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星谢霆锋近日在某娱乐节目中说了以下一段话，引起热议。他说：“其实说实话都已经有点厌倦现在非常流行的韩风，我觉得男生也该找回男生该有的荷尔蒙。”谢氏这种对娱乐界当下流行的年轻日、韩式男明星的批评并非新鲜论调。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业内业外人士表达了类似不满，如导演冯小刚就曾怒斥年轻演员“太娘了”，并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们“搔首弄姿，欲盖弥彰，想脱又不敢脱，你以为是开窑子的？”电影《建军大业》的拍摄上映期间，叶挺后人叶大鹰在其微博上指责“女里女气的小鲜肉”扮演叶挺以及其他历史人物是对革命者的羞辱；因《战狼》而大火的男星吴京也曾直言，所谓“男人就应该爷们”……

一时之间，关于当下占据银幕的年轻男演员“娘”“女里女气”以及“没有血性”的批评渐渐喧哗。此类批评表现出的往往是对于传统两性性别秩序“混乱”的不满，与之伴随的，是对社会风气“堕落”的哀叹、对民族与国家即将陷入危机的想象、对旧日阳刚男性气质的怀念。在批评者的理解中，男性气质就应该是阳刚、血性、果断与暴力。他们通过这一系列话语与想象的混杂而建构起的主流男性气质又被他们认为是自然且本质的。但事实是否如此呢？这套话语体系背后，暗示着男性气质场域中怎样的斗争关系？“少年娘，则国娘”这一集体主义的恐吓背后又潜藏着什么逻辑？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娘”和“女里女气”为什么就是一个坏词呢？

“娘”与“阳刚”：主流男性气质的变迁

R.W.康奈尔在《男性气质》中指出，男性气质并非天生之物，而是与性别（gender）一样都在后天的社会文化中产生。康奈尔把男性气质分为四种，分别为“霸权性（或支配性）”（Hegemony）、“从属性”（Subordination）、“共谋性”（Complicity）与“边缘性”（Marginalization）。这是康奈尔通过把阶级、种族和性别关系融于一体所开创出的对于男性气质的动态分析结果。

近代主流男性气质也是随着不同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着的。在盖尔·比德曼（Gail Bederman）的著作《用种族和“文明”重塑男人身份》一书中，作者分析了当代我们所使用的支配性男性气质（Hegemony）的来源与特点。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底层无产阶级兴起，比德曼指出，“从1820年代起，劳动阶级粗野男人身份提倡者嘲笑中产阶级男人气质是脆弱的、娘娘腔的，而高尚的中产阶级男性则反过来鄙视这种粗野的劳动阶级男性风气为粗糙、落后。然而到1880年代时，当维多利亚男人气质削弱的时候，很多中产阶级男性开始觉得这种粗野的劳动阶级男性特质极其具有吸引力。”随着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权力角逐，最终“粗野的劳动阶级男性特质”登上历史舞台，并在之后成为西方霸权性男性气质，而“阳刚”的男人也便由此中诞生。此后，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建构进一步奠定了阳刚性男性气质的主流地位。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人为了反叛其父母们那种典型的战后中产阶级政治及性别观念，开始尝试更多样的可能。嬉皮士风格在年轻人之间蔓延，消瘦清癯的身体、喇叭裤以及涂脂抹粉的长发男生开始出现在公园、街头以及形形色色的音乐节现场。贝托鲁奇2003年的电影《戏梦巴黎》和李安2009年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中，展现了年轻男女对性/性别、性取向以及性别气质的探索，以及他们对于另类生活的激进想象与反叛。此时，流行于年轻群体中的主流男性气质并非阳刚，而是带着阴柔与颓丧。我们能从朱利安·杰拉德在2010年根据20世纪80年代英国新浪漫时期最具号召力的流行偶像、以男扮女妆的形象惊艳歌坛的乔治男孩（Boy George）事迹所拍摄的同名电影《乔治男孩》中看到当时英国年轻人对于传统性别气质的激烈突破。而这一切也随着其后政治与经济的变化而出现新的发展。

及至八十年代，随着西方政治-宗教保守主义的回归，传统性别观念再次成为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美国，里根的保守政府宣扬家庭价值、传统男女性别气质，对女权运动和性少数群体进行限制与打压；与此同时兴起的是一个被称作“神话诗学”的男性运动（Mytho-poetic Men’s Movement）。在参加这一运动的男性看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男性开始对自身定义感到迷茫，所以他们利用神话、诗歌甚至是舞蹈这样等形式向遥远的古代重寻遗失的男性气质。美国诗人罗布特·布莱的《铁人约翰》一书可以算是当时的代表产物。他引用《格林童话》里“ 铁人约翰”的故事，一位精神导师——也是其所谓的“野人”——指引—个男孩走过了男人成长的八个时期。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好莱坞出现了诸如施瓦辛格和史泰龙这类肌肉阳刚男性形象的武打明星，并随之风靡。

1976年由高仓健主演的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引起轰动。对于刚刚从十年“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而言，高仓健的硬汉形象几乎成了未来新社会和新人的代表，由此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象。《新京报》邱振业的文章《中国男性怎么越来越娘》中，提起高仓健，作者十分感伤地说：“那个男子汉的梦，很久都没人再做了。”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了“男子汉”——高仓健式的：阳刚、坚毅、沉默而勇敢，而这也正是施瓦辛格时期的好莱坞男星最典型的形象。

直到当下，好莱坞通过超级英雄电影所传播的男性形象在整体上也依旧未变，但这种霸权性的男性气质在西方早已遭遇挑战。对新一代年轻人来说，他们并不认为“做男人”就意味着坚强、忍耐、阳刚或暴力。吴京在《战狼》中和接受采访时所传达的那种男性气质观点，是以士兵这样一种经过特殊——身体和意识形态——训练的男性气质作为普遍性标准，以此鼓励和要求所有男性。其中不仅体现了权力和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内在联系和其压迫性本质，也体现了他对于男性气质的无知。

主流的打压：男性气质场域中的斗争

在被批评“娘”的年轻男性与其批评者之间，存在着阶级上的差距，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不同。以上文所引的几位批评者为例，相对于他们所批评的年轻人，他们大都处于一个相差不多的年龄范围以及相对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冯小刚是功成名就的导演、叶大鹰乃开国元帅后裔，谢霆锋和吴京也都是中国著名影视明星……他们在社会以及权力等级中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地位，因此自然会有需要保护的利益。在男性气质这一场域中，主流批评者希望压制的是正在崛起或已经在相关领域内获得一定名气的年轻男性。比德曼在其研究中曾经指出的，19世纪劳动阶层的男性气质之所以获得胜利，其运用的手段之一便是对于维多利亚主流男性气质的污名化。在当下中国，正好相反，是主流的男性气质对正在发展的新型男性气质进行污名化，而用于污名的资源来自有着漫长历史的传统两性刻板印象（stereotype）。

波伏娃以及第二波女性主义研究者发现，男女两性的形成本身就是权力-社会文化作用下的产物，与之同时诞生的两性性别气质也就褪去了传统的本质色彩，而开始显露其背后更为复杂的运作机制。在这漫长的两性性别气质的建构历史（神话）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一系列建基于二元对立上的产物，如女性是自然的、感性的（其中包含着诸如温柔、和顺、细腻和柔美等一系列阴性特质）与处于私领域的；而男性则是文明的、理性的以及生活在公共空间中（包含着传统的战争与近代的工作等阳性特质）的。这一正典式（canon）的传统意识形态在西方蔓延千百年，直到两波女权运动的兴起才开始遭遇批判与纠正，但随着西方于上世纪初对于其他国家的军事与文化的双重殖民（以及蔓延至今的后殖民主义），这一西式思想最终在全球得到建构与传播，并在发展中与当地传统两性性别气质观念产生融合与冲撞（如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以及雷金庆教授所提及的传统“文”“武”男性气质），而渐渐形成霸权地位，成为之后社会发展的主流模式。

男性气质场域内的争斗最终牵涉和使用的是传统两性性别气质的陈词滥调。我们从主流批评者所使用的诸如“娘”“女里女气”与“搔首弄姿”这些话语上就能看到这一鲜明痕迹，因此也就透露了主流批评者这一逻辑背后的强烈厌女症。当他们使用这一系列传统的形容女性气质的词语时，都继承了其中的否定性内涵。因此出现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所指出的：被划定在女性一边的气质和词语都遭到贬低，这一贬低不仅直接发生在女性身上，更体现在那些胆敢越界的男性身上。于是，阴柔、多愁善感和流泪这些行为便遭遇主流男性气质的压制。在2015年探索美国当下主流男性气质对于男性造成诸多伤害的纪录片《面具之内》（The Mask You Live In）中，男性气质研究者迈克尔·基梅尔指出，对于“女性气质”的拒绝和压制，导致男性最终成长成一个残存的个体：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不能显露自己的软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心理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排斥女性气质而建构起的传统男性气质本身就建基在脆弱的沙土之上，因此为了维护它的稳定就必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处于不同位置的男性也由此遭到不同的待遇。根据康奈尔的理论，最终获得性别红利的是霸权性和从属性男性气质，而其他处于正统规范之外的男性，如娘娘腔（sissy）、同志、跨性别以及有色人种都遭到贬斥的结局。因此在男性气质内部，也并非一个公平民主的地方。

集体主义的恐吓：少年娘，则国娘？

在主流批评者看来，“成为真男人”就意味着拒绝一切与女性气质有关的东西。其背后所渴望的便是那个男性的古老之梦——重回性别霸权地位宝座。在这个“男子汉”的梦中，男人在外拼搏奋斗、血战沙场，而在家中等待自己归来的则是温顺美丽的妻子和崇拜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旧梦中，众多批评当下男性“娘”的文章都立刻把它与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因此便出现了所谓的“少年娘，则国娘”这一危言耸听且用意恶毒的言论。

在梁任公作于清末的这篇《少年中国说》中，任公利用当时开始在中国风靡的进化论首先指出：“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既往”已经是鬼影重重，唯一还能有所寄托的便是“将来”，于是在任公所创造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中——既往/将来，老年人/少年人——少年便代表着将来，代表着希望。这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知识人为救国而普遍使用的社会进化论思想。虽然传统伦理中的家、国于近代转变为个人、家、国，但其之间的同构联系却未断裂，因此由个人到家再到国的传统儒家式发展依旧存在于如梁任公等知识人的思想中。在这一“个人”中，年轻人被寄予厚望，因此，改造年轻人也便成了为改造民族与国家而做的准备。这一暗含着专制主义的思想在其后的研究中被进一步反思。

这种思想蔓延至今，我们便时常在公共讨论中，看到个人行为被轻易地上升到民族与国家高度，之后再引用庞大的权力主体来压迫个人从而使其屈服，个人的利益在民族和国家面前毫无力量。这些宣扬“少年娘，则国娘”（以及之前的“男孩危机”说）的声音，大肆搬弄民族主义情绪来为自己的观点保驾护航。在与这一论调有关的评论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场场民粹的喧哗，原本关于性别气质的讨论最终被关乎民族与国家的极端情感淹没，导致平等公正的讨论被破坏。在此，我们不是再次看到了旧日专制主义的阴影吗？主流批评者对于男性“娘”的批评不仅流露出专制倾向，也是对于当下公共讨论空间的破坏。

在关于东西方（实则是美国与中国）当代男性气质比较中，一些人有目的地从中、西选择两张截然不同的男性图片：前者是身材消瘦、面容清秀且漂亮的中国年轻男性；后者是裸露上身、肌肉鲜明、短发短须的西方男人。批评者赞美后者的男性阳刚气质，批评前者的娘娘腔，并把它与国家的强弱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批评者一厢情愿的想象。在一些调查中，我们发现美国的肥胖率占世界前列，男性心理健康问题也层出不穷。以有限的影视作品以及足球、篮球等男性运动员形象来想象所有的美国男性，并且以中国银幕上的小鲜肉来概括所有中国男性的性别气质，显然会以偏概全。

面对有关男生“娘”或“女里女气”的批判，重要的是看到背后所潜藏的权力结构与其运作。另外，“娘”“女里女气”和“搔首弄姿”是人类种种可能的性别气质中的一种，这世界上并不存在“男人/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男人/女人想或希望成为什么样”才是一个文明社会对于个人自由和选择的承诺，而非以恐吓来限制展现个性的人们。

参考资料：

R.W.康奈尔：《男性气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王政，张颖主编：《男性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2

罗伯特.布莱：《上帝之助：男人的真实旅程》（Iron John），田国立/卢文戈译，重庆出版社，2013

雷金庆：《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刘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

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2014

迈克尔.基梅尔：《男性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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