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罗盈盈

编辑 | 石一瑛

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接近尾声，时任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曾反复斟酌用什么词汇形容这一届体育盛宴，“精彩”、“杰出”不足以表达赞许，“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会”又显得太老套，他希望想出更响亮的词汇。

最终，8月24日，在闭幕式演讲中，罗格用“无与伦比”为北京奥运会画上圆满句号。自此，“无与伦比”成为北京奥运会的代名词。

除了办赛过程完美谢幕，中国代表团体育健儿的表现同样给全国民众留下无与伦比的深刻印象。

从8月9日陈燮霞摘取第1金，到8月24日张小平夺得第51金，在家门口举行的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收获51金、21银、28铜，总计100枚奖牌。金牌榜第一，奖牌榜第二，这是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长期实行举国体制和中心管理制，集中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到奥运项目中，统一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

自1988年兵败汉城后，中国代表团在奥运奖牌榜上逐届持续攀升。直至2008年，51块沉甸甸的金牌，中国竞技体育达到“顶峰”境地，体育管理体制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

当体育健儿在赛场上争金夺银，2008年，是反思和远虑出现的开始。

外界对体育体制提出质疑，指向权力过度集中的管理体系不再匹配经济社会现状，以及将中国体育发展等同于竞技成绩的错误观念。从运动项目市场化到发展群众体育，改革的呼声渐强。

2008年9月29日，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当时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目标。

至此，中国竞技体育开始迎来拐点——撤除行政色彩浓厚的中心管理制，通过“管办分离”激发市场活力，成为体制改革最关键的一步。

近两年，随着管办分离的体制改革全面提速，单项协会实体化进程加快，中国体育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阶段。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渐行渐远，10年之间，中国竞技体育将从“巅峰”走向何处？

中心管理制的前世

2008年奥运会期间，前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寄语北京奥运，“还是过去提的，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在普遍关注奖牌榜的当时，这句平淡的回应并不多见。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93年，中国体育已经第一次明确提出去行政化改革，伍绍祖正是推进改革的人。他曾将体制改革视为中国体育往下走的基础，“中国体育情况与中国社会情况一样，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伍绍祖并非体育“内行人”出身，早期曾在军队系统工作多年，历任国防科工委政委。但在其诸多身份中，中国体育事业领头人的头衔最为突出。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5枚金牌，“兵败汉城”的呼声四起。同年12月，伍绍祖临危受命，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并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不仅是中国最后一任体委主任，同时是第一任体育总局局长。

在中国体育掌门人的位置上，伍绍祖工作了11年。兵败汉城之后，中国代表团在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赢得翻身仗，这是伍绍祖被大众熟知的政绩。

在大众视野之外，伍绍祖任期内，影响最深远的却是提出体育体制改革。

1992年11月，一众国家体委领导人聚集广东中山召开座谈会。当时，伍绍祖指出，中国体育取得巨大成就，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高度集中的体育管理体系，暴露出深层次问题，如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由于这个会议具有转折性意义，后来被称为“中山会议”。

半年后，伍绍祖口中的改革苗头开始萌芽。1993年4月的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若干意见》被正式通过，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体育体制改革。

根据《意见》，改革的核心是简化体育行政部门职能，加快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

“体委不会因为失去控制力而害怕，”伍绍祖如此说道。在他的设想里，先是撤掉体育总局下属业务司，设立事业单位性质的项目管理中心作为过渡，最终变革为社会化团体和独立协会，国家体育总局仅在政策角度予以指导，实现管办分离的目标。

以足球作为突破口之后，1994年改革进入高潮，乒乓球、冰雪、水上等14个协会相继实体化。1997年底，随着国家体委撤消最后三个项目管理司，总计20多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成立。至此，国家体委下属的所有运动项目全部划归事业单位管理。

这意味着，中国体育与运行近半个世纪的旧管理体制告别。伍绍祖认为，“这是国家体委在体制改革方面迈出的重要、关键、具有特点的一步。”

与此同时，随着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体委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内部职能配置和机构人员进一步精简。

“国务院改革不仅仅是精简几个机构，精简一批人，关键是真正转换职能，实行管办分开、政事分开，这是做好体育工作的重要前提，”伍绍祖当时评价称。

实际上，伍绍祖主持体制改革时曾有一步到位的设想，快速将运动项目协会独立，真正走向社会。但大环境和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成立事业单位性质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作为过渡性时期的特殊机制。

意料之外的是，在伍绍祖的任期内，这一改革蓝图仅仅执行到半途，最终定格在中心管理制的过渡环节。

自1997年国家体育总局着手申办奥运，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圆满落幕，全国体育工作的重点围绕奥运展开，体制改革不得不被搁置。2000年，伍绍祖被调离国家体育总局，此后，袁伟民和刘鹏相继接棒。

过去长期，在奥运筹办的背景下，奥运争光计划与金牌至上的观念始终环绕，中国体育发展与竞技赛事成绩几乎画上等号。

由于改革停滞，单项体育协会与运动管理中心并未脱钩，实则“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依旧享受着政府的权力和资源，作为实权机构存在。为了提升赛场战绩，运动管理中心甚至进一步将资源集中于竞技层面，与改革前的体制并无实质差异。

尽管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圆满完成任务，以51金雄踞金牌榜首位，但竞技层面的资源投入过多，群众运动严重滞后，国内联赛的发展远跟不上中国队在奥运奖牌榜的地位。

于是，北京奥运会成绩耀眼的同时，质疑声四起。外界认为，应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体育协会，调动全民参与体育的热情，倚重市场力量发展体育——显然，这是1990年代的老话题。

与此同时，在行政与市场边界不明的管理格局下，中心管理制极易滋生腐败。一方面，体育总局下属的训练中心要承担管理之责，另一方面又插手经营领域，比如参与运动员商业活动分成。

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主办的《方圆》杂志披露，“不花钱难入选”、操纵比赛、金牌“内定”、赛事审批、经营混乱等体坛腐败乱象。文章称，种种腐败乱象，原因在于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

以谢亚龙腐败案为首，中国足坛曾长时间掀起一阵“反腐风暴”，超过50人受到法律制裁。2011年，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赵磊落马，同样震惊体坛。

管办难分的恶果全面显现，原本作为过渡的中心管理制，成为众矢之的。

北京奥运之后：重拾改革

2012年，伍绍祖去世，半途搁置的体制改革成为这位老人的遗憾。四年之后，新上任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作为接班人，试图延续中断十余年的体制改革。

“现在体育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是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严重碰撞的阶段。当下我们没有别的路子可走，还是要走改革之路，把市场和计划平衡好，”2017年3月，苟仲文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体育界别联组会议上说道。

当时，他给社会各界打了一剂预防针，“下一步要加大改革，希望各方面能够给些理解和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称，2016年末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苟仲文曾提到，“我看篮球就可以请姚明当协会主席。”当时，这句看似随意的话，却成为体育体制改革的一个转折点。

2017年2月，中国篮球协会召开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姚明全票通过当选新一届中国篮协主席。这是中国篮协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一位没有公职身份的“社会人士”担任主席职务，意味着管办分离走出实质性的一步。

作为中国篮坛成就最高的运动员，姚明的出任得到外界的信服，顺利打破改革僵局。随即，单项体育协会的实体化进程加快，郎平出任排协副主席、王海滨当选击剑协会主席、李琰担任滑冰协会主席、沈金康担任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主席、申雪成为滑冰协会常务副主席……

除了一批明星运动员上任协会领导职务，前羽毛球运动员李玲蔚升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一系列任命，打破了过去长期由现任和曾任副部级以上领导任职的惯例，诸多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等一线代表跻身体育组织领导行列。

对此，苟仲文反复强调，“要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

这些任命的意图很明确，一批成绩出色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最了解运动项目的发展，并拥有高于外行人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体育明星有着更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除了能进一步带来的市场资源，他们的身份更能令外界信服，减少改革的阻力。

即使苟仲文在改制路上不乏受争议的声音，但聘用一批专业体育界人士走进体育协会管理层，被视为深化改革过程中的一步好棋。

实际上，纵观国际体坛，运动员“掌管”协会的例子不在少数。

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是击剑运动员出身，曾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获得男子花剑团体金牌，多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前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曾是芬兰人级帆船运动员，曾三次参加奥运会。此外，以篮球领域为例，前NBA球星萨博尼斯当选立陶宛篮协主席，基里连科和特科格鲁均上任所在国家篮协的掌门人职务。

与管理中心脱钩之后，各个协会根据各自项目的市场化程度，分为三类模式。首先，包括足球和篮球在内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协会将进一步放权，由联赛公司负责联赛运营，协会则负责国家队和业余推广。

此外，国家队成绩出众但商业化程度较低的项目，比如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协会要同时专注国家队成绩和商业联赛发展，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向联赛倾斜。尚未拥有联赛且难以推进商业化的项目，比如举重、柔道，仍要在国家体育总局的扶持下提升成绩。

过去一年，各个体育项目的“老人”完成身份转变后，他们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协会内部调整。

中国自行车协会主席沈金康请来英国名帅肖恩·萨顿，出任自行车国家队主教练。中国击剑协会主席王海滨进行人员调配，亲自负责男女花剑训练，并聘请知名外教雨歌负责重剑、费雷德·里克负责佩剑训练，并且重新全面选拔国家队选手，备战东京奥运会。

在众多项目的改革进程中，姚明领导下的中国篮协最为显眼。国家队球员召集从征调制改为邀请制，“双国家队”制度将男篮分为红蓝两队，分别由年轻教练李楠和杜锋带领，队内竞争加强，让有潜质的年轻球员快速成长。

联赛方面，中国篮协增加赛程，并将商务权和办赛权移交CBA公司，篮协将履行监管、指导和服务职责。此外，中国篮协将持有CBA公司的30%股权以858万的价格让渡给20家俱乐部。至此，历经22个赛季的CBA联赛正式开启管办分离的新阶段。

上任一年内，姚明高效推动篮球项目体系、国家队和联赛的改革，赢得外界的一片认可，成为这一轮体制改革的排头兵。

“中国体育迎来最好的时代，改革是有时机的，如果我们不抓紧的话，过了就过了，”姚明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说道，“体育改革的关键是我们要跨出去，而不是停留在这去空想，我认为窗口期很短，一年左右，如果做不出任何东西的话，我们就会回到原点。”

大国到强国：探索之路依然漫长

在改革的规划里，管办分离只是最为关键的第一步。从竞技见长的体育大国走向全民参与的体育强国，竞技人才培养和全民体育两大方面仍需要长远规划。

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的同时，中国竞技体育正在探索人才培养模式。

过去长期，中国运动员的培养几乎全部交由国家体育管理机构。国家投入资金，配置教练员和软硬件设施，集中选拔和训练专业选手，运动员从体校、地方队到国家队层层递进，上下级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被称为“单轨式”的选拔制度。

近一年，跨界跨项选材成为一种新模式被运用于越来越多运动项目，在中国奥运备战中扮演重要角色。

2017年，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等四个奥运项目，面向全国各界和全球华人进行跨界跨项选材。为了让橄榄球项目在奥运会实现突破，中国橄榄球协会与三支俱乐部进行人才合作，组建出国家男女橄榄球跨界跨项队。国家花样游泳队则在全国艺术类院校中进行选材，如今已经选拔完毕。

在改革的背景下，以跨界跨项选材的方式备战东京奥运会，打通专业体育与业余体育的人才通道，被视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

在苟仲文看来，体育改革的特点是突出“开放”，把一些体育内部工作交由社会来完成，面向全社会开放选材。“我们要走出自己的体育圈子，走向社会，破除藩篱，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的动力和活力，”苟仲文说道。

除了在竞技层面有所突破，改革还要进一步发掘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激发全民运动的热情。

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19个大项、126个小项的群众项目首次跻身全运会，近8000名业余选手参赛，作为推进体育改革创新的重大举措。除了增设群众比赛项目之外，本届全运会还取消奖牌榜和积分榜，允许跨单位联合组队，邀请高水平华人华侨运动员参赛。

实际上，从1997年开始，全运会设项开始与奥运会看齐，虽然为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和奥运争光计划做出贡献，但局限于体育系统内部“自娱自乐”的弊端日渐凸显。以往全运会的争议纠纷，很大程度上源于唯金牌论的痼疾。

淡化数字崇拜和遏制功利，全运会的改变正在纠正过往“重竞体、轻群体”的方向。

“改革措施使全运会既起到引领全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龙头作用，又成为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更广泛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平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川如此阐释全运会的新定位。

8月2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2018）》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体育场地达到195.7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66平方米，全国全民健身站点每万人有3个。

尽管群众体育有所推进，但《报告》指出问题依然存在——全民健身发展依然不平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尚需完善，群众体育的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竞技体育发达的国家当中，美国和德国的体育体制具备代表性和参考价值。

美国在现代奥运史上一直创造着神话，从第1届奥运至今，美国始终保持着奖牌榜前三名的位置，同时是举办奥运会次数最多的国家，是当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竞技体育最强国。

美国体育体制属于典型的社会管理型，没有专门的体育主管部门，具体事务由社会体育组织进行管理。竞技人才培养以学校为中心，依靠学校的课余训练提高运动水平。各级学校是美国培养优秀运动员的主要阵地，以NCAA为主的大学体育输出约80%的奥运参赛选手。

德国同样是传统体育强国，它是世界上唯一曾囊括冬夏两季奥运会金牌榜第一名以及世界杯足球赛冠军的国家，这是美国和俄罗斯都望尘莫及的成就。

相较于美国以学校为中心，德国的体育体制则以俱乐部为主，同样没有专门的体育主管部门。

根据《德国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的特点研究》，自从1816年德国第一个体育俱乐部诞生以来，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至今全德国范围内拥有9万多个体育俱乐部，其中最大的俱乐部是拜仁慕尼黑，成员超过15万人。

这些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俱乐部起到重要作用，从儿童接触体育到青少年运动员选材，再到国家级运动员的管理训练，均通过俱乐部体制来实现。德国的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都建立在俱乐部体制之上，政府主要通过投资运动场馆以及资助运动员来支持。

但《论新的“举国体制”》一书中提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处在工业化中期和快速城市化的初期，没有完全具备竞技体育社会化的客观条件，不适宜“全盘西化”或全部交由社会来承办。

这意味着，改革迈出第一步之后，未来长时间内，中国体育体制仍需探索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以1990年亚运会为起始，20多年以来，中国竞技体育在十余届亚运会和奥运会上，曾将金牌战略发挥到极致。尽管中国在近5届奥运会奖牌榜上均位居前三，但在2008年巅峰之后开始下滑的态势，已经在伦敦和里约有所显现。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或许仍会在东京奥运会上面临阵痛。尤其东道主日本利用国际奥委会项目设置的机会，将其实力强劲的空手道、棒垒球等17个小项带入奥运赛场，东道主被看好在奖牌榜上超越中国跻身前三。

不过，阵痛之余，令人欣喜的是，虽然里约奥运会的成绩下滑，国内体育环境并没有过多的消极和埋怨。相较于曾经的唯金牌论，现在，人们更关注奥运选手本身，从帅气的张继科到率真的傅园慧，无论是否拿到金牌，他们依然成为受热捧的明星。

发现奥运选手的可爱之处，更关注“人”——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体育终于走下神坛，抛弃狭隘的“金牌至上”，真正走向大众的普通生活中。而这同样应该是体育改革的目标之一。

距离2022年冬奥会仅剩不到四年，北京将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个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不过，与2008年奥运会前夕相比，中国体育的大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从体制变革到奥运观念，它正在变得更加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