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和她的《穹顶之下》火了，而且火到出乎几乎所有人预料，朋友圈被刷屏，本以为第一天被刷屏就完了，结果联系第二天，第三天......持续发酵，都被刷屏。

先说一下对“《穹顶之下》事件”的看法（之所以说是事件，很明显我关注的不是纪录片内容本身，而是它的周边以及所引发的反应）：其一，柴静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拍这个片子完全没有错误；其二，柴静获得了一个“独立记者”一生都很难获得的无上荣耀，引起亿万关注，更关键的是，她的作品引起了股市相关板块的暴涨，这个就太难了。其三，尽管柴静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但也不是没有可争议出，而且赞同者应该允许这种争议。

说句实话，《穹顶之下》的火爆令很大一批专业人士，包括环保专业人士和媒体专业人士跌破眼镜，因为仅就内容来说，这部纪录片并没有太多的新奇之处。但为什么会引爆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值得深思。《穹顶之下》的瞬间火爆应是社交媒体时代瞬间独有的现象，它没有通过央视，而是在互联网上首发。

是大众而不是精英决定了它的传播--未来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像这样的纪录片，其信息在处于信息链顶端的专业人士眼里，因为没有太多“新东西”很容易被过滤掉，但现在，是先引爆受众，再反过来，受众热捧所形成的事件继而引发专业人士的热议......不是吗，在专业人士眼里，雾霾有毒有害，环保至关重要，这些看起来“老掉牙”的观点与内容怎么能支撑起一部纪录片如此火爆呢？所有的媒体人都应该反思，要自省，你引以为常的常识其实未必是大众的常识，在过去，专业人士垄断议题设置的时候这还未必会成为问题，但移动互联普及的现在，信息触及底层的速度与力度完全不同了，你无法，而且读者也不再需要你们代为决定他们应该看什么。

尽管柴静做的没有错，但在互联网上依旧出现了大量争议，引发了人群对立，这其实很正常，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在一个观点多元化的时代，影响越大，必然争议越大，哪怕从概率上来说也是如此，上亿人赞同的节目，哪怕有百分之一的人不以为然，也是上百万的黑粉啊！范冰冰说过一句话，“我能经得住多少诋毁,就能担得起多少赞美”，反之亦然，你经受了多大赞美，就会引发多少“争议”。而且前面也提到，在不以为然的人群中，“专业人士”会占到相当比例。

以柴静的聪颖，我想她不会不懂“范冰冰定理”，但不能淡定的反而是那些她的拥趸，因而引发互联网上的激辩，很尴尬的是，我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一条不同意见的文章（不是胡写那种，有100000+阅读量，几千个zan），居然引发朋友圈好友对转发者的攻击，这是拿朋友圈当微博玩啊，在微信上从来没遇到这种现象，可见观点对立之激烈，以至连不同意见的客观呈现者都被无辜波及。

看到有热门文章把这些争议归为口水、论战、恶毒的揣测、师出无名的攻击，感慨在中国做事太难，面临的阴暗太多，恶意太多，作者质问反对者：“你们疯了吗”。

其实这很大程度上放大了争议意见的影响力，话说，如此火爆的，前所未有的媒体事件，即便从概率上讲，目前的争议声音也不算大。有些人提出异议，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柴静尽管在做正确的事情，如果她取得的影响力一般，当然不会有人说什么，但她这次收获的赞誉超过了其应得的份额，所以出来泼一下冷水，指出哪里做得还不够，这其实也很正常。

但在我的朋友圈有朋友的逻辑则是，她把争议双方统称为正能量和负能量，转发者则被认定为传播负能量，正义人士当然有责任有义务与负能量做斗争。

然而，并不是你做了对的事情，就应该在收获质疑方面理所当然的有豁免权。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哪怕是再正确的事情，存在反对者也不是坏事。在以色列有个第十人理论，它甚至强迫有人承担“恶魔拥护者”（反对正义一方）的角色，据说，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不相信他们会被关进集中营；1972年，人们也不愿意相信慕尼黑奥运大屠杀；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月，我们眼看着阿军的行动，但是没有人认为那是一种威胁，一个月后，阿军差点让我们溃不成军，所以我们决定作出改变。"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国防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命名为 Red Team，号称魔鬼代言人，他们可以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挑战情报机构做出的普遍假设，用来保证情报的准确性。这个机构就是那个第十人，不管前九个人的结论看起来多么正确，多么万无一失，他们必须提出异议，找到这九个人都错了的特例，并提供给军方进行评估。

第十人的存在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可以使讨论深化，而使人们更接近真相，这其实无损于柴静作为“最大公约数”所带来的正能量，以“《穹顶之下》事件”而言，估计中国的反对者比例，还远远不到第十人的程度，估计在第一百人甚至第一千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