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非洲，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非常之洲”，一个落后与商机交织的“神秘之洲”。近日，界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试图发现一个真实鲜活的非洲，勾勒出中国人在非洲大陆的援建生活和商业足迹。“到非洲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需要精心准备的奇幻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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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奇诺伊，距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西北120公里，是西马绍纳兰省的省会。虽是省会，开车沿唯一的主路行驶，不到20分钟便能横穿全城。
从哈拉雷到奇诺伊由一条州际公路连接，路两旁没有任何非洲大草原的景象，只有杂草丛生的荒地和在路边卖砖头、鱼饵的小贩。在十多年前，这些被杂草淹没的土地还曾是农田。
那时的津巴布韦被称为非洲“菜篮子”，是南部非洲除南非外最富裕的国家。现在，这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已经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成了大家口中“没落的贵族”。
快要进入奇诺伊时，从哈拉雷蔓延而来的荒地被一片整齐的小麦田拦腰截断。小麦田呈现的绿色格外显眼，正在自动洒水的喷灌头更是类似奢侈品般的存在。
小麦田深处立着几排欧式平房，平房外有一个椭圆形游泳池。由于长期无人打理，池里已经长出了野草。
“这些平房就是我们办公的地方，以前是白人的别墅，我们的住宅区也是他们的别墅。”杨志猛说。不到40岁的杨志猛是皖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皖津公司）的经理，这是一家由安徽农垦集团与津巴布韦国防部在2010年底联合成立的公司，主要业务是开发津巴布韦的农业土地资源。
矿产和农业是津巴布韦的两大支柱产业。据世界银行统计，2017年，津巴布韦有68%的就业来自农业领域。近30年间，农业就业人口均占该国总就业人口的57%以上，2008年一度达到73%。
皖津公司目前是津巴布韦境内最大的农业生产企业，从2011年的首期两个农场1800公顷，发展到现在的10个农场1.2万公顷。各大农场每年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烟叶等作物，年产粮食近两万吨。
位于奇诺伊外的温亚尼农场正是该公司一期项目的两个农场之一。这个农场是国有农场，所有权归附近的奇诺伊大学；旱季种植小麦，雨季种植大豆、玉米。在皖津公司入驻前，温亚尼农场的管理者并非当地非洲人，而是欧洲裔农场主。
二
作为英国前殖民地，津巴布韦1980年才脱离英国，是非洲独立较晚的国家之一。西方的语言、宗教、文化和制度在这个国家依然留有深刻的印记，津巴布韦的司法系统采用罗马-荷兰法、英国法和当地习惯法的混合，工会拥有强大的势力。英语是教育和司法系统中使用的主要语言，也是津巴布韦的官方语言之一。该国虽有80%左右的人口是绍纳族，但基督教徒占了总人口的80%。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连津巴布韦如今走到经济崩溃的边缘也与英国脱不了干系：正是殖民政府在土地分配政策上挖的坑触发了津巴布韦的快车道土地改革。而这场急于废除殖民时期不平等制度、但缺乏有效新体制的土改，最终加剧了津巴布韦的经济恶化。
从殖民时期开始，土地所有权就成为津巴布韦政治争端的源头之一。殖民政府曾按照降水、土地条件将津巴布韦划分为五个自然农业区，随后制定《土地分配法》等法案将优良农业区归为欧裔定居者区，不允许当地人在这些地区拥有土地。
为了从欧裔农场主手中夺回良田，津巴布韦从独立之后就着手土地改革。1980年，津巴布韦有约12万名欧裔定居者和700多万当地居民，但全国耕地有近一半都集中在6000名欧裔商业农场主手中，70万户非洲人均为普通农户。
独立后，前总统穆加贝承诺在五年内将16.2万农户重新安置到830万公顷的土地上。但由于在制定宪法时与英国达成的十年协议和施政优先等因素，在2000年之前，津巴布韦的土改进展缓慢。虽然进程缓慢，大部分学者依然认为这一时期的土改对津巴布韦的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英国停止提供资助、津巴布韦与英国新政府的关系恶化，政府遭遇财政危机等内忧外患，津巴布韦开始出现反政府浪潮。为保住执政党地位，穆加贝政府于2000年的议会选举后开启了快车道土改。
快车道土改让数千欧裔农场主的土地得以重新分配，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政策和贪腐问题，出现了欧裔农场主遭暴力驱逐无法享受补偿、优质土地被独立战争老兵集团和亲政府人士瓜分等乱象。
拥有良田的人无心耕种，而小农场主缺乏技术知识，没有资金购买设备、化肥等原材料，政府也未提供相关培训和补贴，再加上干旱和气候条件影响，自从实行快车道土改后，津巴布韦的粮食产量出现暴跌。从2000年到2009年，全国农业收入共缩水120亿美元。快车道土改前，津巴布韦的粮食生产除了能满足本国需求之外，还能大量出口到非洲其他国家，而到2016年，津巴布韦有400万人需要粮食援助。
三
这场剧变让津巴布韦的农业发展陷入低谷，但同时也为新入场者提供了机会。从2005年穆加贝访问中国和2006年的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后，陆续有中国企业在津巴布韦政府的邀请下，尝试进入这个曾经的农业大国。
据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公布的数据，到2012年，约有六家与农业相关的大型中国公司入驻津巴布韦，包括皖津公司、湖北农垦和早在2005年就入驻的中国烟草。
随着中国的公司入驻，奇诺伊温亚尼农场上欧式别墅的风格发生了变化：正门的花园里插上了中国国旗，客厅被改成办公室和会议室，当年的车库被改成了饭厅，餐桌上摆着由当地厨师做的中式炖牛肉、豆腐和鸡蛋汤。
负责管理农场技术和日常工作的安徽人孙奎宣，是最早抵达温亚尼农场的中方管理人员之一。从2011年至今，他先后在农场待了四年多的时间。农场距哈拉雷路途遥远，而附近的奇诺伊规模太小，孙奎宣大部分时候都待在农场。
孙奎宣养了两只狗，每天都会带着小狗到田里遛弯。遛狗、与家人视频、上网、听广播成了他工作之余仅有的休闲方式。在津巴布韦的四年时间里，他的家人从未来过农场，“这里的生活单调，对家人来说条件太艰苦了”。
算上孙奎宣和杨志猛，温亚尼农场平时仅有三名中方员工，其余25人都是当地员工，包括来自军方的人力资源部经理、保安部经理和一名以准将军衔退役的副总。
据孙奎宣回忆，2011年他刚来的时候，温亚尼农场几乎是一片荒地，“农场从1号到13号地，最多就种了三块地，其他田地一片荒芜，杂草丛生。拖拉机开进去10米之后就看不见顶了”。
由于无人打理，当时农场的地下管线全部报废，孙奎宣和同事从当年3月进场维修，一个月后农场就开始恢复种植。到2011年6月底，两个农场共种植700公顷小麦，温亚尼农场占300公顷。刚恢复种植，当年的小麦产量就达到3500吨，这个数字占了整个津巴小麦产量的33%。
温亚尼农场出产的粮食主要卖给津巴布韦国家储备粮库，以满足津巴国内的粮食需求。在七年的种植中，皖津公司各农场为津巴当地市场提供了超过10万吨的粮食。
四
在管理农场期间，最让孙奎宣头痛的问题之一是偷盗，“偷的方面太多了，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说不完，可以讲20个小时”。
一次，孙奎宣派一名司机从温亚尼农场到另一个农场为工人采购生活用品。出发前，汽车加了100升油，到另一个农场又加了20升，一共120升油，“司机告诉我一共跑了150公里，用了35升油，我说没问题。另一个农场的管理人心细，提醒我车回去后检查下油量”。第二天，孙奎宣让司机把油箱打开把油放出来，“结果只剩下了15升油”。
“甚至包括除草。这么多年来，我们深有感触的就是用了再多的除草剂，草都除不下去。后来发现，除草剂被偷了。有的人是拿回家自己用，还有的人就卖掉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选了四个信得过的当地人，监督当地人工作，草终于除下去了。”
粮食就更不用说。“比如种玉米的时候，从灌秧阶段就开始偷。玉米长起来之后，从外面看地里都很好，但实际上偷东西的人在里面抽烟吃饭，把玉米粒吃了或者带走，剩下玉米棒扔在地上”。
在杨志猛看来，津巴布韦的高失业率影响了治安，去年当地监狱进行的大赦也引发了很多盗窃问题。当时农场正在种小麦，电线却被人偷走了，“他们一挖，我们这边就停电，田里就浇不上水，供电公司解决不了只能自己出钱修。刚修好才没几天，他又偷，给我们的生产造成极大困扰”。
“去年1月，我们正要开始雨季生产，大概10个人半夜跑到我们地里，持枪威胁泵站看管人员，最后偷了我们100米长的电缆。但他们也不卖电缆，而是跑到几公里外的地方点火烧，卖里面的铜片。保安经理带着警犬追上时，电缆已经全部烧没了。”
由于原始数据缺乏，根据不同的统计方法，从90%到5.2%，关于津巴布韦的失业率存在着各种说法。
五
对于偷盗问题，农场的人力资源部经理，陆军少校马桑格尼解释称，津巴布韦现在是“第三世界国家，很多人都没有工作。有些人会为了生存而偷盗，不光是我们农场有很多小偷，其他农场也跟我抱怨过同样的事情”。
在他看来，更多中国公司的到来能帮助津巴布韦解决这个问题。
“在土改前，小部分白人占领了大部分土地。这些白人农场主在离开时破坏了灌溉系统，拿走了设备。当我们接管时，什么硬件设备都没有。因此在前期，我们的农业产出非常低，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穆加贝请求中国提供帮助。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外来投资，特别是中国兄弟们来投资我们的土地。早在津巴布韦独立战争时期，中国就给我们提供了援助，在我们遭遇制裁时也得到了援助。中国人带来了资金和设备，能创造更多就业。”
从温亚尼农场成立之初就在此工作的阿桑姆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年70岁的阿桑姆曾经为欧裔农场主工作，虽然当时的工资比现在多，但对于土地被欧裔农场主占据，他至今仍感到不满。
“他们把我们的土地拿走了，又不还给我们。所以我们为土地而战，我们一开始没有强制赶他们走，只是要求他们与我们共享土地；他们不愿意共享，所以我们才把他们赶走的。”
对于政府推行的土改政策，阿桑姆认为有好的地方，但也有一个致命缺点。
“如果我们能赚到钱那就是好的，但没有，我们依然没有钱，所以我们现在又重新开始工作了。”
阿桑姆一共有七个孩子，但只有三个活了下来，他的家就在温亚尼农场，大儿子也在农场工作。说到与孙奎宣和其他中国管理人员的相处，阿桑姆认为没有什么障碍，“我们彼此理解，中国是我们的朋友”。
六
但想要克服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津巴布韦的现金短缺、外汇管制、基建缺失等现实问题，对于中国公司而言并不轻松。
“管理方面最难的就是人，”孙奎宣说道，“白人毕竟在这里待了上百年时间，对这里的影响根深蒂固，他们对如何管理当地人非常了解。比如我们去白人农场参观时，在地里看不到白人，都是当地人在干活。但我们不行，我们必须处处盯着他们，不盯着的话工作效果就达不到要求。”
在孙奎宣看来，当地人和中国人在很多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工资构成就是其中之一。
“当地人不像中国人，他们会要求干一天的活就要给一天的工资。如果你说最后按奖金或者绩效计算，他们不接受。我有时跟当地人讲，我自己的工资就很低。比如我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元，但我有奖金，奖金一个月就有3000元。奖金比工资还多。”
为了提高当地雇员的积极性，农场准备推出一个激励机制将每个地块“包产到户”，从除草到防盗都由一个人负责。如果地块产量达到一定目标，相关人员就会获得奖金。目前，农场普通员工一个月的平均收入在100津巴债券左右，每个工种收入不同，一些老员工的收入更高。
100债券一个月在当地属于普通收入。当地人最常吃的食物是一种名为“ Sadza”的玉米面馍，配上蔬菜一顿需花费一到两债券；配上牛肉或羊肉则至少要8债券，相当于豪华大餐。
孙奎宣认为如果能调动当地工人的积极性，“他们还是可以很能干的，因为他们确实能吃苦。像我们种田这些活，现在中国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干了”。
在与当地工人沟通方面，孙奎宣的感悟是要多聊天、多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也让他们了解你的想法；对工人不能不讲分寸，要尊重当地人的习俗和法律”。和很多国家一样，足球在津巴布韦很受欢迎，包括温亚尼农场在内的很多农场都有自己的足球队。
“有比赛的时候，农场会用拖拉机送他们到外面去参加比赛，我们支持他们打比赛。我们每年也在搞年会，大家会一起出去吃饭跳舞。”
除了人员管理，津巴布韦的现金短缺也是让中国公司头痛的难题之一。
当年津巴布韦的农业生产一落千丈之时，美国和欧盟以2002年津巴布韦大选舞弊为由实施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此后也停止支援，津巴布韦在内忧外患之下开始超发货币，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一度出现了被记入史册的79600000000%通胀率。
经历恶性通胀后，津巴布韦废除了自己的货币，用美元作为主要流通货币。但由于贸易逆差扩大、缺少海外投资引发的美元短缺，津巴布韦在2016年发行了债券货币。按照官方说法，债券与美元等价；但所有人都知道，一旦离开津巴布韦这些债券一文不值，因此在黑市上，1美元至少能换1.3或1.5元的津巴债券。
债券的出现没有缓解津巴布韦的现金匮乏，反而让更多美元流入了黑市。银行外经常能看到等着取钱的长队，就算排到了，一个人一天也只能取20或30元债券。由于大家手上都没有现金，名为EcoCash的电子货币手机支付也成了当地人最常使用的收付款方式。
对于现金短缺，杨志猛深有体会：由于银行限制个人和公司的提款金额，公司一度没有足够现金给工人发工资。
“我们让工人都去办卡，把工资打卡里。这里稍微好点因为离奇诺伊近，但在其他偏远的农场根本没办法，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用过银行卡，不可能去办卡。于是他们就说不来上班了。”
为了应对现金短缺，公司只能在市区采购大量生活物资，再运往偏远的农场，让工人按照当月工资领取价值相等的生活用品和食品。
七
除此之外，由于基建滞后，农场的日常供电也问题重重，喷灌期间经常遭遇停电，造成生产进度被推后。
在农场工作期间，杨志猛也领教了当地严格的劳工法。他感慨，虽然普通工人工资不高，如果在处理劳动纠纷时处理不当的话，会给公司造成极大损失。因此了解当地法律非常重要，“依照当地的法律流程，合法处理这些纠纷，才能更好的保护公司的利益”。
面对长年的货币崩溃和通货膨胀，自穆加贝在2017年的政变中下台后，新总统姆南加古瓦就承诺要将恢复经济作为“重中之重”。重新发展农业也被视为复苏经济的关键环节。
为吸引当年逃离津巴布韦的欧裔农场主回归，津巴政府计划重新为欧裔农场主提供有效期达99年的土地租赁许可。自新政府释放出友好信号后，部分避居在邻国赞比亚等地的欧裔农场主开始返回故土。
随着欧裔农场主的回归，初来乍到的中国公司必然将面临新的压力。杨志猛坦言，除了设备优良之外，欧裔农场主的管理确实更得心应手。
“奇诺伊附近的白人农场我们去看过。有白人从80年代买下农场后就一直在当地经营，很多工人都已经跟了他几十年，彼此建立了感情，而我们才来几年。现在我们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比如人员配置相对稳定一些，希望终有一天他们能对中国人经营的农场产生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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