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hello王小羊
即使《海角七号》已经问世10年，如今再谈起这部台湾电影创造的票房奇迹，仍有人不解：“还不错，但有那么好吗？”
2008年8月22日，《海角七号》上映当天全台湾票房仅有92万新台币，但随后两天半的时间票房破500万，虽不算高但对长期低迷的台湾本土影片而言已算佳绩。
之后电影口碑传开，票房以倍数增长，最终12月12日首轮影院下映时累计超5.3亿新台币成绩，至今仍是台湾市场票房最高的华语片。
要知道在只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地区、平均票价250新台币的情况下，差不多10个人中就有1个人看过这部电影。
舆论对《海角七号》的评价早就超过了其自身价值。
在金融危机、台湾民众情绪低迷时，这部献给失意人的电影让人重拾对这块土地的认同。
它像打开了一道闸口，让电影演变成一次全民事件，让导演魏德圣变成了一位救世英雄。
不过，如魏德圣所说：“英雄是到最后的享受阶段才是英雄，在开始要做的过程中，一点都不英雄，甚至很窝囊。”
他形容自己是个赌徒，仿佛拍片生涯总是跟抵押房产、借债联系在一起。魏德圣想不通：“为什么大家都对我要做的事情有那么大的质疑啊？”
他把自己的失意放在不同的角色身上，于是就有了《海角七号》的阿嘉、友子、茂伯、马拉桑。
极度个人化的影像与表达，一度成为彼时台湾电影的代名词。
但以《海角七号》为代表的一众新势力崛起，创作者注重跟新一代观众的沟通，去除疏离感，用台湾电影学者焦雄屏的话说：
“它是这个社会等了很久的好消息，是一个全民运动。”
而《海角七号》于2009年2月14日大陆公映，则是继《妈妈再爱我一次》后，又一部纯台湾电影与大陆观众见面。
甚至由于片中特殊的历史背景，在上映前一度引发“封杀”传闻。
但魏德圣始终强调，《海角七号》只是表达了人的情感，无需背负那么多的“政治寓意”，他不希望电影被过度解读。
《海角七号》的成功让魏德圣有了开拍《赛德克·巴莱》的机会，也让拍摄地屏东恒春镇垦丁成为热门旅游景点。
10年后，《海角七号》里的其他演员并没有大火，只有魏德圣坚持导演之路，在《赛德克·巴莱》之后依旧推出《52赫兹，我爱你》等片，并且开启了自己野心勃勃的“台湾三部曲”计划。
重要的是，在这部电影的影响下，台湾电影重新得到市场和观众的认可。
包括《艋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我的少女时代》等片，无论在台湾本地、香港和大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影响力。
也让赵又廷、彭于晏、阮经天、宋芸桦、陈妍希、凤小岳等台湾新一代演员，钮承泽、陈正道、郑芬芬、九把刀等台湾新一代导演得到更多被认可的机会。
那么《海角七号》这部导演处女作是如何取得惊人成功的？
魏德圣，一个天真的赌徒
服务于台湾地区云林县台西邮局的老邮差丁沧源当时并未想到，他多年前一次“死信活投”的经历，意外造就了一部爆款电影《海角七号》。
2004年，魏德圣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
丁沧源骑着机车在大街小巷穿梭送信，其中一封来自日本大阪的信件，收件地址是台南州虎尾郡海口庄145-1号，但这个日治时期的旧址早已不存在，信原本可以退回，但丁沧源不死心，展开了超级寻人任务。
丁沧源花了2天终于查到地址，不过收信人早已过世14年，他的儿子打开信件时，红了眼眶，里面是父亲在日据时代投资关西电厂的股利47元。
即使早就阴阳两隔，收信人的儿子仍然感受到了父亲的温度，他并没有去领钱，而是将股息通知留作纪念。
魏德圣觉得这个故事很适合拍成电影，并且，将小时代的人情融入大的历史背景中，是他最喜欢的题材，就像韩国电影之所以崛起，其实很多故事就来自于朝鲜半岛的历史和政治矛盾，从而激发了许多感人题材。
花了一整年时间，魏德圣写好了《海角七号》剧本，他将丁沧源的投递经历改写成了一段爱情故事。
2006年末，魏德圣将剧本投给“台湾新闻局”做辅导金简报，审核以最高分通过。
辅导金机制，是为了培养青年导演，不过魏德圣拿到的辅导金只有500万，而他设想的投资额是5000万。
《海角七号》的策划李亚梅劝他：“5000万是一般台湾电影的5倍，别太天真啦。”
魏德圣找不到投资者，后来他通过“台湾新闻局”做担保，抵押自己的房产向银行申请贷款1500万。
加上阿荣片厂以摄像器材出租及后期制作技术的形式入股1500万，但资金上还有缺口。
魏德圣找过日本电影《娜娜》的投资方。
但日本老板一句话回绝：“这样的电影不好赚钱。”香港美亚公司一度决定投资，不过这笔钱最终给了另外一部台湾电影。
魏德圣于是开始了“边拍片边借钱”的日子。
他后来回忆：“每个人都只是想跟你聊聊，不是真的有心想要支援你。”
不仅如此，很多时候还得接受投资者训话，“甚至有人教训完你之后也不借钱，我就很想打他”。
魏德圣开玩笑：“当时心中不只是抱怨、愤怒！根本每天都想着要报仇……每天都想！”
他形容自己是个赌徒，仿佛拍片生涯总是跟抵押房产、借债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在《海角七号》之前，2003年底，魏德圣就曾抵押房产自筹250万拍出一版五分钟的《赛德克·巴莱》宣传片。
他渴望让外界看到这个题材的潜质，从而募集到5个亿的拍摄资金，而这个数字相当于台湾地区6年辅导金的年度预算总和。
在业界看来，《赛德克·巴莱》故事冷僻、本土色彩过浓，并不适于投资。
按照以往经验，一部台湾本土片的投资超过2000万，就一定不会赚钱，而《赛德克·巴莱》上亿的预算被称为“自杀行为”。
在那之前，魏德圣已经失业了一年，靠妻子养活。
他每天早上骑着摩托车送老婆上班，然后提着电脑到咖啡馆坐上一天，坚持写剧本。
他在日记里跟自己聊天，有时把自己想象成一条鱼，来观察自己。他给梵高写信，担心有一天自己会死得没有价值。
不明白是太骄傲还是太自卑，更不知道还要再等待多久。
他的老师杨德昌曾对他说：“时代不在了，你还要做这样的事吗？”
只是魏德圣想不通：“为什么讲一个故事要花到那么多钱，可是为什么讲一个故事就不能花到那么多钱？为什么大家都对我要做的事情有那么大的质疑啊？”
后来《赛德克·巴莱》又向民间集资到45万，与原先设想的预算相比是杯水车薪。
魏德圣只得将募款全部捐给慈善组织，他再次发问：“为什么有钱人都没有梦，有梦的人却没有钱？”
《海角七号》，送给失意的人
“你很想当英雄？”一位记者问魏德圣。
他淡淡笑道：“英雄是到最后的享受阶段才是英雄，在开始要做的过程中，一点都不英雄，甚至很窝囊。”
当过杨德昌的副导演（《一一》），做过陈国富的副手（《双瞳》），魏德圣最终在入行15年的时候孤注一掷，拍摄首部长片《海角七号》。
“从去年……不，是前年开始，我自己正是陷入这种情况。”在回答为什么《海角七号》的主角都是失意人时，魏德圣回答。
“自《双瞳》之后，大概是五六年前吧，我一直觉得很愤怒，很不甘心。我觉得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却没有一部真正代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公映，这种愤怒与不甘心一直累积着……
“但是这样也没用，就想怎样去面对，于是就有了这部电影。”
在台北玩乐团十年没搞出名堂，阿嘉心灰意冷地回到南部家乡恒春，顶着邮差的缺儿送起信来，每天却仍过得浑浑噩噩。
直到他拿到一个写着日据时代旧址“恒春郡海角七番地”的待寄邮包，人生机运起了微妙的变化。
他不甘不愿地加入了当地一支杂牌乐团，小角落里的每个人都在为生活打拼。
除了失意乐团主唱阿嘉，还有只会弹月琴的老邮差茂伯、修车行当黑手的水蛙、唱诗班钢琴伴奏的小女孩大大、小米酒推销员马拉桑、交通警察劳马父子，这几个不搭调的人，竟要为了度假中心演唱会暖场而组团表演。
失意于模特事业的活动公关友子对这支杂牌乐队很不满意，每天摆着臭脸的友子却被更跩的阿嘉惹得又生气又想了解他，两人在吵闹中激发了莫名的情愫。
友子在阿嘉房间里偷看了“恒春郡海角七番地”的邮包内容，请求阿嘉务必要将邮件送到收信人手中，让遗憾消失。
“我把自己的失意放在不同的角色身上。”魏德圣说。
实际上，电影之外，范逸臣因为当街撒尿事件事业跌至谷底、林晓培开车撞人、田中千绘也只是一个没有名气想在台湾谋求发展的小演员。
“低潮期的他们与片中角色状态相符”，当然也有很大原因是当红明星不愿理睬这部小片子，比如柯受良的儿子柯有伦就拒绝了阿嘉这个角色。
魏德圣本身也是台湾南部人，他理解：“台湾的城乡之别很明显，中南部、东部等地方的年轻人，一毕业就要到城市里打拼，城市是绝望与希望的代名词，你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我经常看到一些被城市打败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从此成为没有灵魂的人，每天只是喝酒聊天，混下去。”
有时候年轻人很容易被环境打垮，但老年人却很顽强，就像片中的茂伯。
有一次魏德圣去访问一个部落里的老人家，他们很努力滴在锯木头、改建房子，想发展当地经济和旅游，就是希望在外的孩子能够回家，安稳度日。
影片一开始便带出不同的人物，勤快的小米酒推销员，暗恋老板娘的水蛙，交通警员劳马，友子，阿嘉。
“他们就像各种颜色混在一起，成为一个混浊的，很难看的颜色，然后我用一场喜宴的戏，用酒把这些颜色都还原出来，让所有角色去面对自己的脆弱，只有面对自己的脆弱，他们才有可能去消除心中的遗憾。”魏德圣说。
在这个失意人回乡寻找新的价值的故事里，魏德圣本来想用梦想来做包装。
后来他又觉得，可能用一段爱情故事支撑会更好，于是一对因为政势分离的恋人，他们的遗憾在60年后被阿嘉和友子弥补，这段同样来自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跨国爱情产生了新的价值。
影片结尾，日本歌手中孝介与阿嘉唱出同一段童谣：“男孩看见野玫瑰，荒地上的野玫瑰。清早盛开真鲜美，急忙跑去近前看。愈看愈觉欢喜，玫瑰、玫瑰、红玫瑰，荒地上的玫瑰。”
魏德圣说，这首童谣就是爱情的原点：“爱情就是，男孩看见玫瑰，并且互相爱上对方。纯粹的爱情是无关国籍、地域、政治的，而是我爱你，你爱我。”他选择了这首舒伯特作曲、歌德作词的《野玫瑰》。
但他没有说出口的，是接下来的歌词内容：“男孩说我要采你，荒地上的野玫瑰。玫瑰说我要刺你，使你常会想起我……男孩终于来折它，荒地上的野玫瑰。玫瑰刺他也不管，玫瑰叫着也不理，只好由他折取……”
爱情的背后，亦是现实的残酷与压抑，是伤痛之外所隐藏的梦想。
值得一提的是，《海角七号》10年后，魏德圣又在新片《52赫兹，我爱你》中将范逸臣、田中千绘、林晓培、马念先、民雄、应蔚民、麦子这些演员聚在一起客串电影，只有茂伯的扮演者林宗仁在2011年去世了。
这些人都还在演艺圈兜兜转转，却不再有《海角七号》时的风光。
一部话题度大于自身价值的电影？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台湾电影经历了漫长的冬日，年产量甚至锐减到个位数，市场几乎90%都被好莱坞电影占领。
而《海角七号》耗资5000万，是长期低迷、筹资困难的台湾电影为数不多的大制作，没有宣传预算，就通过口碑创造人气，最终在媒体推波助澜下成为“台湾票房奇迹”。
2008年台湾地区电影总产量回暖到36部，总票房约1085万。
2009年为48部，总票房约1.2499亿；2010年总产量为50部，总票房约4.5117亿。
总体上台湾本土片还是被好莱坞严重压制，但《海角七号》带来的崛起效应不容忽视。
影片刚上映时，男主角范逸臣曾开玩笑票房过2000万台币就裸泳，结果上映不到1个月他就真的在拍摄地垦丁兑现诺言，显然他的裤子脱得有点早。
台湾地区掀起《海角七号》热潮，有观众甚至重复观看18次，其他台湾本土片也因此受益，《囧男孩》票房突破2100万新台币、《九降风》破天荒重新上映。
很久之后，魏德圣回望电影的成功时仍有点晕：“当时奢望5000万票房回本，现感觉就像考试一半题目是猜的，却得了满分。”
不过也有观众在势不可挡的“口碑营销”下看完电影，不解地问：“还不错，但有那么好吗？”
《刺青》导演周美玲也表示，舆论对《海角七号》的评价早就超过了其自身价值。对这部电影，很多人选择观看的原因就是：“不看就落伍了。”
在台湾电影学者焦雄屏看来，《海角七号》是一部时机特别关键的影片。它刚好出现在台湾的“全民大闷局”。
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讲，蓝绿对决太久，社会充斥对立、负面、消极的情绪，这时一部简单欢乐的影片，大家会非常乐于接受。
从产业上看，台湾电影凋零已久，观众选择用脚投票，表明“我们想看这样的电影”，甚至主动要求挤进电影院看、不买盗版。
这也潜在地表达了对以前的电影不满意：包括艺术性较强的电影、个人式的电影、一些拙劣而盲目追求商业利益的恐怖片或同性题材等。
焦雄屏举例，先是《海角七号》、《听说》，再是《艋舺》，以及《鸡排英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这个轨迹一路过来，突出的是台客的个性，这些电影跟新一代观众有沟通，非常不强调疏离感。这些年轻的电影都希望建立台湾的本体性，它们没有故意跨地域，做出‘超台湾’的东西。
“但在侯孝贤、杨德昌乃至蔡明亮的作品里，都是一些木头脸不说话的，好像里头有很多东西，但是不在表面表现出来”。
极度个人化的影像与表达，一度成为彼时台湾电影的代名词。焦雄屏直言：“艺术电影很好，但商业电影不能不争气。”
“因为种种因素，我们没法像香港电影人那样跟内地紧密合作，早就在边缘之外了，自己不能再不努力。我也花了十年的时间跟那些新导演说，你们必须跟观众亲近，要拍有亲和力的电影。
“因为在这个市场上只有两个结果，有和没有——有的就能很大，没有就是零。如果总是注重个人追求，注重在电影节上拿奖，在市场上就是失之东隅。”
焦雄屏认为：“《海角七号》是一部轻松宜人的电影，但不是艺术成就特别高的电影，有些电影界的前辈甚至觉得莫名其妙，它凭什么这么成功？我的结论是，它是这个社会等了很久的好消息，是一个全民运动。”
2009年2月14日，《海角七号》在中国内地公映，最终斩获2250万元人民币票房。
电影同样在观众群体中引发热议，甚至由于片中特殊的历史背景，在上映前一度引发“封杀”传闻。
不过魏德圣始终强调，“时代的错误是时代造成的，爱情无需背负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海角七号》只是表达了人的情感，而无需背负那么多的“政治寓意”，他不希望电影被过度解读，因为这不是他拍片的初衷。
对于巨大的舆论度，魏德圣讲了一段话：“如果大陆是一片红花开到天边，那台湾就是一个小小的后花园，有各种花花草草。
“不能说谁更美，让我们坐下来，欣赏彼此的美。”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