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芳芳

“人生路上，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个伤痛的无人区，但只要你坚持，每个人都能走出自己的无人区。”怀着这样的念头，蔡宇做了一件很多人想干不敢干的事——环绕拍摄普若岗日冰川。

2016年冬天，从没接触过电影制作的蔡宇带着还在读大三的导演饶子君，和一个临时组建起来的剧组，登上海拔6200米，忍受着零下40℃的极限气温，进入西藏北部羌塘无人区拍摄纪录影片《藏北秘岭 重返无人区》。

2018年夏天，这部影片获得第六届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红枫叶奖”纪录片单元-“最佳剪辑”奖项，并入围第42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近日，编剧帮采访了影片的制片人蔡宇，分享他的处女作获奖的幕后故事。

没人相信自己

那就自己拍吧

2012年，出于对西藏的向往，带着支离破碎的心情，蔡宇颇有无奈的离开中视文化高管的位置，开始了在西部漂泊的生活。四年的时间里，他走过西藏、青海等数十万公里的地方，最让他感动的就是羌塘无人区。

制片人  蔡宇

60万平方公里的羌塘，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也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的自然保护区。它完整保留了“地球母亲”的史前风貌，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生命禁区”。“羌塘是整个西藏最古老的一个地方，那里曾发现过5万年前石器时代的痕迹，200万年前可以说是一个河流密布、绿草茵茵的地方，所以它就像人类童年的摇篮一样。”蔡宇说，“它是逐渐退化成现在这样人类不适宜生存的气候，现在的它就像一个白发苍苍的母亲。”

2015年11月从西藏回到原公司，受命组建中视影业，对羌塘念念不忘的蔡宇萌生了拍摄电影的想法：让更多的人看到羌塘无人区这片土地。他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在北京向圈内人讲自己的梦想：中国没有纪实探险这个类型的电影，我们可以尝试弯道超车，却没有一个人理会，“虽然我以前也去探险，最多七天跑出去就完事了，但是拍片子是要扎进去的，这是两回事。所以没有人相信我能在羌塘完成拍摄，能够被批准拍摄，更没有人参与投资，唯一挺我的就只有力排众议的刘文军董事长，那我想就自己拍出来吧”。

第一次做制片人的蔡宇，从来没想到做一部电影有多么困难。在此之前，他想象中的制片人应该是管着钱，看看方案，和明星导演吃吃饭就可以了。如今回顾这一次的拍摄经历，他感叹，“制片人真是天下第一难”，尤其是《藏北秘岭》这部片子更是难上加难。

首先是审批难，影片中仅仅出现了几个镜头的拉萨市区，就需要各级宣传部门、各级公安机关和辖区派出所的层层批准，才有了首次360度环绕布达拉宫的航拍画面。要深入无人区腹地，必须要得到相关主管部门批准，而这一步还没走出去，对接无门的现实就把蔡宇打了回来。有幸的是，他还是摸到了一条路，最终，海南省委宣传部支持这个项目的启动，并邀请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作为《藏北秘岭》的联合指导支持单位，影片这才开始了筹备。

最终得到批文时是11月11日，影片拍摄已经迫在眉睫。虽然登山的最佳时间是5月至8月的夏季，但那个时候无人区里全是沼泽，所以12月冬季河道结冰后是唯一的拍摄窗口期。“当时我和助理高明君讨论过这样是不是太仓促了，但是错过这次必须再等一年，我们担心明年这口气泄了，所以赌了一把。”

17天后，蔡宇和高明君2人完成了电影前期筹备，立即飞到了拉萨建组。顶着制片人的名号，蔡宇把剧组里能干的全干了，“很多事我没法交给哪个执行制片人去做，因为不在西藏长期生活，对无人区不熟悉的话，根本拉不出单子。你要考虑很多情况，我当时连谁坐哪辆车都花了三天的时间反复地调整。”凭着多年来在西部积攒下的资源，蔡宇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迅速组建了一支队伍：一批常年在羌塘和可可西里专门为科考队提供保障的的后勤组，一批梦想拍摄高海拔电影的摄制组。2016年12月15日，《藏北秘岭》共聚集了48人，16辆车，向羌塘出发了。

无人区里的“独裁者”

三次想开除导演

蔡宇名义上是《藏北秘岭》的制片人，实际上是在剧组中有多重身份：编剧、策划、领队、制片人、执行制片人、外联制片、生活制片、司机、领航保障、路线研究、后勤准备、医疗供给。

对于蔡宇来说，自己首先是领队，其次才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作为领队的他，无疑是一个“独裁者”。影片中，他多次提到“这是命令”以此来管理整个剧组。他表示，在无人区必须要强势独裁，“我的独裁是被迫的，因为我的制片团队在拉萨就集体高反撤完了，我是光杆司令进的无人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和我商量，所有的决策必须我来拿，身上背负着几十条人的性命和公司的全部投资（投资制片均是中视影业），在那种极端环境下面，必须是军事化独裁。而且面对剧组里常年在西部无人区的汉子，你气势弱一点，就镇不住他们，他们说造反就造反了，那是一种博弈。”

面对蔡宇的军事化独裁管理，95年的导演饶子君不断地进行“反抗”，感到权威被挑战，蔡宇表示曾有三次想要开掉饶子君。

导演  饶子君

剧组刚进入无人区大门，就有7人因为身体原因下撤，其中就有主摄影师贵哥。贵哥下撤的当天晚上，剧组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开会，蔡宇在拉萨就要求所有人员在身体不适时立即上报并安排下撤。这样的命令实际上并未得到导演组的彻底执行，其中言辞最激烈的就是导演饶子君。蔡宇透露了影片中没有出现的一段对话。

“她说她和导演组在拉萨就想过贵哥可能会出问题，这是他的梦想，他又是主摄影，我们要尊重他的梦想。我觉得这不是尊不尊重的问题，我要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他们这样是纵容”。面对生死，饶子君风轻云淡，表示谁也不能为谁的生命负责，声称蔡宇不是真的担心贵哥，只是担心出了人命担责任。经历过生死的蔡宇无法认同饶子君的观点，“我当时就想挖个坑把她埋了。”

因为这次的争论，蔡宇对饶子君始终心存芥蒂，直到在冰洞拍摄时，饶子君说出自己父亲遇难的事情，两人才真正和解。“开始我觉得她的三观不正，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谁都没有错，90后的她从尊重一个个体生命的姿态出发，而70后的我是从团队出发，必须要约束大家。”

拍摄期间，蔡宇的军事化独裁常常受到饶子君的挑战，“在剧组里我就像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人，但是她就跟我怼，而且毫不留情面，我正说着话，她一秒钟就回我一句‘凭什么？’”蔡宇透露，饶子君在回忆录里写过这样一句话：“老蔡又耍了一波威风，我很不爽，怼了他一番。”

为了第二次送走饶子君，蔡宇请了一位长辈一大早给她在帐篷里做思想工作，没想到“叔叔”也被她怼翻了。“然后她冲进我车上给我打机关枪式的讲道理，她继续留下来还能做哪些工作，瞬间说完1、2、3、4、5点理由，最后她讲赢了。”

最后一次想开除饶子君，是蔡宇带领小分队再进无人区的时候，“我们准备拍第二部‘寻找香巴拉’的预告片，她设计了一组拍我的镜头，她吼人吼惯了，对我也吼。我立即让她停止，我说：你冲我嚷什么嚷，下去！”第二天，饶子君拿着摄像机笑嘻嘻去找蔡宇，一句“老蔡”，两人又和好了。

提到饶子君，蔡宇表示在高海拔的无人区里，每个人的脾气都会异常暴躁，两人相爱相杀，除了日常对吼，彼此又非常理解对方，如今的两人已经情同父女。

悄悄准备了480个饼子

“如果我死了电影也要拍下去”

蔡宇称自己做事喜欢独辟蹊径，又不赞同毫无准备的去冒险。为了这部影片，他时时刻刻都在做预案，保证所有事情顺利进行，并把所有风险降到最低。

2016年12月5日，导演饶子君和卢华杰在深圳筹备航拍摄影器材，由于无法空运，货运公司放假，两人只能租货车运到拉萨。另一边，蔡宇收到消息，川藏线的咽喉要道怒江大桥12月10日零点要封桥修路。一旦在这时没有通过，就要多绕1000公里的路程，而剧组已经等不及了。蔡宇一边等两位导演过桥，一边准备随时到桥头，徒步接器材过桥。最后器材车在封桥前6小时通过怒江大桥。

开机前，蔡宇带领导演组去5500米海拔住宿拉练，夜里2点，从来不高反的蔡宇突然心慌起来，感觉到自己可能要不行了，他立即告诉助理高明君两个方案，“我说你先不要惊醒别人，第一，如果待会儿我心脏真的出问题了，你就让巴桑把我往浪卡子县送，同时给浪卡子县的医院打电话。第二，如果我真的挂了，你要把这个电影拍下去。”

在出发前，蔡宇准备了30天的食物，还悄悄让后勤组准备了480个饼子和无数的巧克力和压缩饼干藏起来，作为秘密储备。他还设计了三条逃生的线路，为了省油不敢绕路。这一切都是为了大雪封山逃生做的准备。

当影片开始后期剪辑时，剪辑指导老师开玩笑问蔡宇，为什么后勤保障做那么好？为什么没有出现伤亡等跌宕起伏的情况？蔡宇笑道，我后勤保障做好了还错了？“我承认第一次做制片人没经验，可能我躲起来什么都不管，就让他们遇到危险，那样片子会好看些，但是我这是领队思维，把大家活着带进去、活着带出来。”

即使一直在做准备，也还是会有意料之外的情况。最让蔡宇头疼的是后期剪辑的那14个月，“真的是前期拍摄一时爽，后期剪辑火葬场。”由于最初的构想没有执行完成，后期剪辑也捋不出一条线索来，各方面的人都看过片子，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让蔡宇觉得受尽了委屈，最“悲惨、孤独”的时候，蔡宇一个人在剪辑台上坐了1个月。

剪辑指导老师根据蔡宇和饶子君的回忆录剪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影片，足足180分钟，是一个“菜鸟制片人老蔡成长”的故事，为此，他和剪辑指导老师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他说这个才是纪录片，我说我承认，这个纪录片在国外可能获很多奖，甚至是大奖，因为它会让评委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在无人区里的人生经历，他在生活中的各种痛苦和困惑被放大。但是商业上谁会对一个老男人自我成长的无人区道路感兴趣呢？”

蔡宇和饶子君重新梳理了片子，决定大幅度的砍掉蔡宇的镜头和戏份，呈现出了87分钟的最终版本。蔡宇称这部影片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有现实条件的限制，也有各方面的妥协，“但是可以摸着良心地说，这已经是我们剪过的40多个版本里最稳的一版了，到了第二部《藏北秘岭 寻找香巴拉》一定会比现在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