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逝者的坟前标记，是源于这条最古老而根本的人类悖论：我们渴望永生，但无往不生活在无常的阴影之下。每一座坟墓都是反抗被忘却的侮辱而做的一项公共努力，每一条凿在石头上的碑文，都是反抗死亡带来的遗忘的一种缓刑，是对这种悖论的暴行做出的无声抗议：此处曾有一条生命活过，并至关重要。我们铭记。我们尊重。

一个温暖的六月清晨，在西西里岛东海岸的卡塔尼亚市，我与一个附近清真寺的伊玛目（即阿訇）一起，探访一座小墓地。旁边几码远的地方坐落着另一块墓地：用篱笆圈起来的整洁地面、高大的花岗岩墓石，灌溉充足、修葺齐整的玫瑰花从，逝者的一些家人在祭拜。但是在篱笆的这一边，逝者无名地躺在里面。没有敬爱的献词镌刻在石头上，没有园丁，没有花束。此处的坟茔是没有标记的、被忽视的丘墟，芳草枯萎，和野草、垃圾一起被吹得满地。伊玛目和我避开被阳光晒得卷曲的橙汁汽水瓶、卷成一团的香烟盒以及坟边在阳光下腐烂的鸽子死尸，在它胸口张开的淤血处集聚着一群蜂拥而至的蜜蜂。

这块破败的土地下躺着那些试图逃到欧洲，却死在了地中海的难民和移民的遗体。伊玛目说，许多遗体送到时，因破损严重，甚至无法做指纹鉴定；他们的名字和历史，呼吸着的、梦想着的灵魂，被大海永远地吞噬了。我的脚下沉睡着儿子、父亲、母亲、孙子女，每一个人，现在都被缩减成为一个标记数字、一个市政符码、一个标记性别的字母。因为无法确认其宗教信仰，伊玛目和天主教神父是葬礼上仅有的两位出席人，他们被请来背诵各自宗教经文中的片段。

“他们来寻找更有尊严的生活，”伊玛目轻声说，“我们却无法给他们一个有尊严的葬礼。”

离开墓地时，我注意到一个放在坟墓顶上的东西。我驻足观看，感到心被撕裂。这是一块脏兮兮的小瓷片，椭圆形，比咖啡杯还小。在它表面，一个脸颊红彤彤的小男孩在朝我微笑，他的脸上是天真的凝视。他的头发颜色浅浅的，眼睛又大又亮。我在想，是谁把这块小瓷片放在这里？“标号2，PM390001”真的是这个男孩的坟墓，抑或他在其他的土丘下？他叫什么名字？我无法回答。但是他的脸——以及他穿的这件Polo衬衣——让我想到那个曾刺痛了百万人良知的男孩的名字：阿兰·库尔蒂。2015年9月，这个三岁叙利亚男孩的遗体被冲到了土耳其海岸上，他的死亡成了一个辛酸的符号，不只是显示叙利亚战争的残酷，更是反映无边的绝望，它仍驱策着难民去穿越那片吞噬他又将他冲刷到海滩的水域。

我自己有两个孩子。当我第一次看见阿兰脸朝下躺在水边的照片时，我竭力但仍无法想象他父亲该有多痛苦，此人在同一天失去了他的妻子和另一个儿子。一个人该如何从这样的事情中挺过来？一个人如何在第二天清晨醒来，度过当天的日子，然后是下一天，再下一天？

从难民那里听到的每个故事，都让我从骨头深处感到，与作为人类同胞的故事讲述者不可分割的联系。

现实是，自阿兰·库尔蒂死后，欧洲的海滩登陆者就大幅减少。2016年，其极值超过了1百万，但是据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称，今年迄今只有约4.7万人成功横渡地中海。然而，欧洲围绕这个问题的公开辩论已经升级，并且变得越来越割裂对立。在所有的喧嚣中，艾伦悲惨结局的记忆已经消退，令人震惊的是，当他的遗体照片病毒式传播开时，纠缠着世界的集体愤怒也随之而来。6月29日，即使是在欧盟宣布新的难民和移民协议时，另一艘橡皮艇在利比亚海岸倾覆。超过100人溺水身亡，其中有三个孩子比阿兰·库尔蒂还要年幼。又一次，早夭者的照片在网上传播，其中一个孩子穿着波尔卡圆点裤，另一名穿着魔术贴绑带运动鞋，他们柔软的身体被利比亚海岸警备队队员小心严肃地举起。然而这一次舆论的反映要平淡多了。

人们会疑惑，愤怒去哪儿了？对于人类生命的丧失，我们正变得麻木吗？或者，也许数字才该受到指责。或许我们会被单个悲剧所刺激而行动起来，然而，吊诡的是，大规模的人类苦难就变得抽象了。

在这心碎而又经常鼓舞人心的一周里，我花时间去倾听了黎巴嫩、西西里岛的难民故事，我不时困惑并一次次陷入同样的想法中：我希望世界能倾听我所听到的故事。故事是对数字引起的人性丧失的最好解药。它们恢复我们的同情心。从难民那里听到的每个故事，都让我从骨头深处感到，与作为人类同胞的故事讲述者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我被告知的每一个故事中，我都看到了自己，这个我将为之付出生命的人。

比如，卡蒂嘉的故事。她是一个31岁的阿富汗母亲，我在西西里岛的一个小镇遇到她。过去一个月，她和年迈的母亲以及两个小男孩住在那里的接待中心等待救济。在喀布尔，因为经营一家男女混合健身房，她遭到塔利班组织的迫害，他们闯入她家，她的父亲被毒打至死，她被迫逃到土耳其。在两次试图穿过地中海前往意大利失败后——为了加入在瑞士的家人——卡蒂嘉花掉了她的大部分储蓄，还被走私者警告只有极少幸存几率，他们四人最终登上了一艘拥挤的小船，上面还有其他23个人以及很少的食物和水。描述海上那可怖的八天时，她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海。想想我有多绝望吧。”她用达里语说道。我能理解她的意思。阿富汗是一个内陆国家。和大部分阿富汗人一样，她和家人都不会游泳。

听着她的话，我被这种绝望——那是一种怎样的绝望啊，明知有成千上万人因此丧命，却依然选择冒险将最珍爱之人放入那艘岌岌可危的小船——惊呆了。我想象着这幅画面，漆黑的无月之夜，四周是墙一般高的海浪，海水抽打着皮肤，母亲在祈祷，孩子在恐惧，他们的命都系于走私者之手，其商业模式因人类苦难而茁壮成长。

在帕基诺，西西里岛锡拉库扎市的一个果园和农舍构成的昏沉沉的小镇里，我和一个充满魅力的18岁利比亚男孩坐着交谈，他的右腿有点跛。他住在一个社区中心，那是热情开放的当地人用来迎接他们——只身一人来到西西里岛的未成年少年——的。他们中许多人来自厄立特里亚、冈比亚、象牙海岸、塞内加尔，所有人都是暴力和斗争的幸存者。易卜拉欣和我坐在树冠的阴影下，随着他悲惨的故事揭幕，我忍不住将才17岁，也坐在旁边聆听的儿子哈里斯，代入成了主角。当易卜拉欣描述着他如何逃脱虐待成性的继母，开始了长途步行的旅程，穿过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尼日尔，我想象着我的儿子也穿过这些遍布扬尘的旷野，孤单惊恐、饥饿力竭，生命的地平线挨不过下一个日落。当易卜拉欣提到两度被利比亚扎维亚镇附近的民兵组织绑架，我看见我的儿子被扔进易卜拉欣所描述的那个拥挤闷热的储藏室。我看见他，我的孩子，被锁起来挨饿，被恐吓，被羞辱，被捶打，被强迫喝下自己的尿液，被逼着忍受周围死尸的恶臭。当他在一天夜里逃跑时，我儿子的右腿被持枪歹徒的子弹穿透，当地中海的波涛起伏咆哮时，我的儿子颤抖着躺在一艘拥挤的橡皮船上，大腿流着鲜血，为自己年轻的生命祈祷着。

在黎巴嫩北部靠近特里波利的地方，一个用防水布和木梁改造废弃养鸡场搭起来的临时安置点里，我和诺拉说着话，她是叙利亚两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她的丈夫默罕默德两年前从土耳其跨海，然后取道柏林。自那时起，她就一直活在地狱边缘，家庭分崩离析，终日幻想重聚，企望德国政府能批准她家的团聚请求，这是许多难民的求生之路，比起致命的渡海，一个安全的、可行的替代选择。

“当父亲从德国打来电话时，他拒绝和父亲说话，”她说起了自己5岁的儿子，他曾与父亲形影不离，二人聊起天来简直没完没了。她说齐亚德很生气。他感到自己被背叛和抛弃了。他太小了，还不能理解默罕默德选择离开黎巴嫩背后的痛苦，以及他如何冒着所有风险。只为给他和姐姐提供一个更加幸福未来的机会。

当我透过齐亚德父亲的双眼凝视世界时，我看到自己同样会冒生命风险为我的家人去争取更好的未来。

黎巴嫩对叙利亚难民显示出了巨大的慷慨，其难民人口如今已涨到超过一百万。但是这里70%的叙利亚难民跟齐亚德的父亲一样，一天靠着不到4美元过活。难民们很少有行动自由，他们害怕因为没有正确的文件而在检查站被逮捕。许多叙利亚孩子，比如齐亚德，无法上学，或者进入非正规课堂，以至于拿不到官方文凭。他们的工作机会很少，经常是暂时性的，仅限于清洁服务、农业或建筑业，有时还会受到雇主的盘剥。即使对许多黎巴嫩当地人来说，医疗保健费用也过高。对我来说，难以想象的是，一个患有癌症的叙利亚难民可能会决定穿过国境重回叙利亚去接受化疗，并祈祷自己有足够力气返程，前提是他在路上没有被拘押或枪杀。

成为难民是一种艰难而疲惫的生活，缺少希望，缺乏尊严。当我透过齐亚德父亲的双眼凝视世界时，我看到自己同样会冒生命风险为我的家人去争取更好的未来。

没人比路易吉·达蒂罗更了解穿越地中海的风险，他是意大利海岸警备队的船长，一个执行过上百次搜救任务的老兵，这些任务挽救了近4万移民和难民的性命。在接待室，他播放了不同任务的视频剪辑。我强撑着看完了10分钟的视频：倾覆的橡皮艇，散落水中的救生衣，波浪中挥舞的四肢，因恐惧死亡而发白的眼珠，嘴里流出的泡沫。我看到孩子们惊慌的面庞，他们的双脚由于阳光、海水和橡皮艇内齐脚踝高的有毒燃料而严重烧伤。

当我们在船上航行时，我尝试与船长讨论欧盟目前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的紧张气氛。对于政治辞令、公众认知和他在每个海上任务里发现的现实之间的无法联系起来的裂缝，他给了我心照不宣的一瞥，一个无言的默认。

“你有一份艰难的工作。”我说道，蹩脚地陈述着显而易见的事实。

他亲切地笑了。“人类生命是珍贵的。每天醒来，我都知道自己能拯救一些生命。所以你瞧，我有一份世上最美好的工作。”

就在返回墓园的路上，有一座纪念2015年4月在海上失踪的17个灵魂的纪念碑。它被称为海难希望，由埃特纳火山喷出的熔岩制成，这座火山笼罩着整个卡塔尼亚。纪念碑周围环绕着17块石碑：每一块上都刻有一句《迁徙》诗中的诗文，这是一首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所作的诗。当哈里斯和我静静地从一块石碑移向下一块，阅读着碑文，我想到了所有逝去的孩子，所有在海边的月光海岸上的父亲，他们凝视着中间的水域，还有他们谦卑而平凡的梦想：

散沙追随我的步伐，

荒漠的、凿刻的散沙，

海床覆盖物——对某些走过那条路的人而言，

在答案揭晓之前，

是晴天？还是雨天？

我们已来到梦想的海湾。

卡勒德·胡赛尼是《海上祈祷者》（Sea Prayer）的作者，也是联合国难民署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亲善大使。

（翻译：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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