极为复杂和矛盾的传奇人物。他一生中一直在这些矛盾中搏斗。”

在谈到二战时期的丘吉尔时，帕克伍德表示，他“在打一场全球战争，每时每刻都要处理互相冲突的优先顺序和需求。这些情况极其复杂，不断变化”，作为领袖和最高决策者，他无法把所有事一碗水端平。

喜欢研究历史的丘吉尔曾说，“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写出来”。而他也说过，“如果纠缠于过去与现在，我们将失去未来”。

对为处理这些矛盾而带来的烦恼，丘吉尔有他的领悟。“当我回顾所有的烦恼时，我想起一位老人的故事。他临终时说，一生中烦恼太多，但大部分担忧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发生过。”

1965年1月24日，这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首相去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