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狱中书信集》：反抗时代的希望宣言|界面新闻

很难相信《曼德拉狱中书信集》（The Prison Letters of Nelson Mandela）的编辑，萨姆·文特尔（Sahm Venter）在计划出版该书时，并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从开始收集、编译书信到出版，已有将近十年时间，这些书信在2018年看来却仍能引起强烈的共鸣。曼德拉对言论自由、警察如何对待抗议者、监狱的人性，以及出于政治利益而煽动种族分裂者的关注，同今天出版的任何一本主流著作都能无缝对接。但或许对时代来说，最相契合的还是曼德拉自己的战斗，他要调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他相信人的内心是善良的，可是在监狱里，他同狱友们每天都要忍受非人的待遇。

这样一种战斗，许多读者在读到这本书后，都将感同身受。也许不像曼德拉所体验的那么强烈，毕竟，入狱期间，他曾在身体和心灵上遭受过巨大的折磨。今天，关于种族、性别的极端言论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世界的领导者们也不例外，想要去判断社会的道德指针变得越来越困难，想要坚守希望同样不易。这本书信集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在我们最需要希望的时候，它给了我们新的希望。

这些书信是为不同的人所写，包括他的家人、朋友和监狱长官，是曼德拉一生光辉思想的见证。其中，可以看到曼德拉和美国参议员保罗·桑格斯（Paul Tsongas）之间的友谊；可以看到他写给拳王麦克·泰森的小纸条，这张令人震惊的纸条是在泰森获得荣誉博士学位后曼德拉写给他的；还能看到他对伟大的艺术家、作家所怀有的深厚敬意。在一封信中，曼德拉请求书店老板将厄普顿·辛克莱、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寄给他的孩子们。在一封写给女儿的信中，曼德拉对音乐家贝多芬、柴可夫斯基，以及由当代艺术家转型为活动家的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和米瑞安·马卡贝（Miriam Makeba）极力称赞。

但是，坦率地讲，也有许多书信对于我们了解曼德拉其人，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不会有太大帮助。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月里写下的每一张纸条，从生日贺卡到写给兄弟姐妹的家庭琐事，这些如果出版了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你可能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些信件在他人看来是多么平凡。现在，将这一个月扩展至许多年，你就能理解曼德拉的书信也并不是每一封都很了不起。即便如此，抱着要从琐屑中寻觅伟大的想法，他的书信也还是值得一读。这本书信集告诉我们，曼德拉不仅有着卓越的政治策略、精明的法律头脑，他还是一位文笔优美的作家。尽管如此，曼德拉最令人难忘的地方不是他的语言有多好，而是居于他世界观核心的——他的理想。正是这理想支撑他在艰苦的环境下奋力存活，换了其他人，可能都没办法坚持下去。

例如，监狱改革已然从一个处于边缘位置的左派议题转至为保守派、自由派人士都关心的问题。但“监狱改革”这个词强调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诸如改革判刑准则，以及如何由奖励刑罚到重视恢复这样一种监狱文化的过渡。这些问题尽管都很重要，但曼德拉的信件关心的是在一个人性社会，确保犯人与外界保持联系，这同他们有食物吃、有衣服穿，并且不受虐待是同等重要的。曼德拉认为，仅仅保证犯人有必要的生存条件是不够的，要让他们有活下来、生存下去的工具，要让他们在离开监狱后还能为社会做出有益贡献。

尽管曼德拉在信件中提到过自己是如何被剥夺基本的食物、衣物、水以及必要的医疗护理（考虑到监狱长官会故意惩罚犯人，使他们生病），信件中更多的还是在讲述他所遭受的“心灵迫害”，以及随之带来的绝望感。心灵折磨一个最厉害的办法是，狱卒会故意将囚犯与家人、朋友之间的信件留在手中，或是毁掉，或是以审查为由过度删减。这些行为并非狱卒随意为之，他们清楚支撑犯人活下去的是希望，是犯人与亲友之间的联系，如果把这联系砍断了，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毁掉犯人。

在一封写给朋友彼得·威尔曼（Peter Wellman）的信中，曼德拉这样说：“我想让你知道，多年的监禁生活，由不同的人所传达的带有希望或良好祝愿的消息穿过层层铁墙到达我手中，给我带来了春日的荣光与温暖。”这也是为什么，在曼德拉被囚禁的岁月里，他想要同关爱他的人保持联系却总是被妨碍。在监狱里，曼德拉和他的狱友们寄送与接收的信件都是有数量限制的，甚至信件的内容以及寄信的人都要服从该限制。

尽管有难以想象的困难，曼德拉还是找到了办法与孩子们交流，他关心他们的成绩、兴趣和家庭作业，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努力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祖父。书信中，他记录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一次，他的孙女想要一件皮夹克作为13岁生日礼物，对孙女来说，曼德拉不是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政治偶像，他只是一个慈爱的祖父。他也会责怪自己，或者说得更清楚些，责怪自己身在监狱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孩子们如果犯了错，他没有办法在他们身边，比如有一个孩子就放弃了学业。尽管如此，曼德拉还是努力做一个好父亲，这是全书中令人深思、鼓舞读者的地方之一。

情况或许不完全相似，在美国黑人社区，黑人监禁率高，影响恶劣。对他们的孩子来说，父亲一旦入狱，基本上就等同于孩子失去了父亲。曼德拉几十年间同孩子们的通信却向我们证明，入狱并不意味着要牺牲掉父与子的关系，相反，它说明要想保证父亲与孩子之间的交流，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父亲从心底里想要承担做父亲的角色，不管面前有多大的艰难险阻，都不会改变他的这一愿望。第二点是在监狱外，需要有人愿意将确保这样一种交流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这一点其实很困难，因为我们身处一个重视惩罚而非恢复的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这样做的人至少有一位是家庭成员。

这就让我想到了曼德拉写给他那时的妻子温妮·曼德拉（Winnie Mandela）的大量信件，这些书信笔调优美、坚定不移，展示出写信者的卓越智慧。同曼德拉的其他信件相比，他写给妻子的信是如此熠熠生辉，居于他所有书信中的核心位置。特别是其中一封写给监狱长官的信，我在后文中会提到。我忍不住去想，如果可能的话，将曼德拉写给他妻子的信全部单独出版，对读者来说是否会更好。每一次我阅读它们，都会想起BBC在报道哈里和梅根举办皇室婚礼时使用的标题——“找到一个像哈里看梅根那样看你的人”。我认为，任何阅读这本书信集的人，都会渴望找到一个给自己写信就像曼德拉给妻子温妮·曼德拉写信的人。

在一封1970年写给妻子的信中，曼德拉描述了自己的一个鲜活梦境。梦里，妻子跳着草裙舞，她是他糟糕处境中的一丝安慰。他说：“我如此思念你那迷人的笑容。”在信的结尾，他写道，“那场梦是我的闪光时刻。如果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做梦的话，请为我跳一支草裙舞。我想要看到你开心、生气勃勃的样子”。那时，政府对曼德拉家人的骚扰日益增多，他的家不止一次被闯入，妻子温妮·曼德拉也被关进了监狱，并且遭受攻击。他写给她的书信由此成为爱与保护与鼓励的混合，他在信中的声音就像一位将军，他坚信自己最优秀的士兵比他还要坚强、有才能，即使他不在，她也能带领军队走向胜利。

他写给妻子的信也让我们得以窥探曼德拉本人在政治、个人层面经历的一些变化。在一封1979年写给妻子的信中，他谈及自己对许多女性领导者的看法，他戏称1979年是“女性之年”，这帮助我们理解当时发生的革命性性别政治。并非所有他和妻子的通信都洋溢着浪漫与积极力量，有一些也令人心碎，它们揭示了长时期的夫妻分离与政治迫害会对婚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曼德拉在此暗示的，正是监狱长们如何竭尽所能在他们夫妻间制造隔阂。他们会特意把抹黑温妮的文章拿给他看，与此同时，不把温妮的信件给他，有时也不把他的信寄给温妮。由此，我得以看到这本书信集中或许是最有力的一封信。

1976年他写信给监狱的主管人员，提及在监狱遭受的非人待遇，其中关键的一项就是狱卒如何干扰囚犯与家人之间的正常通信。在他入狱的14年里，人们通过拜访、写信、寄卡片以及发电报等各种形式向他表达善意、给予他支持，因此，监狱指挥官阻止通信的做法不仅仅是斩断了囚犯同外界的联系。如此行为，还剥夺了囚犯通过信件处理家庭问题的权利，让他们成为了不负责任的人。

在信中，他继续列举了其他形式的折磨，身体的、心灵的以及性虐待。在信的结尾，他写道，“试图通过任何形式的迫害来改变我们观点的做法都是徒劳”。

这封信同马丁·路德·金博士常常被人引用的《伯明翰狱中书》（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一样振聋发聩。事实上，像狱中书一样，曼德拉在信中花了20多页的篇幅用来支持人权，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深刻智慧足以令该信单独出版。我其实也有点希望如此，这样这封信就能为更多人所读，而不是隐匿在厚厚的书信集中，最后只是被曼德拉的超级粉丝们买回家。更重要的是，这封信捕捉到了曼德拉的政治哲学和观念，尽管在信中，曼德拉对虐待他的人表达了愤怒和谴责，但在不可言说的残酷行径面前，他始终没有失去表达所应有的正直、善良和礼貌。

在另外一封写给监狱长官的信中，曼德拉毫不畏惧，指出自己同律师特殊通信的权利被剥夺了。对这样的行为，他很是悲哀，“作为囚犯，我们将自身的权益委托给监狱长官们，相信他们公正无私。但是，他们的行为让我们很难再予以应有的礼貌与敬意了”。在信中，他描述了一位受同行“尊敬”的监狱长官，这位长官同曼德拉本人的政治立场完全不一样，他也从不给曼德拉任何机会去质疑他的“正直”。很难理解，对在身体和心灵上折磨他的人一直都谦谦有礼，这样做到底意味着什么。随着书信渐渐展开，我们看到曼德拉的努力确实带来了变化。在一封信中，曼德拉请求同女儿联系，帮助她解决学习上的问题。通常，这样的问题并非生死攸关之事，是不会受到监狱长官的特殊处理的。但是，监狱看守却在信上回复说，他们尊重曼德拉的要求。倘若在被监禁的岁月里，曼德拉不是抱着以心换心的态度，他又怎么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呢？

当我完成这篇评论的时候，关于特朗普的批评者，比如喜剧演员萨曼莎·比（Samantha Bee）的语言选择是否合适的问题正被大家热烈讨论。但是，在读了《曼德拉狱中书信集》后，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了新的认识。曼德拉的书信告诉我们，他相信在必要的时候人们应该采取激进的政治策略，举个例子，有一个人拿枪指着你，这时候礼貌用语并不会保护到你。他同样也相信，靠更大声说话或者使用下流语言是无法赢得辩论的。毕竟，“温柔地摧毁他们”和“残酷地摧毁他们”这两句话同时存在不是没有原因的。

值得注意的是，曼德拉鼓励他的家人去阅读著名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的巨作——《积极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多年以来，这本书一直都很流行，因为人类总是渴望寻求幸福。曼德拉的书信由此成为皮尔这本书的指南，它告诉人们如何处理并克服逆境。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曼德拉这本书信集出版前夕，继承皮尔思想衣钵的人士之一，迈克尔B·布朗博士出版了自己的书——《爱就是办法》（Love Is the Way）。同时阅读布朗和曼德拉的书，我找到了在当今社会、政治环境下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一句话。愤怒、残酷和下流话可能会在某一时刻获胜，但是，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道德世界的弧线很长，但它终将走向正义。”它也终将走向人性中的伟大力量，诸如爱与善良，而不是那些破坏性品质。成为总统的是曼德拉，而不是折磨他的监狱看守。

当妻子温妮的信件受到审查时，曼德拉给监狱长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只有一个对同胞饱含爱的人，一个关心他人的人，才能获得成功。在这里，武力毫无用处”。曼德拉对家人、祖国以及平等的热爱照亮了全书，他在四壁黑暗的监狱中步履不停寻找光芒的努力更是撑起了这本《曼德拉狱中书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