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记者 吴昊
家住浙江义乌、从事餐饮工作的余琼(化名)近日被某催收公司的“呼死你”呼叫“轰炸”,不敢开机。
今年6月,余琼向某网贷平台借款4000元,期限一个月。借款到期当日,余琼的电话及其手机通讯录上的所有电话都被该网贷平台的外包催收公司列为电话骚扰对象,并将其中的大部分电话设为“呼死你”攻击的目标。
余琼遇到的事情并非个案。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仅7月1日至7月14日,在聚投诉平台上因受“呼死你”骚扰的投诉有61起。
“呼死你”,又称作网络电话自动追呼系统或手机轰炸软件,利用通信费低廉的网络电话作为呼叫平台。
360手机卫士安全专家葛健介绍,“呼死你”最早是城市管理者和电信运营商联合推出的,用于治理街头小广告,使广告上的电话不能正常接听,但如今却被大量用于各种恶意的网络攻击。
除了“呼死你”以外,其他形式的骚扰电话也不乏少数。360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通过360手机卫士拦截的骚扰电话全年共计380亿次。
一个脚本便可实现“呼死你”
在余琼被第三方催收公司列为催收对象后,余琼及其亲友的手机便一直处于被呼叫状态。
无奈之下,7月12日,余琼用第三方软件设置了“呼死你”防护。当天,防护软件拦截到222次“呼死你”骚扰呼叫。法治周末记者联系余琼时,其电话需在拨通后再拨“58#”方可正常通话。
中国联通集团信息安全部工程师赵晨斌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呼死你”的成本极低,通俗的做法是利用互联网服务提供语音验证码的功能。
若某个人想要实现对某用户的呼叫“轰炸”,只需要获取被攻击用户的电话号码,然后编辑一个脚本,并通过一种违法的高频呼叫设备运行该脚本,模拟被攻击用户在同一时间、密集地向不同的网络服务者,如淘宝、百度、新浪等提交网络注册申请,然后获取语音验证码,使得被申请注册的网络服务者向被攻击用户频繁发送语音验证码,而被申请的网络服务者只能看到一个正常的用户向它申请正常的注册。
葛健介绍,“呼死你”实际上是因部分网络电话服务业务不规范所致,攻击者恶意使用网络电话服务平台批量拨打骚扰电话,就形成了“呼死你”业务。
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对法治周末记者解释,“呼死你”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固定号码进行呼叫“轰炸”;另一种是利用网络拨号或虚拟改号软件拨号进行“轰炸”。他认为,利用“呼死你”占用他人电话通讯通道,侵犯了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通讯自由权,但若监管机构想要对使用“呼死你”的行为追责,不仅困难,而且执法成本很高。
中国移动客服反复推销流量套餐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些催收公司对被催收人员及其通讯录电话的骚扰以外,运营商也会为了推销电话套餐,反复拨打用户手机。
法治周末记者搜索新浪微博发现,吐槽同一天被中国移动反复推销流量或宽带等套餐的网友比比皆是——“为什么中国移动每天那么多骚扰电话,不是改套餐就是推销宽带?”“中国移动能不能不要再骚扰我了,同样的套餐一天推销三遍了。”
家住北京的李风(化名)也有类似困扰。
除了使用中国移动的电话卡,李风还办理了电信的无限流量业务,故平时关闭了中国移动的移动数据,但中国移动客服却频繁向李风推销省流量套餐业务。
7月1日,10086客服拨通了李风的电话,称中国移动数据中心观察到他每个月的流量仅1G,“担心”他不够用,建议升级流量套餐。李风随即明确表示不使用中国移动流量,无需升级流量套餐。
但李风挂了电话不久,又一个自称是与铁通合并后的中国移动数据中心的10050电话打了进来,该客服人员依旧“担心”李风的中国移动卡流量不够用。李风再次告知不需要。
此后,李风依然时不时接到10086的推销电话,有时还会以“回访”名义打过来。
是骚扰还是服务?法律难定义
工信部负责垃圾短信治理的相关人士此前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骚扰短信有《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规约束,但骚扰电话仍然缺少相关罚则。
项立刚分析称,骚扰短信可以通过甄别短信字符进行筛选,但对于骚扰电话,在我国除了国土安全局和公安机关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对他人电话进行监听,所以工信部和运营商都无权对骚扰电话的内容进行甄别。
7月11日,工信部公告称,工信部已联合十余个相关部门制定了专门方案,近期即组织开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例如,加强通信业务和资源管理,严控骚扰电话传播渠道,防止通信资源被用于营销扰民,并通过多部门联合行动,强化源头治理,规范各行业商家的业务推销行为,整治营销扰民乱象。增强技术防范能力,加强骚扰电话的预警、监测、识别和拦截。
不过,在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投资金融律师董毅智看来,目前,若要追究拨打骚扰电话行为的法律责任,虽然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五款中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但“发送”的范围是否包括骚扰电话、何种程度属于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还缺乏相关法律来明确。
对此,项立刚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宪法赋予公民通讯自由权,反过来监管部门也很难干涉电话销售平台拨打电话,且电话推销本身也是一种提供服务的行为,对于运营商而言,它无法确认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用户是否需要他们推销服务,虽然在用户不需要时的推销会被认为是骚扰,但一旦用户当时需要,则属于提供服务。“所以,一方面运营商无法确认用户是否需要;另一方面用户也难以证明向其拨打的电话确实对自己造成骚扰,这是治理骚扰电话最大的难题。”项立刚说道。
仅靠电信行业规范很难治理骚扰电话
“如何定义骚扰电话,是治理这类问题的关键。但目前来看,短期内恐怕很难作出定义。”项立刚对法治周末记者称。
董毅智则认为,除了催收以外,大多数骚扰电话的目的在于推销产品,故可将骚扰电话的类型区分开,不能笼统地定义何为骚扰电话,应当分别由不同行业建立罚则来规制、治理。
“例如,在私募基金行业,依照金融行业相关法律规定,私募基金从业人员若向其他公众拨打推销电话,本身就是违法违规行为,只能联系私募基金公司自己的客户;在保险行业,内部管理规定对于哪些电话必须拨打、哪些电话不得拨打以及哪些电话可以拨打都有规范,而且电话号码的来源也应是合法的。”董毅智进一步说道,“此外,另一类骚扰电话是触犯刑法的,如诈骗、淫秽和恐吓等,这类电话自然会交由公安司法机关进行侦破。”
董毅智称,涉及到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骚扰的,如“呼死你”、虚拟网络拨号等,虽然都是为各类骚扰电话服务,但由于涉及到技术层面,所以可通过电信行业内部监管来约束,而对个人电话的骚扰,可通过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规制骚扰行为。
在葛健看来,骚扰电话绝大部分是商业广告,商业利益的驱动是根本原因。所以,整治骚扰电话不能仅从运营商入手,还应对骚扰电话的源头,即骚扰电话拨打者,进行控制和处罚,并加强对网络电话服务平台的管理。但目前,在具体执行和司法取证层面还存在诸多困难。
董毅智也认为,骚扰电话给手机用户造成的实际损失很难量化,执法部门很难权衡执法成本和骚扰电话带来的损失。
责任编辑:马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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