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开始，“京津冀协同发展”猛然向着世界级城市群的高度和方向狂奔而去，“京津冀城市群”的建设正式提上日程。

时到今日，京津冀城市群占据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核心地带，内部的城乡空间结构和人文发展肌理不断发生革新和重塑。

尤其雄安新区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加速推进，北京新机场蓄势启航，天津推动转型升级，滨海新区创新领跑……京津冀城市群是一片希望之地，三地各自升级发展的同时，也在生态环境、产业人口等层面正在迈向深度融合。

梳理城市发展脉络，厘清城市群发展方向，在观点的碰撞火花中，俯拾城市群营造的智慧理念，描摹京津冀未来的发展图景。

丝路君：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城市群是新的区域经济单元。您怎样解读城市群的概念？

叶振宇：十三五规划中，国家已经把城市群作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体空间形态。城市群的概念不是国外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学者在70年代末提出来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和湖泊研究所的姚士谋研究员对城市群的概念以及我国城市群的特征和分布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城市群概念提出的背景，是针对当时长三角城市之间联系非常紧密，而且有核心城市上海来带动，在此背景下业内提出了“城市群”这一中国城市发展模式。

至于界定城市群的概念，我认为首先关注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群”？肯定是在地理空间比较邻近，第二个就是经济联系很紧密，第三个就是交通通勤设施是互联互通的，所以才会有“高铁上的京津冀”的说法。

一般来说，城市群至少有一个到两个核心城市，而不是一堆散兵游勇的中小城市，城市群囊括不同层级的大中小城市，各个城市之间形成网络化的空间格局，进而形成一种网络化的布局形态。

城市群的发展，现在是国家在主导、制定规划，然后在国家发改委的网站上公布，比如关中天水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但真正的城市群成型不应完全靠政府规划，更应该通过市场力量来主导。目前，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些城市虽说挨在一起，但联系不紧密，严格来说就不能算在城市群里，但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往往把这种城市也纳入进来，希望能用政府引导，让市场力量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城市群发展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生产要素在城市间顺畅有序流动并实现高效率的配置。

再说到城市群的空间布局，城市群的边界实际上是不固定的，是一个动态调整的状态。一般来说，随着核心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等越来越便捷性，城市群的边界就会延展。

丝路君：当下我国正处于城市建设改革转型的重要阶段，放眼全球您认为京津冀城市群应该是怎样的发展模式？有哪些国际经验可供借鉴？

叶振宇：京津冀区域的城市在协同发展还没提出来之前，实际上联系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紧。现在进入协同发展阶段，我个人更希望它未来是一个“多中心的网络化市场化”的发展模式。

所谓“多中心”，现在我们的规划是两个核心，北京和天津是双核心，随着雄安新区崛起，到时京津冀可能出现了三个核心，并与唐山、石家庄等城市共同构成了“多中心”。

“网络化”是指京津冀城市群通过轨道交通，实现一种网络化的形态。城市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天然气管网等网络化的联系。

“市场化”就是说京津冀这种合作，最终还是要回归市场。现在是政府在主推疏解非首都功能，但我认为今后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会越来越依靠市场力量推动，如生态环境联防联控的过程中，政府是行使监管职能，排污权的转让、生态补偿、绿色产业发展等都得靠市场去解决。

至于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我个人认为京津冀城市群实际上是一个都市圈，像东京、巴黎、伦敦等都市圈发展模式比较值得借鉴，尤其是东京都市圈的发展模式更适合。东京跟北京比较接近，两者都是人口稠密，承担首都职能，高度集中了大量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占据了全国最优秀的科教资源。所以日本东京的发展模式特别适合北京来借鉴。

当然京津冀的发展可以提前规避东京都市圈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汲取筑波科学城的一些教训。

但东京都市圈的新城开发值得京津冀借鉴。首先在轨道交通建设方面，日本在新城建设时很多轨道交通是直接委托给民间企业来建设的，当然开发企业会相应得到一些地块开发来获得补偿，这样减小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第二个是产业，东京很多产业都转移到远郊的新城，但不同新城之间的产业协作与互动较强。

丝路君：京津冀城市群的建设，相较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有何不同特性？北京、天津、雄安新区三个节点城市及石家庄、唐山、保定等重点城市在城市群中的战略站位是什么？

叶振宇：京津冀跟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是有些不一样的。

第一点，京津冀的产业实际是比较分散的，各自发展自己的，在协同发展没有实施之前，大家谁也不关心谁在发展什么。但长三角、珠三角是一个相互配套的城市网络。

第二点，京津冀的整体运行，政府的力量是相对强势的；长三角、珠三角则是市场力量在起大作用，政府是顺应市场来助推市场更好的发展。

第三点，京津冀的历史演化跟长三角、珠三角有很大的不同。京津冀原来就是河北一个省，后来北京在民国时候才慢慢独立出来，天津原来是河北的省会，后来河北的省会搬到保定，又搬到石家庄，所以京津冀城市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像长三角这么密切。

一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双核只有北京、天津两个核心，直到去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设立雄安新区，我预期，未来可能在一个程度上雄安将成为一个新核心，也就是“双核”会过渡到“三支点”，整个京津冀的框架就比较成熟了。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雄安新区主要带动的是河北区域，因为北京、天津已经是原来的“双核”了，雄安新区最直接作用的是河北。但国家对河北雄安新区的定位很高，是继深圳、浦东新区之后的又一个承担国家重大战略的新区，我个人认为它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带动整个河北，而是能带动整个中国。

北京、天津、雄安新区三个支点一旦确立，像石家庄、唐山、保定也会晋升为节点性城市，唐山主要带动河北北部，石家庄带动河北南部，保定和雄安刚好属于中部。因为雄安新区是从保定下辖的三个县分出来的，将来雄安跟保定应该是抱团发展的，而不是各自为政，所以我们考虑保定，实际上是希望把它跟雄安新区深度的融合发展，将来就会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个核心城市。

丝路君：您认为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发展，能不能比肩长三角、珠三角甚至超越？

叶振宇：这个我们以经济模型推算过，雄安新区成型之后，京津冀城市群的科教和科技创新资源至少能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北京的高校、科研院所数量领先全国其他城市，北京拥有的国家实验室数量是上海的两倍还多。此外，北京还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众多金融机构的总部都在北京。

现在北京有不少高校和央企资源有意下来到雄安新区布局发展，未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目前还是政府在引导推动，今后市场的力量能发挥足够作用的话，京津冀城市群应该是发展前景巨大的，成为未来中国一个大的增长点。

丝路君：北京确定在2018年至2020年的三年间，建设京雄发展走廊和京津发展走廊的目标。您认为两条发展走廊的内容是什么？发展方向是什么？如何实现？

叶振宇：京雄发展走廊（雄安新区没批复之前，一般叫做京保石发展带），是围绕京广高铁这条线。京津发展走廊是围绕京津城际铁路这条线，亦庄也被囊括进来了。

京津发展走廊的设想提出来比较早，最初的想法是把北京跟天津的产业优势对接起来，北京的科创资源丰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以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桥头堡，与天津滨海新区对接的发展带。

京雄发展走廊，之前被业内叫京保石发展带，前期主要靠北京的疏解效应，向雄安新区重点疏解科研创新资源和机构、企业总部，壮大雄安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并向保定周边区县疏解制造业，进而形成一个“雄安搞研发和总部、保定搞下游制造”的协同配套关系。

京雄发展走廊上还有涿州、高碑店等一系列中小城市，这些中小城市原先自身产业不强，而且是各干各的，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通过发展走廊的设计规划，能让这些区域之间的分工协作更加紧密。现今涿州、高碑店的很多产业都是北京搬过去的，是跟北京科技创新资源相互配套的，或是服务北京消费市场的，它的生产发展实际上是围绕首都北京来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生产企业也会升级生产设备，引入自动化，淘汰落后的生产线和产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在消费市场，举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人在新发地买的果蔬，以前都是直接从山东寿光运过来的，现在这个产业链条前置在了高碑店，也就是在高碑店新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新发地”。现在果蔬运到高碑店进行清洗后再净菜进京，这样北京就是把一道环节疏解了出去，减少了果蔬垃圾和车辆等交通压力。

丝路君：京雄发展走廊建设，如何统筹好人才、产业、金融和生态的关系？

叶振宇：一般来说，统筹人才、产业、金融等，前提是要有一些项目过去，这些项目会吸引人才进入，生态属于环境配套的模块，是逐步在做的，但目前雄安新区还没形成市场主导的大规模项目发展。

第二个要好的政策，看国家会赋予雄安新区什么样的政策倾斜？企业看重的肯定是利益，过去企业可能看重自贸区这种平台，因为可以通过平台来享受好的政策。那么雄安新区呢？要考虑能给入驻企业什么样的发展平台，哪些好政策。

雄安新区的发展应该多培育、引入中小企业，以提升区域的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

京雄发展走廊建设过程中也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1、预防区域间的恶性竞争，避免搞零地价竞争等；2、建立比较好的协作，河北省和北京之间要在政策、政府层面建立好的沟通机制；3、产业要有所限制，不要再搞一些重化工产业。

丝路君：雄安新区从规划之初便提出“绿色智慧城市”的发展思路，雄安绿色城市建设有哪些特性？该如何更好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

叶振宇：绿色城市肯定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重点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水，雄安新区发展一开始就要把水治理好，而且不是治理一个白洋淀、一个污水池，而要把整个河北的水系治理好。因为白洋淀的水是来自于河北的九大水系，也就是常说的“九河下梢”，白洋淀本身地势低洼，单治理白洋淀没有用，所以要先把九条河治理好才行。

第二个是生态涵养，提高森林覆盖率。雄安新区属于平原地带，不像有山有水的地方植被丰富，就要建设绿色走廊等绿化工程。

第三个是雄安新区原有县市的污染产业转型。比如雄县有大量塑料、橡胶企业，安新的有色金属冶炼、制鞋等，都是需要治理的。

如何发展雄安新区“绿色智慧城市”的示范效应？第一是把白洋淀治理好，因为白洋淀是个很大的且交错的水系，这在国内甚至全世界也是少见的。第二就是雄安新区的环境规划要比其他地方做得领先超前，包括区域整体规划都要做得更有超前性。第三形成一系列治污的龙头产业。污水治理需要相应企业和技术支撑，所以希望雄安新区建设能培育出一系列环保服务型企业，将来这些企业通过治污，有了一定积累之后，能走到全世界去。

还有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因为治污涉及到河流的上下游，那些群众和村庄，怎么合理搬迁，上下游怎样联动治污等，希望能有体制机制上的创新。

丝路君：雄安新区内现有的中小企业应该如何处理？

叶振宇：应该淘汰掉一批，保留升级一批。要淘汰掉是那些严重影响环境的，要保留升级的是比较成规模的企业。保留中小企业就是保留企业家精神，而且能有效解决就业民生，不应该一刀切地到期关掉，而要留出转型升级的空间。

丝路君：如何让平底而起的雄安新区成为对标新加坡等国际花园城市的具有创新聚集效应的城市，着力点有哪些？

叶振宇：雄安新区对标新加坡，首要的是先把规划做好，好的规划是最重要，特别是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规划一定要具有超前性。第二个就是新加坡规划是“先地下后地上”，先把地下的轨道交通、地下管网等规划好，再进行地上建设。现在很多城市建设前地下规划没做好，先建地上，然后再来下挖搞地下管网，这样其实很浪费。

再有，就是还没规划好的，就留空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就这样干起来的，新加坡的规划就做得比较超前。还有块地规划做什么，就只能做什么，不能随意改动。

还有就是城市管理。雄安新区今后是两类人主导：不超过200万的雄安新区原住民，还有新进入的200万外来创新人才，我们预计雄安新区未来人口在400万左右的规模。这两种人群对城市管理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雄安新区的城市管理一定要有创新。

停留在乡村的原住民，管理重点是让他们安定下来，转变他们的素质和理念，这个需要下大功夫。现在乡村振兴战略，能带动一批农民变成市民，当然还有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但农业应该是生态友好型的。

新进入的创新型人才，一定要采取国际化的开放型的城市管理，而且要做好信息化。所以雄安新区的城市管理更多不是靠人来管理，而是靠大数据等技术性手段，比较低端的工作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去干。

最后，雄安新区要有明确的产业发展战略。新加坡在每个阶段要干什么非常清楚，雄安新区也应该是这样。根据《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显示，雄安的产业不可能一步到位，会在每个阶段有所侧重。

雄安新区更重要的是，在未来将形成一种绿色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可以推广到其他城市；雄安新区制定的规划要有推广价值，其他地方也可以借鉴参考；雄安新区建设采用的新技术，比如绿色低碳建筑、污水治理等也是可以推广的，可以在全国起到示范效应。

丝路君：雄安新区的崛起，不会不像北京初期发展阶段对周边区域形成虹吸效应？还是拉动周边片区的同步崛起？

叶振宇：规划角度看，雄安新区崛起是不希望对周边区域产生虹吸效应的，而是对周边板块起带动作用，雄安新区的发展情况跟北京是不一样的，所以发展思路要做一个大的转变。

雄安新区本身是吸引全国范围内好的资源，包括北京、深圳、上海等城市的优秀人才和企业，在世界上对标的是硅谷、以色列。

至于人才这块，以前河北的大学生都聚集到北京了，现在雄安新区的崛起是“曲线救国”的模式，优质人才不用再来北京，而是到雄安新区去，慢慢还是会留在河北。另一方面来说，雄安新区的人才战略是站在全国、全球的高度，吸引全球的高新技术人才，而不是吸引河北本地的人才。我们希望雄安新区的人才是国际化的人才，因为我研究过硅谷的人才结构，硅谷百分之四十多的从业者是在海外出生的，雄安新区要建一个创新中心，至少有20%是海外的人才。

【采访嘉宾简介】

叶振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布局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秘书处负责人，兼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雄安发展研究智库）日常管理。近年来主要从事京津冀产业转移协作、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阶段评价、新型产业布局形态等现实问题研究，同时也关注城市产业布局动态、微观集聚经济等理论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