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统一全国，国民政府正式定都南京，北京遂成为了人们口中的“故都”、“旧都”和“古都”。从1928年到1949年，北京以北平相称，电影《邪不压正》的故事发生在卢沟桥事变（1937年）前夕，正是故都的北平时代。

在原著作者张北海笔下，传统和现代，市井和江湖，最中国的和最西洋的，在此融为一炉、杂糅共处，显示出了“一种特殊的现代性”。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跨过一个个屋檐，踩过一片片灰瓦，走过一条条胡同，路过一墙墙爬山虎，让观众借由他的视角一览了民国北平的独特风光。其实，早在我们开始怀恋彼时彼城的容貌之前，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为北平心醉神迷了。日本文学家谷崎润一郎曾于1918年和1926年两度造访中国，他在文章中写道：“要了解西方还须得到西方去，要了解中国还须得到北京去。”

假设我们寻到了一种方法，能够穿越回1930年代欣赏电影里那般北平风光，我们又要如何游览这座城市？有哪些城楼、街道和院落不可错过？那些历史建筑里藏着怎样的故事和秘密？这里有一份民国北平不完全旅游文化手册。

下了火车 前门始游

1930年代从外地坐火车赴京的人一定会经过正阳门，因为前门火车站就位于此。北平城由北面包含皇城和紫禁城的内城和南面外城组成，内外两城连在一起，如同一个凸字形。南城墙的三座城门——正阳门（俗称前门）、崇文门（俗称哈德门）、宣武门（俗称顺治门）——构成了联系内外城之间的交通要道，由于地处城中心而广为人知。正阳门是南城墙的中央大门，坐落在故宫的正前方，是北平最重要的城门和地标。

正阳门和箭楼之间最初有一座巨大的U形瓮城。北门位于城楼下方，正对着宫城的正门大清门（现为中华门），与北门相对的南门位于箭楼城台中部，面朝护城河桥和前门大街。瓮城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火车站，它们曾给这里带来相当大的交通压力，为此，北京政府委托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制定改建方案，以调节前门及其周边的交通。改造从1915年开始，于1916年完工，虽然最初因市民担心破坏城市风貌而面临重重质疑，但的确有效改善了交通状况。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清楚地记得，半个多世纪以前他乘火车达到前门车站时的兴奋心情：“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可以料想，初到北平的人往往都会被它们的宏伟华丽所震撼，若是登上城墙，则能饱览北平的全景。瑞典艺术史学家喜仁龙（Osvald Sirén）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中对内城墙做出了这样一般描述：“黄色屋顶隐藏在茂密绿叶之间闪闪发光的宫苑和庙宇，覆以蓝绿琉璃瓦的华丽宅邸，带有开放柱廊的红色屋宇，百年古树下的灰色小茅屋，商铺林立、伫立着色彩明丽牌楼的生机勃勃的街道，以及一块块有牧童放羊的空地——所有这些景象都映入你的眼帘，它们就在你的脚下。”

墙是中国城市给人最直观也最强烈的印象。喜仁龙认为，中国北方城市的一面面墙整齐划一地分隔出城市的各个区域，守卫着人们的生活。墙外是单调和空无的街道，只能看到高度大小不一的弧形屋顶，其间点缀着树梢，“你能偶尔听到钟声或者游商的敲锣声，但人一走过，深邃而凝固的寂静就再次袭来。这儿没有生命和美的迹象，因为它们都藏在了墙的背后。”谷崎润一郎对中国城市夜间的深深高墙和人迹杳然亦印象深刻：“在中国，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一到夜晚就非常冷清。街上既无电车行驶，也无明亮的路灯，一片寂静，每户住家都被厚重的墙壁或石垣围了起来，看不见一扇窗户，窄窄的门扉都由门板关闭得紧紧的，从里面透不出一丝亮光。”

在这样一种宛如时间静止的氛围下，北平被认为是一座宜居的宁和之城。民国著名散文家、儿童文学家倪锡英曾于1930年代出版了“都市地理小丛书”散文集。“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当他在北平初住下的几天，便会觉到生活上的种种便利和舒适，再住下几天，简直便会留恋着不想走，”他在《北平》中写道，“而一旦离开了北平，生活在别的一个环境中，那么便会不断的眷恋着北平的生活。”

倪锡英认为，和光怪陆离、日新月异的上海相比，北平之美正在于它的静——当人们在其他大城市追逐着新潮流和物质享受的时候，北平人可以放慢脚步欣赏前朝遗迹和山水庭园。在政府南迁之后，虽然北平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但是，因为大批社会精英离开，物价水平降低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在他看来，在北平150万人口中，前朝遗老、满清旗人、退休官吏、政府要员、富商阔人、文人学子和普通市民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各有各的活法。

登高望远 需上钟楼

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城市中，市中心最主要的街景往往都有钟楼和鼓楼，一般来说，重要的大道都会发端或相交于这两座建筑。鼓楼击鼓定更、钟楼撞钟报时，极有规律。按照清代的报时方法，每晚定更（即一更，19点-21点）和亮更（即五更，3点-5点）先击鼓后撞钟，期间二至四更只敲钟不击鼓。定更时城门随着钟声关闭，亮更时城门随着钟声开启。击鼓和敲钟的方法相同，俗称“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如此两遍，共计108下。李天然藏身钟楼时的敲钟口诀与操作方式于此相同。

北平的钟楼和鼓楼位于皇城北边不远，处于离东西城墙几乎等距的位置上，在北平内城的中轴线上遥相呼应，正南方即为景山、故宫、正阳门。《马可·波罗行记》曾提到元大都内的钟楼：“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宫殿，中悬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在北平时期，钟鼓楼的位置不完全在城市中央，这是因为元大都的北城墙曾向北移动约五里，其南城墙位于北平南城墙以北一里多。如果考虑到城市布局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钟鼓楼的确占据着元大都的中心位置。

北平的钟鼓楼分别建于两个不同的时期。钟楼完全是砖结构，建有乾隆时期风格的汉白玉拱券和栏杆及极有装饰性的女墙。钟楼于乾隆十年（1745年）的一场大火后重建，其前身建于15世纪初的永乐年间，取代了处于稍微偏东位置的元代钟楼。鼓楼的宽度是钟楼的两倍以上，大体上仍算是元代建筑。

从钟楼向南望，可以在比鼓楼更远的地方看到一座白塔。那是位于北海琼华岛上的一座藏式喇嘛塔，建于顺治八年（1651年）。远远望去，白塔如同一尊白色的古代花瓶，塔基是四方形的，下面是一个圆墩，墩上是一个圆形的细颈，顶上有花篮般的装饰物。在塔基处瞭望北平全城景色之美，是许多人游览白塔的最大心愿。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曾于1923-1933年间在北京、山东、 江苏、浙江、广东、香港等地漫游，在游览北京期间，一位久居北京的日本朋友带他来到白塔，告诉他这是自己陪人游览北京时的首站，好教人形成对这座城市的大致印象。“我们站在白塔下的坛座上，7月上旬的炽热的太阳将整个北京投入了熔炉中。在巨大的熔炉中熊熊燃烧的，是苍郁的树木。城区和宫殿几乎都掩映在树木之中。”

在《北平风物》一书中，1949年后旅居台湾的老北京陈鸿年赞叹了在白塔向正南偏东方向眺望的绝妙景色：“若是赶上天儿好，碧蓝的天，好太阳，照着紫禁城的皇宫内院，各屋顶上放光，金黄黄的，照得人眼花缭乱，就这一点，叫人眼睛睁不开的光辉，任凭您在中国任何一省，去找吧！再没有这种伟大，也再没有这样的景色。”

越过皇家宫殿的金光再往远了看，映入眼帘的便是大片大片连绵起伏的灰色屋顶了，宛若一阵阵凝固的波涛。精巧的四合院与胡同就这样，鳞次栉比地隐藏在重重叠叠的弯曲屋檐下。据史料记载，元代北京有“三百八十四火巷”，即有384条胡同。因为胡同具有防火的功能，因此别称为“火巷”。到了明代中期，北京已有1200多条胡同，清代光绪年间增至3050条。到了1950年代，北京胡同总数有4000条之多。因此北京有句俗话：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赛牛毛。散落在几千条胡同中的四合院同样数量众多。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组成棋盘式的城市格局，我们虽不能像李天然那般上房“跑酷”，但总可以在胡同和院子里走走停停、吃吃喝喝。

六国饭店 吃完再走

胡同里吃得不满足，就上六国饭店，也就是电影里朱潜龙、根本一郎、蓝青峰、交际花唐凤仪、美国医生亨德勒聚在一起喝酒的那个饭店。

六国饭店洋溢着浓浓的西洋风情，它所在的东交民巷正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被迫对外开放的中外交流桥头堡。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位于宫廷广场（今天安门广场）东侧，1715-1865年期间共有15批传教士团来到北京，住在这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条约，清朝允许欧美列强在北京设立使馆，派驻公使。各国陆续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驻京的欧美外交人员开始增多。1901年后，根据《辛丑条约》，东交民巷完全成为了外国人的办公和生活区，北京各种职业的外国人群明显增加。

1935年，中国形势暂时稳定下来，日本蚕食中国进入一个“间歇期”，红军又在偏远的陕北地区活动，北京的外侨数量明显增多，比1927年多了一倍，达到了4081人。在北京工作的外侨中，商业人士最多，这反映了民国初年中国民族经济、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历史事实。教师人数自1915年后也逐渐增多，这是因为北京大中学校聚集，有较强的外籍教师需求。欧美医务工作者的数量也在增加，他们普遍在协和医院等外资医院工作，就像李天然和他的养父亨德勒那样。

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建筑基本上都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重建的。据出版于1922年的英文旅行手册《Peking, 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介绍，该区域修建了大批欧洲货美国建筑，在各个方面满足了侨民的需求，包括教堂、银行、商店、医院、俱乐部和饭店宾馆等。“每一栋建筑都试图展现大洋彼岸其本国的一些元素，因此这些来自美国、荷兰、意大利、日本等的‘碎片’紧挨在一起。”

六国饭店的前身为Grand Hotel des Wagon-Lits，建于1901年，因生意平平重新募资改建，吸纳了英、法、美、德、日、俄六国资本，改为“三层砖石结构的法国古典主义样式，底层处理成揩油券窗的坚实基座，顶部覆有高高的孟莎式屋顶”。在1905年重新开张时，六国饭店拥有200余套客房，是当时北京最高的洋楼之一，也是欧美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之一。在东交民巷使馆区放松对中国人的出入管制后，六国饭店甚至成为政治避难所，收容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上层人士。

洋市民们给北京带来了诸多变化，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通和医疗。民国时期，在汽车还未普及、道路还未修整之前，北京欧美人士的主要出行工具是马和人力车。根据出版于1938年的《Laughing Diplomat》一书的记载，他们“骑马去跑马场，去西山，去颐和园，甚至在北京城内也骑马往来，比如去天坛或北堂”。大约1917年以后，北京街头的汽车渐渐多了起来，大多分布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周边的东四牌楼、王府井大街、西单等区域。洋人将行车交通规则引进了北京，“红灯停绿灯行”、汽车按马路交通指示牌行驶、汽车避让行人、不能酒后开车等等交通规则，都是先在东交民巷使馆区订立实践，然后推广至北京全城的。另外，欧美教会及欧美人士对北京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北京的欧美医院，如妇婴医院、同仁医院、法国医院、德国医院等多为教会所创办，分布于东交民巷使馆区及附近区域。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喜仁龙就曾感叹，现代建筑或半西式建筑正在破坏这座风景如画的美丽都城。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穿越回1930年代的北平，或许还来得及看一眼他所说的如画美景吧。

参考资料：

《秦淮之夜》，【日】谷崎润一郎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3月

《中国色彩》，【日】村松梢风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3月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瑞典】喜仁龙著，后浪出版公司/西川人民出版社 2017年7月

《北京的洋市民：欧美人士与民国北京》，李少兵、齐小林、蔡蕾薇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北平风物》，陈鸿年著，九州出版社 2016年2月

《我们的老北京：古稀土著的京华琐忆》，李维基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5年7月

《都市地理小丛书：北平》，倪锡英著，南京出版社，2011年12月

《邪不压正中的民国味：姜文选择的这个饭店，除了喝酒还有凶杀和谍战》，国家人文历史，2018年7月16日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