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立佳

编辑 | 馨羽

博物馆由爱米尔 吉美创立，吉美是法国里昂工业世家吉美家族的继承人，但他对艺术的兴趣显然要大大超过他所继承的家族事业。29岁时，吉美游历埃及、意大利、希腊后，沉醉于于古老的宗教文化，并开始收集与其相关的艺术品。此后，吉美又从日本开始了他的首次亚洲探索之旅，探究古老神秘的东方宗教文化。从日本到中国，再经斯里兰卡前往印度南部，这次旅行之后他决定要建立一座博物馆，不仅用以展示收藏，还要以此为基础深入地研究他所感兴趣的宗教文化与艺术。

博物馆最初建在里昂，吉美还同时出版发行了一本名为《宗教历史》的学术期刊。之后，吉美将博物馆搬到巴黎，成为法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此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博物馆的建设和藏品的研究工作之中，从策展到收藏领域的开拓，直到1918年离世。

在吉美生前，博物馆就开始大量地接受来自各方的捐赠，从法国考古队在亚洲各地的挖掘成果，到私人捐赠，藏品的数量一直在持续增长中，直到1945年，法国国有博物馆收藏大规模重新组合。吉美博物馆将其埃及部分转让给卢浮宫，后者则把亚洲艺术部分做为回赠。吉美博物馆因而成为首屈一指的亚洲艺术博物馆。

吉美博物馆馆藏的中国文物，几乎跨越整个中国历史，包括刻本、书画、玉器、青铜器、陶瓷器、饰品等，远到春秋战国，近至宋元明清，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文化瑰宝在这里均可见到。时间跨度从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十八世纪的清朝，几乎涵盖了整部中华文明史。

在吉美博物馆的藏品中，来自中国敦煌的文物也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这批文物均来自伯希和，他从中国带回的文物有绘画220卷、木雕21件以及三角幡头、纺织饰品残片、丝锦和竹编经帙等。

公元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今第17窟）被打开，秘藏千年的珍贵艺术绢画与敦煌文书同时出土，由此轰动了整个世界。这是中国乃至世界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是人类文化艺术史上永载史册的大事，它使得大量8-10世纪的绘画作品得以面世（一般统称为“敦煌遗画”或“敦煌绢画”）。

敦煌绢画是以丝织品为原料，采用天然的绘画原料，运用传统工艺绘画技法而绘制的国画品系。敦煌莫高窟出土的绢画，内容极为丰富，有各种佛像、菩萨像、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画像和装饰图案画等类，它们色彩沉稳，质感厚重，具有神圣的禅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人类文化遗产的稀世之珍，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杰出贡献。

敦煌绢画的创作时间上至初盛唐，下至宋中晚期。这正是现存绘画作品较少的时期，正好弥补中国绘画史上唐代卷轴画真迹的稀缺。而且其上书有大量供养人及绘画发愿文题记，可以作为参考当时社会状况的历史文献。

敦煌绢画历经千年，大多保存完好，色彩鲜艳如初。绢画大多写实繁复、线条严谨，却丝毫不见匠气，而是充满了生动自然的神韵。绢画画面精细、一丝不苟，线条流畅、圆润秀丽，色彩雅致宁静，意境深远，画中菩萨彩带飞旋、衣裙飘逸、眉目传神、姿态各异，与敦煌壁画形成互补关系，共同构成敦煌绘画艺术的整体。

莲华部八尊曼荼罗图详解 八世纪唐代絹本著色  

尺寸：88.0×60.0 cm

可惜的是，这些艺术珍品一出世就同敦煌文书一起流失海外，现大多流散于英国、法国、印度、俄罗斯等地，少量为中国国内所藏。伦敦大英博物馆、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为收藏敦煌绘画品最多也最为集中之处，总共有近千件。

 阿弥陀西方净土变图 唐代彩绘绢本

法国吉美博物馆馆藏敦煌绢画220卷，在这些浩渺如烟的艺术宝库中，有三件出自敦煌盛唐时期的作品极为珍贵，一幅为《阿弥陀西方净土变》绢画。这幅八世纪初的作品，被认为是描述极乐世界最早的一件画作。画中阿弥陀佛居中，上为华盖，两旁侍立观音、大势至菩萨，下方舞乐齐奏，前方的莲花宝池有众多化生童子嬉戏其中。整个画面色彩斑斓，堪称杰作。

普贤菩萨骑象幡画 唐代绘画  绢本设色  

尺寸：50.6 x 13.4 cm

《普贤菩萨骑象》幡画是敦煌莫高窟第17窟出土，线条运笔流利，色彩鲜艳，普贤菩萨正面坐于六牙白象背上的莲座之上，菩萨头戴三珠火焰宝冠，身佩项圈及璎珞。双手胸前结印，身披绿色披帛，顶上有华盖、头光及身光。六牙白象足踏四色莲花前行，转头回视，眼神安详。此画幡设色鲜丽，整体颜色对比强烈，为八世纪下半叶之作。

行脚僧像 九世纪 唐代彩绘绢本 79x53cm

《行脚僧像》也叫“云游僧图”、也有称“宝胜如来像”，可能是受当时唐玄奘取经的故事影响，此内容是敦煌当时流行的主题。在敦煌遗画中有十二幅相同题材绢画或纸画，其中英国斯坦因收集二幅，法国伯希和收集有七幅，其中三幅收藏在吉美博物馆，四幅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大谷探险队收集有二幅，其中一幅收藏在韩国中央博物馆，另一幅收藏在日本奈良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画面描绘赤足芒履的行脚僧人，背负满载佛经的行笈，身伴一虎，表情坚毅，日夜兼程，踏云而行，反映了行僧的艰辛与执著。

华严经七处九会变相图 十世纪 五代绢本彩绘  

规格：194 x 179 cm

还有一幅大型绢画《华严经七处九会变相图》也颇为珍贵，创作时间为十世纪五代期间，此画卷人物众多，线条细密流畅，色彩瑰丽，构图谨严。佛像则姿容丰美，宝相庄严。在每一会的上方二侧均绘有精美的飞天，衣带轻盈，翩然欲飞。令人叹为观止。更为惊奇的是此画历经千年，依旧色彩靓丽，画面保存完整。

地藏菩萨十王图 北宋绢画  敦煌莫高窟第17窟出土  

绢本设色        规格：138 x 54 cm

提及法国吉美博物馆的敦煌藏品，伯希和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如同斯坦因之于大英博物馆。但与斯坦因在国内一面倒的强盗恶名不同，伯希和却是毁誉参半，他本身是举世公认的汉学泰斗，甚至有人称他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不仅推动欧美汉学界加深了解认识中国学术文化及学者，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伯希和与中国结缘，由来已久。伯希和1878年生于巴黎，先入巴黎大学修英语，后转到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导师沙畹是那一时代的汉学巨擘。1900-1903年间，伯希和三次受该校派遣前往中国考察，收集了大量古物古籍，并与收藏保存者如左宗棠的后人等有所接触。1901年，年仅22岁的伯希和受聘为远东学校教授。

伯希和第1窟（敦煌第138窟）左壁壁画

1906年，27岁的伯希和带领着军医路易 瓦朗和摄影师查理 努埃特，三人组成探险队前往中亚和中国进行考察，并在1908年抵达敦煌。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1902年公布的中亚探险成果震惊世人，已经过去了几年，伯希和以为藏经洞中的宝物早已被盗掘一空，但当他见到那位看管千佛洞的王道士、并被带往藏经洞参观时，伯希和大感惊讶，他看到上万卷古代经文仍旧被叠放在洞内墙边。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发给伯希和的护照

后来的故事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关于他如何糊弄王道士以顺利卷走三千册敦煌文献的故事。伯希和在藏经洞中待了三个星期，凭借微弱的烛光翻阅书卷，基本上对藏经洞所剩全部挑选了一遍。他说：“我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件主要的东西。我不但接触了每一份手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

伯希和第1窟（敦煌第138窟）内照片

伯希和在藏经洞中精挑细选出的文书均为学术价值极高的绝品。因此后人总结，从敦煌流失的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而藏于法国者最精，而吉美博物馆就是这批“最精”的敦煌文物的收藏地之一。另一批极具研究价值的经卷文献则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

在伯希和翻阅藏经洞遗书的同时，还让随行的摄影师努瓦特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给莫高窟当时已发现的所有洞窟都照了相，共376幅。这些图片共有六大本，以《敦煌的洞窟》为名，于1920-1924年在巴黎出版。这是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最早出版物，对我们今天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是因为在伯希和离开敦煌几年之后，当白俄士兵被拘留在那里时，千佛洞的石窟艺术曾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伯希和正在藏经洞挑选经书

另外，伯希和还详细查看了千佛洞的洞窟，对每个石窟都做了描述，特别是详细地记录了洞窟中的壁画题记。长期以来，由于莫高窟不断遭受人为和自然的破坏，洞窟的许多题记已模糊不清，甚至什么也看不见，因此，伯希和的这些记录，就成了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敦煌学，特别是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伯希和第1窟（敦煌第138窟）右壁壁画

伯希和的声名鹊起虽与敦煌遗书关系密切，却并非依赖垄断材料。作为国际汉学的领军主帅，其过人头脑和深厚功力，一开始便令中国学术界刮目相看。尽管中国学者与伯希和的交谊缘于敦煌文书，但对此依然心情复杂。一方面是敦煌学史料流落国外的痛心疾首，但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与此重大新发现结缘，又由于伯希和，不仅因此而保存了一批劫余文物，更得到精华副本来归的希望。况且留存文物遭劫更甚，反不如法国保管之善。加上伯希和为汉学专家，与斯坦因、华尔纳等不同，确能以学者态度对待秘宝，傅斯年曾撰文代伯希和辩解，呼吁：“论伯君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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